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学者，在这里听大家的一些发言后，学到了许多东西。可能经常上网的人也知道，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批评蒋庆先生的，另一篇是批评康晓光先生的。在此我愿将自己的理由说明一下，欢迎听到大家的批评。
 
    我对蒋庆先生的批评，针对的主要是他的《政治儒学》（三联书店，2003年）表现出来的两点理论事实。第一点，他在一些简单的常识性史实上有误判和误用。比方他说：“儒家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已成了东亚各国自身的传统，形成了一种区别于西方与亚洲其他地区的独特而一统的东亚政治文明。东亚各国人民千百年来均在此东亚政治文明中安身立命，生息繁衍，过着儒家式和谐而稳定的政治生活。”（该书第381页）我觉得蒋先生这个判断与东亚历史的出入是很大的。道理很简单，东亚人民千百年的政治生活并不稳定和谐。我想这不需要对东亚历史事实罗列或举例大家也是能明白的。这里，我并不是说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有多好，也不是想说东亚或中国传统社会有多坏。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应该对传统社会有一个基准的、符合常识的判断，有一个对人类在不同时段的生活状况的基准的、符合常识的判断。我觉得不该对于传统社会及其生活状况有过高的、比较乐观的估计。从整体上说，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并不太好，包括汉唐这样的盛世也是如此，至少不如我国人民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生活。同于我在上面对西方社会的理解，我也不是想说我们今天的社会如何地好，我当然也明白今天中国社会充满各个层面的问题和矛盾，知识分子有必要依靠自己微弱的思想批判力量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但是，从历史发展和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充满矛盾和问题的当代中国社会仍然要比以前传统社会要进步和富裕得多，人民生活要好得多。因此，我觉得蒋先生有不顾西方社会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对比事实而只一味美化东亚或中国传统社会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缺乏事实作为根据的。其实，蒋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仅有一个坐标轴，那就是他自己理想化的儒学。他认为传统中国或东亚社会符合他心目中的儒学，实际上，这样的儒学只是他自己头脑中抽象出的儒学，这样的东亚传统社会也是在史实方面不易论证的。
 
    第二点，蒋先生《政治儒学》的论证过程存在一些简单的逻辑错误。比如，在谈到普世伦理时，他认为：“制定所谓‘全球伦理’要求所有文化传统中的人共遵之是不现实的，不必要的，也是无效力的。”（该书347页）。但是他却认为各民族圣贤抽象而得的各个民族的伦理有效力，比如他说：“基督教民族遵循的是耶稣教导的‘金规则’，伊斯兰民族遵循的是穆罕默德教导的‘金规则’，印度民族遵循的是筏驮摩那和佛陀教导的‘金规则’，中华民族遵循的是孔子教导的‘金规则’。”（该书344页）我们知道，从具体的现实内容提升到抽象的理论层面，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逻辑关系，这是人类认识的的基本程式。而且，这种抽象程序可以层层进行。各个民族从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抽象出自己的伦理规则，然后用它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这样，伦理规则的现实价值得到体现，人们的实践活动也得到规范。为什么普适伦理就不能对整个人类发挥这种作用呢？从各个民族的伦理再提升一步进展到普世伦理，这只不过是按照基本逻辑上前进一小步而已。这有什么复杂和艰难之处吗？蒋先生认为：“伦理的历史文化属性决定伦理的权威来自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长期的历史积淀与文化认同赋予了各文化固有伦理以权威和效力，使其伦理变成了一种习惯、一种传统、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群体记忆，最后变成了某一群人自觉服从的当然律则。”（该书344页）大致说来，这段话如果从正面来理解是有些道理的，虽然如果仅仅这样理解“伦理权威”仍有略显简单之处。但是，如果以此来否认普世伦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有逻辑问题了。因为，如果在时间中展开的各民族的历史可以建构各民族伦理的权威，那么，普世伦理也应该在人类的历史中建立起来。在全球化潮流滚滚向前的今天，难道我们不能推论出普世伦理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将要展示出的某种程度的权威性吗？我明白，蒋先生正在努力持守一种非常明确的文化民族中心主义，但他对此的论证却采用了违背基本逻辑的方式。退一步说，即使这种文化民族中心主义有价值和道理，蒋先生这种论证方式也只能起到恰好相反的作用。实际上，在当代中国思想条件下，看清蒋先生论证中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多么复杂的理论难题，而仅仅根据简单的逻辑就可以做出判断。
 
    在此我还要说明一点，我之所以对蒋先生提出批评还基于一个相当基本的思考。那就是在当代中国思想界，对推出了十几年的蒋先生的“特立独行”或说“奇思妙想”的观点，很少有人做过一些批评，相反却有人予以默默认可甚至“热烈欢迎”。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奇怪，我搞不清是学者看不清啊还是看清后因为某种原因而不说，但这种沉默表征当代中国思想反应能力上的某些缺陷。因此，我觉得应该做出一种反应，虽然我的反应本身也可能有某些问题和不足。
 
