编者按：这是翟玉忠先生写给彭蠡先生的一封长信，就孔子修为、内圣外王、新旧古今等诸多思想哲学问题进行了探讨，值得大家参考。彭蠡先生在国家某部委工作，敏而好学，为当代才俊！
彭蠡老弟：
看到你7月13号的来信，本欲约君详谈一次。最后还是决定写一封信给你，这样能够把你提到的相关问题讲得更清楚——这些问题涉及内圣外王，大本大源的问题，所以很有讨论的必要。
一、“时中”之圣孔子
首先，《中庸》首章“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句话是告诉我们道于大化之中，无所不在，所以后面以鬼神为喻解释说：“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中庸》作者的本意是要我们时时刻刻反省自己的内心，做好诚的功夫。因为源于本心、处于隐微的诚发之于外最明显。所以作者才说：“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道是不能片刻离身的，如果能片刻离身，就不称之为道了，所以说君子对于人所看不见的、听不到的心性和独居行为要始终保持戒慎恐惧；但凡最易见、最易闻的都发端于隐微的大道（天性），所以君子要做好慎独功夫，时时处处反省自己。
过去两千年来，学人在解释这段话时产生了很多混乱，一个极大的原因是没有看到《中庸》有相对应的“说”，其阐释说明性文字就是《中庸》“鬼神之为德”那段，孔子以同样“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的鬼神为喻，说明道无所不在，诚以行道，功用显著，不可隐藏的道理。上面引用孔子的话说“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鬼神所表现的德行真伟大啊！看它也看不见，听它也听不到，但它却体现在万物之中，不可轻视它的存在。天下的人都斋戒净心，穿着庄重整齐的衣饰去祭祀它，它们无所不在啊！好像就在你的头上，好像就在你左右。《诗经》说：“神降临的时刻，不可揣测，岂敢怠慢不敬！”形象隐微却功用显著，诚就是这样不可隐藏！
君将“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移用于历史现象，未尝不可，道固委蛇，世有盛衰，这是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关键是我们自己——具有能动性，可以“为、不为”的人如何做。若于人事，侈谈“中庸”、“非中庸”皆是道，那实际是糊涂帐，离圣贤大道远矣。
君说孔子昧于历史变迁，春秋大道，“不识时”恐怕亦不恰当。孔子一生推崇周礼，但未曾株守周礼；孔子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影响直至今天（如大同、小康），不可谓其失败。孔子厄于陈蔡，命悬一线，察其言行，玉忠知其得道深矣，可谓“识时者”。
公元前489年，年迈的孔子怀着经济天下的理想，应楚昭王之邀南行。陈国和蔡国的大夫认为孔子若为楚所用，则两国危矣，所以将孔子及其弟子围于旷野，绝粮达七日之久，弟子多病者。而孔子仍与弟子“读诗书，习礼乐不休”。在生死关头，君子固穷，这种定力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
孔子累德积义，孜孜行道，却困窘如此，当时甚至孔子著名弟子子路也对圣贤之道产生了怀疑。他直接质询孔子：“我听说：‘行善的人，上天会让他幸福；作恶的人，上天会降灾祸给他。’现在先生长期积累功德、不断奉行道义、心怀各种美德，行善的日子很久了，为什么目前处境却变得这样窘迫呢？” （《荀子·宥坐第二十八》原文：子路进问之曰：“由闻之：‘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
于是，孔子对子路的答语成了一代圣贤对后世的伟大教诲——因为孔子揭开了性命之学的根本所在：修身以俟命！何谓（人）材？何谓（天）时？何谓命？何谓学……
学人若仅以为孔子不能用于当世，不能通达显赫于当时，就认为他是失败者，则误人误己多矣。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个人修习大道，不是为了功成名就啊，而是为了能够做到“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这是才是真定力！
我们生于斯世，修学、行事是有本末的——现代大学教育竟以为有了知识、得了文凭就是学习，赚了钱、有了权就是成功，简直愚不可及——面对那些涉世不深的轻年，是可忍，孰不可忍！
