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使其在发展的逻辑上超越了当今世界的发展理论，并使它在超越当今世界发展理论的三种逻辑的同时，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复兴战略。

　　一、经济增长的逻辑矛盾

　　增长(尤其是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这已基本上成为大家的一种共识。但是，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的观点能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并将国民生产总量增长作为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1960-1970年)的目标”?为什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还那么容易接受加快“资金积累”、“做大蛋糕”实现增长的发展理念?甚至唯GDP，把GDP当作考核干部政绩的指标?这里有把“增长”看作“硬道理”、把“增长”等同于“发展”等片面理解与认识的原因。但是，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一方面我们说增长不等于发展，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通过“增长”来实现“发展”。问题在于：为什么片面理解“增长”、通过“增长”来实现发展会导致“增长”的误区、“发展”的陷阱?其实质在于“增长”客观上内含着以下五个逻辑“悖论”：

　　一是愿景与现实的悖论。经济增长的“诱惑”在于它是“看得见”的好处。然而“经济成长”、“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与重组的过程，经济成长不可能像人们所期望或直观感受的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复杂的社会经济活动使人的期望、愿景与当下的感受、现实的结果始终是有矛盾的。不懂或忽视这一内在的矛盾，一味地强调“经济成长”、“经济增长”，最后必然不能摆脱现实的困惑：即经济成长了，但它并没有改变当时“起飞”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反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如社会的两极分化、动荡不安。

　　二是富裕与贫穷的悖论。经济增长是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条重要路径。但是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却导致了富裕与贫困的悖论。原因在哪里?(1)追求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行为方式的问题。如把经济增长作为工业化、现代化的唯一目标，而忽视社会公正、平等与幸福，忽视法律、道德等方面的建设，必然会拉大富裕与贫困的距离;(2)社会分配不公，缺乏对社会财富进行合理分配与调控的机制;(3)不同国家和地区原有的自然环境、经济基础、基础设施、信息传播以及思想观念的差异。可以说，通过经济增长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产生富裕与贫困现象的原因，是客观的可能性加上主观片面性的诱导造成的。

　　三是发达与落后的悖论。在我国，东西部由于原有发展基础的差异，在追求GDP、追求经济增长的现代化的目标中的差距不仅存在于经济增长的起步时期，同时将贯穿于我国经济增长、发展与现代化的始终。认识与把握我国各地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中“发达”与“落后”的悖论，(1)要认识经济增长、发展与现代化的推进，其发展是不平衡的;也正是因为有不平衡、有差距，才会有发展，才需要统筹发展，统筹发展就是为了缩小差距;(2)发达地区应更好地向不发达地区辐射，并产生示范效应;(3)不发达地区应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勇于创新，形成适合自己迅速赶超发达地区的发展与现代化战略，避免差距的扩大、“发达”与“不发达”鸿沟的加深，形成发展与现代化推进中的良性互动和可控性不平衡。

　　四是渐进与跨越的悖论。“跨越式”发展作为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所具有的一种历史性机遇，它对任何国家和地区来说，都是可能。同时，实施“跨越式”发展将打破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渐进”发展模式，打破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平衡，从而产生种种问题和矛盾，反过来制约“跨越式”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跨越”与“渐进”是一个悖论。不少地区和城市不仅将“跨越式”发展等同于“高增长”，而且扭曲和滥用“跨越式”发展：或是在“跨越式发展”的口号之下，争速度、上项目、铺摊子、盲目扩张;或是在“跨越式发展”的口号之下盲目攀比，或是在“跨越式发展”的口号之下搞不切实际的“产业升级”。扭曲或滥用“跨越式发展”，导致“跨越”与“渐进”悖论的解体，而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危难。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正确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不仅要善于把“跨越”的历史性机遇变为现实的可能，而且要善于面对打破“渐进”发展而带来的种种挑战。

　　五是解构与重建的悖论。经济增长客观上会促进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发展与现代化。但是，发展与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社会结构的解构与重建的过程，发展与现代化促进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变迁中的该国、该地区的社会结构，就是该国、该地区的“互动场域”;社会作为一种“互动结构体”，其“场域互动”处在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中，或者说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在该国、该地区的“冲突式互动场域中”，冲突可导致该国、该地区的社会结构的解构，互动则是该国、该地区的社会结构的磨合与重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伴随着发展与现代化进程而重建的社会结构，将在新的社会结构平台上开始新的“冲突与互动”。

