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围绕儒教问题的争议纷纭起伏的学术背景上，陈明在其一篇洋洋洒洒两万字长文的结尾处写道：“今天儒教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儒学过去是或不是宗教，而在于，对于儒学的复兴来说，对于民族生命与生活的健康和健全来说，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叫作儒教的文化系统或单位来应对解决？”（陈明《中国文化中的儒教问题：起源、现状和趋向》，载《博览群书》2004年第8期）也许参与儒教讨论的有些学者对这句话前半部分不甚赞同，但毫无疑问的是，大家对这句话后半部的问题都是心知肚明的，虽然有人对此并不置一词。在此，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当代错综复杂有时甚至艰危险恶的国内国际局势面前，在各有其理却又互相“拚争打斗”的各家思潮面前，学界如何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回答呢？在我看来，依据不同观者对儒教功能期望程度的差别，这个回答至少要针对两个问题层面：1、作为众多信仰和思潮的一家，儒教是否为当代中国需要？2、作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儒教是否为当代中国需要？下面我们分别讨论。

一

陈明在这个问题中提到“民族生命和生活的健康和健全”，这的确是讨论儒教问题的根本目的，虽然大家对于这一目的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而众所周知的是，民族生命和生活的健康和健全需要一个合宜的意识形态结构来提供思想支撑。从世界各国的思想史和现状来看，具有一个较为稳定的主导意思形态和较具活力的多支思潮、并使它们之间形成良形的互动，无疑是目前民族国家会所能达到的最“不坏”的意识形态格局。这是因为，前者的存在有利于整合民族国家的力量，有利于维护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后者的存在有利于民族国家的思想活力和实践活力，有利于民族国家的胸怀开阔和秩序和谐。当然，这里的前提是前者稳而不僵，后者活而不乱，达到这两者既需要民族国家的执政者高超的领导艺术，也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大局意识的配合，而最为关键的还是需要具备一个合宜的国家体制架构。不过，我们知道，在当代中国思想界，有的人僵硬地执守前者而拚命地压制后者，有的人愤怒地拆解前者极大地推扩后者。在本文看来，二者虽然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都有一定的偏颇处。前一种实际上不利于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后者有时会为社会稳定和发展带来一些麻烦。因此，本文赞同中国目前意识形态或思想中“一主多辅”的格局，认为至少在形式上这一格局宜维持平静和稳定。当然，对于形式格局的肯定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各方内容的的更新和演进。反之，我们还乐于看到和愿意促进各家内容的与时俱进，反对各方的因循保守。

对于当代儒教问题的探讨必然要从目前中国这个“一主多辅”的意识形态现实格局出发。这里的“一主”当然指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这里的“多辅”指的是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及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学等思潮。在这一格局中，重建或振兴儒教作为一种影响不甚大的思潮早就存在，不过目前表现出较强的抬升趋势，尤其是在一些知识分子中的市场正逐渐扩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康晓光先生最近提出的将儒教建构为中国当代国教的观点（康晓光《文化民族主义论纲》，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作为对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诸多问题的反思和建言，新儒教说有其自己的道理和价值。其道理体现在：作为曾经长期在中国历史上发挥某些宗教功能的思想文化系统，作为长达两千多年中国正统政权的意识形态，作为具有深厚民族象征功能和现实指示功能的符号体系，在目前相对较为宽松的思想环境中，儒学重新被建构成一种宗教当然具有虽然不大但也不能否认的逻辑可能和理论本能。而从社会现实来看，香港孔教学院的活动本身就证明至少有人信仰儒学是宗教。另外两个可以参照的例子是：今天韩国的儒教赫然作为全国第三或第四大宗教存在和发展着，而印尼的孔教也在华人社会有着长期和重大的影响。其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家有特色的和中国传统衔接较为紧密的思想，它的存在对于活跃和丰富当代中国思想具有一定效应。尤其是在西方话语在当代中国占据强势地位的局势下，虽然儒教的思想力量处于劣势，但它仍然可以提供一种新的参考和刺激，激发思想的其他可能性。而且，儒教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中国意识形态实践路线，丰富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实践的可能选择方向。坦率地说，这种路线不一定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真正发挥作用，但多一种总比少一种好。这至少征兆着中国规划自己未来的能力的某种增强。二是对于真正的儒教信仰者来说，其对某些优秀儒家伦理原则的践行无疑有利于社会在道德方面的进步。尤其是在当代中国，道德混乱状态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的情况下，如果能有人真诚地在自己生命中体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儒家道德，甚至将它们作为自己的终生信仰而去实践，并积极地宣扬、广泛地推行，这对于提升中国当代社会的道德状况自然可以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

从这样的角度来说，作为诸多思潮中的一支，儒教存在于当代中国当然有其必要，或说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需要儒教。但是，我们也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道理有多有少、价值有大有小，我们虽然不否认建构儒教的道理和价值，但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至少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建构儒教的道理还是相当不充分的，比如，儒学成为宗教（更不用说国教）的基本素质就有较大的欠缺（比如，基本没有可以为现代人认同的彼岸层面、神秘内容），而儒教建构者也没有将此重新建构出来。而且，儒教展示的价值还是相当微弱的。准确来说，在我国目前只有香港孔教学院的一些活动而已，其影响自然不会有多大，其作用主要体现是在文教领域一些不甚重要的活动上。

须说明的是，在当代中国思想界，复兴儒学和建构儒教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后者看作是前者中的一支。虽然建构儒教者都主张复兴儒学，但复兴儒学者不一定都主张建构儒教。也就是说，还有相当一些支持儒学复兴的人不赞同将儒学宗教化的路数。