孔子在生存危机中的教诲发自肺腑，字字玑珠。穿越2500年的时空，我们能听到如下的教诲，何其幸也：
“仲由啊，你还不懂啊！，我告诉你：你认为有才智的人是一定会被任用的吗？王子比干不是被剖腹挖心了吗！你认为忠诚的人是一定会被任用的吗？关龙逢不是被杀了吗！你认为劝谏的人是一定会被重用的吗？伍子胥不是在姑苏城的东门之外被碎尸了吗？得不得到赏识作用，这要靠时机；有德才还是没有德才，这就是各人的素质了。君子博学多识、深谋远虑却碰不到时机的多着呢！由此看来，不被社会赏识的人是很多的了！哪里只是我孔丘一人？！再说白芷、兰草长在深山老林之中，并非因为没有人赏识就不香了。君子学习，并不是为了显贵一时，而是为了在不得志的时候不至于束手无策、在忧患的时候也能意志不衰，懂得祸福死生的道理而心里不迷惑。有德才还是没有德才，在于资质；是做还是不做，在于人；是得到赏识还是得不到赏识，在于时机；是死还是生，在于命运。现在有人生不逢时，那么即使贤能，他能有所作为吗？如果碰到了好的时运，那还有什么困难可言呢？所以君子就要广博地学习、深入地谋划、修养身心、端正品行来等待时机。” （《荀子·宥坐第二十八》原文：“由不识，吾语女。女以知者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以忠者为必用邪？关龙逢不见刑乎！女以谏者为必用邪？伍子胥不磔姑苏东门外乎！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
彭蠡老弟，真希望你能三复斯言，行之于身，当得大受用。
风物还需放眼量，孔子生前在政治上没有功成名就，但完全不是“不识时”。我常常想，是否正因为孔子在政治上的不得意，才造就了他“万世师”的道德精神境界，他对大同、小康的追求也成了中国人执着千载的政治理想——若孔子安然至楚，吾辈何处听此金玉之言！
世间机缘，多不可思议之处。日用之间，吾辈凡夫俗子所努力者，亦不过“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而已，岂敢有他心！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吾信之！吾信之！
二、学无新旧、古今
当代著名学者爱新觉罗·毓鋆（音yù yún，1906~2011年）曾有一句很好的话：“中国文化没有古今、新旧，只有先后，看你能不能做到先时。古人的智慧，讲就够了，思想还有新旧之分？会用，都是新的，不会用，都是旧的。”（邵延枫：《大隐》，载《北京青年报》2014年06月29。）
一种学问，是古是今，是新是旧，区分的标准不是产生的时间，而是是否有效用。现代学术的发展，各种思想观点可以说是目不暇接。遗憾的是，其中多数都是学人师心自用，闭门造车，没有太大用处。我看那种学术，都是“古的”、“旧的”，尽管它们也产生于当代。
这里我想说明一下自己作学问的基本理路：研读圣贤之书，修习圣贤之道。
十多年前，当我注意到社会现实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大时空尺度下的因革损益过程时，我就以一个简单的逻辑开始自己的研究：欲复兴中华，必先复兴中华文化；欲复兴中华文化，必先读通古今圣贤书。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才发现圣贤书中有大道在焉。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国的灵魂，更是解决当代世界问题所急需的——五年前，当我写作《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一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已经有了这种明确的认识。
那么我为什么不断地要学人注意“道术未为天下裂”时的圣贤之道——特别是黄老之学呢？因为我看到，世界上的知识有超载时空的“经”在焉！我希望学人能先守经，再达权；先返本，再开新。不要一下回到与中国迥异的古希腊，言必称之，这是极其危险的“穿越”！
以中医为例吧。
中医有好多经，比如《黄帝内经》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但它仍然是新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奠定了一种医学范式的基础，所有好中医都要仔细研读的；还有很多方子，这样方子可以说是术层面的东西，也有一两千年的历史，现代中医还要用呢？医生会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对方子“因革损益”。比如我抱怨煎好的药有点若，慈悲的黄医生甚至给我加了好多大枣在里面，味道就得到了改善。我曾问黄医生，我说你太迁就我了，他说不是，首先大枣本身就补血补气，另外我的药要吃几个月，若味道很不好，会影响整体疗效。