　　认识经济增长逻辑内蕴的五个悖论：一是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由经济增长走向发展与现代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上述悖论;二是“悖论”如同上下、左右、男女、天地等是矛盾的统一体，在矛盾转化条件不成熟，不善于认识、把握和利用增长、发展中的“悖论”，随意破坏“悖论”，常常会导致矛盾激化，如发展的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化;三是在正确认识与把握“悖论”特征与规律的情况下，能使“悖论”处于从增长走向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中“可控”的和谐环境与条件之下。

　　二、现代化逻辑的“现代化”

　　经济增长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变动、社会结构的转型。但是，“经济成长论”或“经济增长论”只讲经济“成长”(增长)，不讲社会变化发展的逻辑认知、逻辑判断的失误，很快被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世界现代化理论所淹没。

　　现代化逻辑涉及的问题较多，但它的核心概念是“传统”向“现代”的转变问题。20世纪60-80年代国外的现代化理论都认为，“现代化”是一个逐渐消除“传统”特征，同时获得“现代”特征的过程。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彻底的转变过程、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是一个内在的过程，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趋同化的过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参见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政治和发展》，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但是，20世纪60—80年代国外的现代化理论有三个明显的缺陷。(1)理论模式与事实之间的矛盾。即以对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和经验的总结来套用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常常难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所遇到的种种问题。(2)对“传统”与“现代”这两个概念及其关系的理解过于简单和抽象。“传统”和“现代”并非是对立的两极，“传统”不等同于“落后”，“现代”也不等同于“先进”;同时，“传统”、“现代”以及现代化过程都不是脱离具体时空条件的，不然，就难以避免沿用、套用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模式而带来的困难和失误。(3)种种现代化理论都偏重于定性研究，缺乏定量评估与分析。

　　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反思现代化的理论与历史经验。1988年，有学者提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认为第一次现代化是以发展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经典现代化，而第二次现代化是以发展知识经济(新经济)为基础的新现代化。“两次现代化”的观点，开拓了现代化研究的新视野，但它偏重的是现代化发展阶段的量的分析与判断，缺乏对现代化的本质尤其是社会现代化本质的分析，缺乏对现代化过程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异的分析，缺乏对绝对现代化与相对现代化辩证关系、辩证逻辑的揭示。

　　从对“现代化逻辑”、“现代化”的概要解读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后现代化”理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都将“现代化”作为人类奋斗的目标，都以现代化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探讨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策略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要解决的都是“发展的现代化逻辑”问题。不同视域中的“现代化逻辑”，都有其合理性，都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对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逻辑解读。然而，现代化作为一个过程概念，它的本质是随着现代化实践的深入而深入，并逐渐显示其深刻本质特性的。因此，我们既要把握“现代化逻辑”的历史脉络，又要站在新的时代背景条件下发现现代化新的本质特性，完善“现代化逻辑”。

　　三、生态逻辑与生态主义逻辑

　　人类对发展的“生态逻辑”的认知与建构，在20世纪经历了长达40年的艰难历程。直到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才基本完成了发展的“生态逻辑”的建构，人类对发展的认知开始进入了一个“自觉”的状态，规定了发展的合理“权限”，即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能损害后代人的发展需求，这种发展的合理“权限”虽然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乃至个人那里都是有差异的，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发展合理“权限”的合理价值。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以可持续发展为内核的“生态逻辑”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生态逻辑”，在其历史建构的过程中一再面临挑战。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曾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它既向人们提出了生态环境方面的警告，又引发了全球性的“发展是否有极限”、“是停止增长还是继续发展”的争论。20世纪80年代生态运动中的“深绿派”与“浅绿派”之争，“浅绿派”反对破坏环境的技术，“深绿派”则否定一切技术，主张“生态原教旨主义”。有些人甚至主张“人类应该重返原始的朴素技术，每个人都应尊重手工劳动并从事农耕;人们应该在自己居住的地块上，凭着自己的双手来谋生”。显然，他们从生态中心主义走向了反人类中心主义。这也表明，只要在“生态逻辑”方面多跨一步，就可能走向片面、极端以致形成以生态为中心、唯“生态”为是的“生态主义逻辑”。