二

如学界所周知，近来某些学者提出将儒教建构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观点，其中较为典型的还是上文提到的康晓光先生的“儒教国教说”。康先生在此表现出的理论勇气和探索精神的确让人感佩。但他的这一建构时机和努力方向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就建构时机来说，在近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中将儒教建构为国教是不适宜的，这是因为在此期间我国不宜于进行根本性的主导意识形态变革。而这又是由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特点决定的。从大的方面着眼，中国社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特点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诸多层面继续进行大规模、深层次的现代化提升，二是这一提升过程中充满着曲折坎坷且时有危难。前一特点似乎不用多说，这是生活在今天中国社会的人们能够直接经验到的。后一特点表现在我国社会正在并还将会碰触到一些重大的难题，或说我们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中将会遭遇某些艰危的关节点。其中最为不易的首先是台湾问题，这是关系到我国领土和主权完整、民族尊严的重大问题，由于国外势力的插手使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如此艰难。一旦解决不好，什么恶劣的后果都可能出现。其次是我国在发展自己的过程中与美、日等国的矛盾问题。这种矛盾将是长期、多方存在的。如果处理不当，丧失掉一个多世纪的苦斗才赢得的发展时机是可能的。在世界历史上曾有某些国家在逼进“峰巅”时被毁掉的例子，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就是如此。对此，我们应该深存戒惕之心。再次，我国目前一段时间仍然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由于这一转型及其以前积累了各种或大或小的社会矛盾，而当代中国社会还远远没能消解掉这些矛盾，它们的长期存在甚至恶化也对我国社会构成了严重挑战。我们当然明白，任何一个难题和关节点上的失误都可能导致难以收拾、不可逆转甚至不可想象的恶劣后果。因此，在这些问题得到大致至少是方向性的解决之前，根本的意识形态调整是有很高危险系数的。这不仅会影响到这些问题的解决，而且可能导致民族发展方向表现出巨大的不可测定性。社会系统变革中一着不慎导致满盘皆输的例子比比皆是，前苏联就是我们最为鲜明清晰的前车之鉴。因此，任何一个对民族和民众有责任心的知识者都应该对此慎之又慎。也许我们可以设想，在不改变意识形态基本原则和外在形式的条件下，使经济、政治和社会按部就班地自然渐进应该是我国未来几十年发展一个不太坏（说不上多好）的方案选择，至少这对广大民众生活的安宁稳定（不一定是富裕和公平）有利、有效。因此，试图根本改变主导意识形态的儒教国教方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十年内是不甚可取的。 

就努力方向来说，将长达两千年的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建构为当代中国的国教恐怕也不是什么恰当的意识形态建构方向。如所周知，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确在向前演进，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无疑构成一个清晰的演进轨迹。虽然有各种政治和思想势力从不同方向对于这一演进有不同看法，但否认这一演进本身恐怕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对于这一演进过程某一时刻点的某种状况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进行预测，但对于其演进的大方向我们还是可以进行一个基本的把握。在我看来，在未来几十年内，如果中国社会各个方面能保持平稳、健康的发展，主导意识形态至少应该提炼和汲取我国人民在古今创造的所有优秀精神财富，既应该包括传统的儒释道，也应该包括现代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结晶；同时还应该汲取和提炼从国外传来的一切积极思想财富。因此，综合中西古今应该是我们的发展方向。而且，今天宣传的“三个代表”思想已经包涵着某些综合的倾向，比如其中“以德治国”的提法显然就来自传统儒学。将来我国主导意识形态演进方向保持综合的趋势应该是毫无疑问的，而这当然也是全球化的巨大融合潮流对我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而单纯将儒教建构为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明显是和这一方向相背离的，因此，恐怕很难得到大多数国人的全面接受。而如果真正象一些论者所希望的那样实行儒教国教化的方案，也肯定会在国内造成许多理论冲突甚至现实冲突。因此，从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来看，儒教国教化方案也是不甚可取的。


总结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说，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来看，儒教成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既是不太可能又是不太可取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当代中国不需要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儒教意识形态。

三

在上文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当一般性的、也与现实发展趋势相符合的结论：儒教作为诸多思潮的一家为当代中国所需要；但如果期望它成为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则其必要性和可能性都不太大。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并不深奥复杂的结论不但不为一些论者所接受，相反却受到某些论者的带有情绪化的批评。这自然是由于他们汲汲于儒教国教化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来自于他们模模糊糊地从中国历史中抽绎和类比出来的一种心理倾向。这使我想起悉尼?胡克的一句话：“使用不明确的和不可分解的抽象概念的大多数人的心理倾向，是在于使这些概念人格化，并在其想象上赋与它们作只有个别的肉体的人才能作的事情的能力。他们以一种模糊的形象来替代了一种明确的观念。”（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20页）坦率地说，在当代确实有人有将儒教人格化的心理倾向，并在它身上寄予许多不可能实现的希望。这既使儒教的形象脱离历史变得相当模糊，又使他们自己不能打开视野和胸怀，而仅仅会抓住一个符号（儒教）和几个抽象说辞来抱残守缺。另一方面，他们（不是康晓光）对于不同于自己的观点采取激烈排斥的冲动态度，有时甚至到了不分好坏对错、只要听到对儒说一个“不”字就“扑上来搏斗”的地步。可以说，意识形态负面的狭窄偏颇已经深深影响他们的观念和思想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