为什么举中医为例呢，就是中医人们仍在用。而轻重术、黄老学、名学、礼学、性命之学，这些学术早就不为一般学人所知了。我曾问过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他们连轻重术这个名子都没有听说过。所以我就到处宣传这些经。或许正是因此之故，可能会发生“古为蔽”的现象，甚至囿于“古经古法”，一如沉迷于现代性中的世人“今为蔽”——这是我要警惕的！
我本人并不反对以现代为对象的研究，亦努力支持过一些朋友关于现代政治经济模式的研究——这你是知道的。当然我私心希望朋友们兼通古今，结果大体是失望。有人研究了日本模式就死在日本了，言必称日本！当然人家成专家换面包吃也没有错，人总是要吃饭的！
毓鋆老先生曾撰写过多部著作，后来自己悉数焚毁。我不赞成那样做，因为自己深刻体会到：再回到有清以前的经学不行了，再走孔子的路子不行了。
孔子的学术路线归本于西周王官学，以诗、书、礼、乐教人，到清代已经扩充为十三经。同西方接触几百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经学没有办法为现代化提供足够坚实的思想资源，所以我归本战国、秦汉时集百家之大成的黄老之学——表面这是一小步，实际上这是一大步——至少我个人这样认为！
在阐述诸经时，我也没有走注疏的老路，而是尽力择其有用于时代者阐发之——在保持中学内部独立性的同时，特别注重中西的对比。我们不仅要学会从西学的角度看中学，还要学会从中学的角度看西学，后者尤其困难——因为“五四”后的中国学人很少相信，中学有其“先进性”的一面。
君说“内圣之业可以循古多求证，外王之业则必通于时世，合于变数”，这实际上是将道与术割裂了。内圣之业有那么多修行人作榜样，他们有那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外王之业有那么多术、那么多“方子”就不值得我们学了？岂不怪哉！
学不是照搬，还要有权变。中国政府反恐学习了法家的连带责任制度，重其轻者刑事原则，现在还在严打；但反恐是新问题，涉及民族主义、国际地缘政治诸方面，这是古圣贤没有遇到过的，需要当代人的智慧——这里就有经有权，二者缺一不可！
上午我去河北老家的白羊峪长城游玩，历数百年无人修缮，明代长城尽管残破不堪，却依然雄姿依旧。那么大的工程，要有怎样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啊！以当时的技术条件计，远超过当代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建设吧！明代前期的中国似乎并未成一盘散沙。
悠然漫步在长城脚下，在当地人黑红的面庞上，我努力寻找当年守城将士敏锐侦敌的眼神，但我看不到一点痕迹。因为地缘政治形势变了，长城早已失去了它的本来存在意义——防御功能。
而学问不是长城，它是北极星——那些伟大的圣贤之道永远高悬在人类历史的天空，指引着迷失的古今人类——这是我学习圣贤之学最深刻的体会！
三、“道路”的力量
君能于历史规律中拈出“道路”一词，是了不起的。本来法无定法，由于因缘不同，历史进程必将迥异。且“道路”让我们关注复杂系统的路径锁定现象，最初的文明范式可能成为一个文明发展的基因——一些人谈论中国问题，一切以西方，特别是一时最为强大的美国为标杆，想来何其愚蠢！
现在庙堂之上亦注重中国道路，强调道路自信。问题是：脱离中国文化土壤的知识界已经不能用他们头脑中的西方概念解释中国道路了，因为他们不知事物之“起始”，就难以说明“方向”，更别谈什么“纲纪”！
西方人不熟悉轻重术用公共财富为国理财，林毅夫教授最近强调“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就已经让我念几天阿弥陀佛了！毕竟他的理论框架里边还是有中国现实的，不像一般经济学家那样天马行空——不是骂垄断就是骂专制，老是着急中国为何不成美国，故宫为何不变白宫！（参阅林毅夫：《为什么主流理论指导政策很失败？》，http://www.cssn.cn/jjx/jjx_gd/201407/t20140711_1250207.shtm——访问日期：2014年7月16日）