　　四、“科学发展”逻辑的历史超越

　　“经济增长逻辑”、“现代化逻辑”、“生态逻辑”是人类不同时期追求发展与现代化过程中对“发展逻辑”的认知与建构，并成为不同国家追求发展与现代化过程中的选择。科学发展逻辑对“经济增长逻辑”、“现代化逻辑”、“生态逻辑”的历史性超越，集中体现在它的发展的辩证逻辑上。我们把科学发展的逻辑看作是一种辩证看待发展、辩证解决发展与现代化过程中人与自然、社会的种种矛盾的辩证逻辑，实际上是吸收了“经济增长逻辑”、“现代化逻辑”与“生态逻辑”的积极成果，在“发展的逻辑”上实现的一种新的历史性变革，其主要标志有以下两个方面：

　　1.科学发展的逻辑是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

　　科学发展的历史逻辑有二。(1)科学发展是对发展理论的历史继承和超越。科学发展既吸取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对“发展”、“发展理论”(如“发展经济学”、“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等)研究的成果，又在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面对种种新的发展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实现了新的历史性超越。(2)科学发展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延续。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在当代科学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从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到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明确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一脉相承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科学发展的现实逻辑，着重强调科学发展观既从战略层面确定了当代中国的发展和民族复兴战略，回答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21世纪应如何发展、依靠谁发展、进而实现民族复兴等问题，又从当代中国发展的不平衡现实出发，提出了如何通过“统筹”的方法，实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人与自然、社会之间协调发展。科学发展的现实逻辑又蕴含着对未来的关注、对未来的期待、对未来的历史责任，强调发展不仅应该是全面、协调的，而且应该是“可持续”的。所以，科学发展的逻辑能超越“生态逻辑”的可持续观念。

　　2.科学发展的逻辑是自然逻辑与人文逻辑、社会逻辑的辩证统一。

　　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自然逻辑、人文逻辑与社会逻辑的辩证统一。

　　自然逻辑强调的是：在发展经济的活动中，或在处理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时，科学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学会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这是自然逻辑的本质要求。

　　人文逻辑的凸显有其历史渊源与现实需求。以人为本的人文逻辑，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古代。从现实需求看，以人为本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价值理念，包含着对“人”的理解和对“本”的理解两个方面。这里所说的“人”是现实的人的发展，是为满足人民需求的发展;以人为本，究其实质也就是以人民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以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的出发点、目的和归宿，承认并尊重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解放人、发展人的价值观念，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的人文逻辑还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的层面，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去促进发展，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创新精神。

　　社会逻辑突出了全面发展、协调发展以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三位一体”的发展逻辑。“全面”是从发展的横向维度阐述了科学发展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四位一体、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发展体系。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逻辑在内容上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协调”是从发展的结构维度出发，要求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协调发展，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调发展，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协调发展，实现制度、体制、机制、机构相互协调发展，实现城乡、区域、工农业相互协调发展，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互协调发展，实现公正与效率、改革与稳定的协调发展，促进发展的良性循环。“可持续”是从发展的时间维度，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保证人类社会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体现科学发展逻辑内蕴的历史视野、现代视野、未来视野有机统一起来的时间维度。

　　总之，在科学发展的自然逻辑中渗透着人文与社会的要素;以人为本的人文逻辑，其人本性的源头在自然，人本性与自然性本为一体，其社会性，又是人的本质属性，因此可以说，人文逻辑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是以自然为基础、社会为本质的人文逻辑;社会逻辑则在人性化、遵循客观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强调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突出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说，科学发展的逻辑又是“自然逻辑”、“人文逻辑”、“社会逻辑”的辩证统一。科学发展逻辑对当今世界发展理论三种逻辑的超越，使其成为能引导中华民族当今和未来发展的战略指导;该发展战略既体现着当今与未来世界发展的趋势与特征，又是与当今中国国情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复兴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