    我还有一篇文章，就是对康晓光先生的“国教说”的批评，这篇文章比较长，有些论者在网上和我讨论过。在此，我愿意说明自己不接受康晓光先生的“国教说”的原因。在当代中国，儒学能不能成为国教至少有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儒学能不能成为宗教？在当代中国儒学中的确有一种势力作为宗教存在，那就是香港的孔教学院，但是它的影响力非常微弱。目前院长汤恩加先生的重要工作可能还是给各个高校、各个地方送孔子像。这并不是说汤先生的工作不好，恰恰相反，我认为这种工作对于弘扬传统文化是有意义的。但这毕竟离一些先生的国教期望太远了。儒学之所以在当代作为一种宗教的影响这样微弱，原因当然很多，其中理论上的一个原因是它本身它不具有神秘层面和彼岸层面。如果想建构成一种具有重大影响的宗教，没有这两个层面，我觉得在当代世人和国人的思想条件之下，是很少有人会接受的。这是儒学在当代中国不能作为宗教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素质原因。开个玩笑，儒学本身存在的宗教理论素质上的缺陷是可以通过和“法轮功”对比彰显出来。后者产生这样大的恶劣影响原因当然也很多，但李洪志编造和剽窃来的神秘层面和彼岸世界无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儒学想要作为宗教发挥作用（不管是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没有这些层面恐怕是不行的吧。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否认儒学文献中有神秘性内容和彼岸设定，而是认为这些内容和设定在当代中国已经很难为人们所接受。比如，儒家典籍中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天”范畴，但是它在今天恐怕很难对国人再起到它在历史上起过的心理作用和思想作用了。还需要说明一点是，我从未否定过儒教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实际上无论从思想逻辑上还是国内国际现实状况来看，儒学作为一种宗教不仅能够存在而且还有发展的很大空间。但是，我觉得它的思想素质有不适合作为宗教存在的地方，其中的理论缺陷在当代中国并未得到较好的解决，而且至少目前来看解决起来的难度相当大。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至少在我们可以预见到一段时间内，儒学成为国教会带来一些不可估量的现实问题。这是因为，将儒学建构成国教自然意味着当代中国重大的意识形态变迁。但是我觉得如果从民族的大局出发，就中国未来的几十年的发展来说，进行这样重大的意识形态革命，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冲击和冲撞过于强烈。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目前的综合国力，能不能承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变迁，我觉得是值得怀疑的。在几代人必须面对的、涉及到民族、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面前，我觉得相对来说慎之又慎的态度会更好一些。中国百年历史提示我们，知识者谨慎、冷静、理性、渐进的姿态有利于民族力量的发展和民族整体的前进。

    以上我对当代儒学中两种比较激进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还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两种观点之间也有较大的区别。从理论上来看，蒋先生的观点显得单薄和怪异，康先生的观点则较为充实和深刻。坦率地说，我觉得蒋先生语言表述和思想运作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其语言的贫乏枯燥和思想的捉襟见肘是相当明显的。而我虽然不能同意康先生的一些观点，但却对其学识相当钦仰。我之所以冒学界之大不韪指出对于蒋先生的评价，一是希望蒋先生本人有所自省和改进，二是希望盲信蒋先生者有所冷静和清醒。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能予蒋先生一个实事求是的定位，从而避免他可能产生的误导，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弘扬工作是有益的。同时我也要指出的是，对于蒋先生学术水准的较低评价，并不意味着对其人格的较低评价。虽然我对蒋先生的为人也微有不解之处，但在总体上还是十分尊重的，尤其对蒋先生的探索精神和理论勇气我深为敬佩。也正是因此，我才对蒋先生予以坦诚的、童言无忌式的批评。
 
    最后，请允许我回到这次会议的主题——“共同的传统”，并将再涉及一下对上面两种观点的认识。当代国人的确拥有深厚悠长的共同传统（这里是就我们民族整体而言，至于个人的传统还是存在巨大不同的），但立足于当代全球和全国的层面上，我们不应该将这一传统理解得过于狭窄，仅就思想文化而论，它至少包括儒、释、道三家。在当代中国，有的论者（蒋庆先生较为典型）一谈到传统文化仅仅就儒学立论，有意无意地忽略另外两家的存在，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同时也不利于我们真正发挥传统的巨大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也许认为，释道二家都是出世之学，就入世而言我们只有儒家传统，康晓光先生要将儒学建立成新国教显然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这虽然粗糙地就历史而言是可以大致成立的（实际上如果细说也不太准确），但立足于今天中国现实，立足于整合人类诸多传统的全球化潮流，不充分考虑释道二家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此二者既包括出世的内容，也包括入世的内容（至少可以通过阐释建构出庞大的崭新入世内容）。不仅其入世的内容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儒学及其他各家的缺失，其出世的内容对于从更深的层次上把握人类发展方向及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也可以提供借鉴。因此，无论从基本的史实还是从长远的功用，我们都应该广阔地理解我们共同的传统。而这也是我们思考“中国性”（当然不能仅以传统来理解这一概念，现实状况对于规定这一概念的意义更大一些）的一个基准思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