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铁本”事件之后,2004年7月26日至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上海考察工作时指出,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中,要贯彻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对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因素要坚决加以抑制,同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薄弱环节要采取措施切实加强。胡锦涛同时强调,要大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深入开展执政理论研究,不断完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科学理论指导。 完善国家执政理论,要求我们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人云亦云——为了祖国,我们必须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上个世纪诞生的合作主义——我们的终极目的是为国家提供一种宝贵的思想资源。
在我国,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体系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对二十世纪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并列的合作主义(corporatism)研究却显得凤毛麟角——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是这样。
究其原因,应与合作主义的历史有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实践合作主义的政权有民主政权、法西斯政权和君主立宪政权,但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合作主义却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和意大利政权的专利,是世人谴责的对象。那么历史现实又是怎样的呢?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合作主义同共产主义一样受到世人的高度推崇。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里查德·瓦士本·柴尔德(Richard Washburn Child)对意大利合作主义的印象是如此深刻,在1928年墨索里尼自传的前言中,他这样写道:“我们可以理性地预言,未来将不会有人象墨索里尼那样显示永恒的伟大……元首是时空中最伟大的形象。”1927年,温斯顿·丘吉尔表示:“如果我是意大利人我将全身心地和你站在一起”,“我将穿上法西斯黑衫与你肩并肩地”,甚至一直到1940年,丘吉尔仍然称墨索里尼是一个“伟大的人”。
在英国,另一个对意大利合作主义政权深为敬服的学者是萧伯纳,1927年他指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最终发现墨索里尼的所作所为是一位负责任统治者的应有之义。萧伯纳甚至还帮助成立了“大不列颠法西斯联盟(the 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该组织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意大利那样的合作主义国家。
而对于纳粹德国的经济社会成就,更有许多人对其赞赏有加。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这位1918年带领英国打败德国的英雄在1936年访问德国后公开称赞希特勒是“一位伟大的人”,因为他能够以远见和意志解决现代国家的社会问题——首先是失业问题。约翰·托兰(ohn Toland)在《希特勒》一书中透露,丘吉尔曾在一封信中希望如果大英帝国战败的话,一位英国的希特勒能使自己的国家走上正路——历史是多么奇妙啊——二次大战后,为了解决英国国内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英国两届政府都实行了合作主义。
以下是上个世纪实践合作主义的主要国政权:
名称 国家 时期 领袖
国家合作主义 意大利 1922-1945 墨索里尼
国家、宗教、君主 西班牙 1923-1930 里维拉
国家社会主义 德国 1933-1945 希特勒
国家工团主义 西班牙 1936-1973 佛朗哥
新国家 葡萄牙 1932-1968 安东尼奥·萨拉查
新国家 巴西 1933-1945 盖图利奥·瓦加斯
新政 美国 1933-1945 罗斯福
正义党 阿根廷 1943-1955 庇隆
三伙伴关系 英国 1957-1963 哈罗德·麦克米伦
1964-1970 哈罗德·威尔逊
1974-1977 哈罗德·威尔逊
从上表我们能够看出,无论如何不能将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看作一个独裁政权,那只是他的政敌在总统大选中信口开河而已。“新政”是一个公认的合作主义样板,“新政”的主要设计师是休·约翰逊将军(General Hugh Johnson),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约翰逊将军是威尔逊总统军事动员项目的负责人,由于那一时期的卓越表现,他被委以从大萧条中拯救国家经济的重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1933年,此君成为墨索里尼国家合作主义的崇拜者,并在意大利经验的基础上设计了“新政”。
1933年6月,休·约翰逊将军被任命为国家复兴局局长。上台伊始,他就按照合作主义原则将政府官员、主要工业企业和劳工代表拉到一起拟定法规,最后经总统签署颁布。其中包括一项关于工资和工时的一揽子协定,即总统的再就业法规。该法规禁止雇用童工,规定产业工人每周工时为35小时,脑力劳动者为40小时,产业工人最低工资每小时为40美分。约翰逊在短短一年多里取得的成就包括:使大约200万工人有了工作;帮助制止了通货膨胀的加剧;建立了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童工和血汗工厂。
有人将合作主义看成是人们的一时之需,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物,是不痛不痒的第三条道路。事实上,合作主义是一种独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独立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劳资合作基础上的一种政治经济体系;合作主义否定了资本主义的个人功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指出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组织起来建设有机国家,反过来,国家保障了个人权利的实现。
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合作主义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首先,合作主义能迅速提升一个国家的国力水平。让我们研究一下二战前德国工业投资增长情况:
制造业(以1928年为100,1934至1939年分别为):49 86 116 156 209 256
消费品(以1928年为100,1934至1939年分别为):52 60 75 91 106 120
其次,合作主义能迅速提高一个国家的就业率,大幅度增加社会购买力。合作主义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反对一形式的不劳而获,就业是国家经济政策的中心。以下是1933至1939年德国的失业总人口: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600万 330万 290万 250万 180万 100万 30万
最后,合作主义是一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政治经济模式。罗斯福“新政”中一项重要举措是建立民间资源保护队。在该组织存在的8年期间,共有数百万青年参加了该队,它持续缓解了当时美国社会的就业压力,极大地善了美国的环境基础。另外,“新政”中启动的田纳西河流域开发项目早已成为人类河流治理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