但道路并不是说智愚、顺逆全不讲了。比如在公私的问题上，现代西方社会重个人权利，个人产权，中国传统社会讲无私，公理，重社会整体的和谐富强，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历史道路。
在西方个人主义膨胀已经产生的诸多问题的今天，我们是不是要向西方世界推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呢，一如西方宣传自己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确被一些人不恰当的利用了，但放在西方的历史中，一些“普世价值”不能不说有进步意义——只不过这种“进步”大体只适用于西方。
事实上内圣与外王，道与术是一以贯之的，修养身心与经世济民不能一分为二，不能内圣重古，外王重今。我们修行人常常讲无私无我，舍己为人，这与《礼记·礼运篇》讲的大同之世不是直接相通吗？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年年初，我在河南灵宝的介子推祠前（在函谷关附近）为大学生领读这段话，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为什么大同理想会吸引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原来它植根于人类的本性、宇宙大道之中！
道路，包括中国道路，是不能脱离文化和历史传统（中国有大道文化）而存在的。中国学人要归本希腊，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问题！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几乎鼓吹、移植过西方的全部主张，但现在的国家组织形式和政治组织形式还是不似美国和欧洲诸国，而是更似秦汉——大统一的郡县制，官僚主导的、代表整体利益的中性政府……
联省自治可以占领整个思想界，自由民主可以占领青年的头脑，但现实就是现实，书本不是现实——这就是“道路”的力量，从两千年的历史一直延伸到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这是“大道惟真，不涉利害”难以概括的——里面还有更为丰富的内容。
毛泽东主席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云：“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正道尚如此，况非正道乎——君其慎哉！
就写到这里吧。谈不上“拨君之乱，反君之正”，就是借此机会同你交流一下学习心得。
再谈！
玉忠
2014年7月16日星期三
彭蠡信件原文：
翟哥：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诚哉斯言！
所谓不可须臾离也，非尽是一己践行须循道而为，更是大化流行，道在其中。
文人好执著而不自知，动辄大非时世，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为遁词，标榜清高愤世嫉俗。实则昧于大道，不知“世风日下”亦是大道，否则能断然而弃之乎？为什么秦以降会有数番王朝更替，难道一姓天下万世不替为大道昭彰而王朝更替有悖大道？有上有下，有兴有衰，有陵有夷，大道皆然。有中庸也有非中庸，亦如是！因此，我以为孔子昧于春秋大道嬗变矣，是谓“不识时“而非“不机遇”！
兄发宏愿，明大经、宣大道，其志让人钦佩不已。与兄交，受益匪浅，诚可谓“良师益友”也。但近来，一念愈来强烈，颇觉兄似有囿于“古经古法”之嫌，而昧于时世大道。此中之意，非不解兄溯源正本必在古史，而是取法旨、奉古贤过甚。大道在于流变，非流变则无须寻大道；大经在于合时世，非时世则行知一体岂不谬乎？故内圣之业可以循古多求证，外王之业则必通于时世，合于变数。
弟行年三十有几，常有感昧于大道之耻，切于众说中思之，于实事中求之，于历史中证之。中国兴衰治乱，最为宏富。东西文明隆替，最为鲜明。拈来“道路”一词，始觉能解，天下众说莫能在肯切方面超过此词。道路，无论是一己之思智愚，还是一国之行顺逆，皆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方向、在于起始、在于纲纪，最终是势蓄而道成。所谓“大道惟真，不涉利害”最能诠释其旨。
历事有限，求道也浅，上述之言虽胡乱无绪，却是诚言真语，愿兄思之。错谬之处，敬请不吝赐教，拨我之乱，反我之正。
彭蠡
2014年7月13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