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间大航海

    海禁，仅仅是因为政治和军事原因，与 “重农抑商”毫无关联。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根本在于内需的稳定增长。明朝庞大的经济总量，繁荣的国内贸易，活跃的城市经济，众多的城市人口，富裕的乡村居民，迅速崛起的商人集团，让当时世界各国无不相形见拙。沿海地区的几条外贸帆船，是承载不起“带动”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功能的。

    其实，虽然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但是沿海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的海上走私活动从未间断。海上走私活动已经遍布沿海各地，“福建遂通番舶，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鼎有铜山，各海澳僻，贼之响、窝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所谓的倭寇，都不过是一股股海盗、走私犯组合在一起的海匪，其主力，很可能就是中国人。海禁以来，不少原本在海上讨生活的中国百姓，因为海上贸易做不成，又无商船可劫，索性上岸打家劫舍。他们作案的地点，并不局限于中国。

    《剑桥中国明代史》从多方面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人早已在一个穆斯林国王赐给他们的地方定居了，该地横跨从马尼拉流来的帕西格河，大体上在比龙多地区，那里从当时至今，一直是中国人人来人往居住的中心。”

    “中国与吕宋的贸易资料可以在西班牙首次航行到这一群岛的记录中找到，麦哲伦1521年的记录、罗阿萨1527年的记录，都提到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可以从来自福建港口城市漳州的官员的专辑中看到，当他在1506年赴广东任职之际回访故里时，他得知其亲戚已建了一艘大船，准备与外国人贸易。”

    “海上贸易仍在明中叶盛行起来，间接证据是残存的沿海地图和航海手册及其流通。在16世纪，随着对这类参考资料的需要的增长，一名漳州经商家庭成员在1537年出了第一部刻印的航海手册。”

    经商是百姓谋生重要手段之一，按照儒家学说，政府剥夺百姓赖以谋生的手段，是不道德的。对于海禁政策，长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一直有不小的反对声音。特别是任职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地方官员，以及籍贯是这里的官员，都是主张开放海禁的，只是这种声音长期未能成为主流。嘉靖以来，悄然间，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大有言论自由、思想解放、经济科技文化繁荣之势。面对屡杀不尽的倭寇和屡禁不止的海上走私，在不少官员持续不断地“堵不如疏”的奔走呼号下，隆庆年间（1567—1572年），朝廷终于解除海禁，民间海上贸易迅速出现高度兴旺发达的局面。

    《剑桥中国明代史》从多方面叙述了这一繁胜景象：

    “在马尼拉居住及贸易的中国人的数目，从1570----1571年的40人左右，升至1588年的大约1万人，1603年达到3万人。”

    “1567年海上贸易的部分解禁，使东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一段暂时的大繁荣，当时纺织品、瓷器、漆器被大量运到日本的长崎销售，并运到马尼拉再转运至全世界。当时马尼拉召见厅长官安东尼奥·德·莫尔加详述了中国商人通过马尼拉进行丝绸和其他纺织品的国际贸易的情况……莫尔加在他的货单的最后列了一个杂货类，‘有多少纸张也写不尽这些珍奇物品’。他写的纸也来自中国。中国商人在这项贸易中所以能取得成功，不但是因为他们经营市场上有需要的货物，而且因为知道如何使自己的商品很快适应外国的规格，包括式样。在图样上迎合西班牙人的爱好，这使中国丝绸在进入17世纪之际，支配着世界的丝绸市场。与此相似的是，景德镇的瓷器制造者，特别在1620年御用订单减少后，就转而按照日本和欧洲的风格制造瓷器。……景德镇的陶瓷工特别擅长迎合。他们独特的青釉底瓷器在17世纪欧洲市场上称为‘china’，此字也被用来称呼中国。”

    “在马尼拉，几乎所有航运到新大陆去的货物都是中国人带来的，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及技术性手工工作都是中国人从事的。……西班牙人很快认识到，不论他们怎样地害怕和鄙视中国人，但没有他们的贸易和工业，他们不能生存下去。（在大屠杀过后）中国城内活下来的商人得到保证，贸易可以照常继续进行。”

    “（1573年）驶来（马尼拉）的第一艘中国货船被派出横渡太平洋前往阿卡普尔科。”

    “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有证据显示，在墨西哥城有一个相当可观的中国社区。其他中国人经过穿越太平洋的长距离航行，定居于新西班牙的阿卡普尔科，或一些重要的采矿中心。”

    明朝中晚期，中国商人不仅主导着东南亚市场，而且有不少中国商人定居于美洲大陆。

    至于造船和航海技术，明朝无疑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在叙及明代水运时赞叹道：“仅仅船的种类就证实了明代对船的设计的高超水平”。杰克·戈德斯通说：“除了先进的航海技术，亚洲各国还拥有发达的造船技术和先进的船尾柱舵轮、水密隔舱和大三角帆等远洋航海方面的重要技术。19世纪时，印度洋和中国海面上行驶的船只大部分是阿拉伯三角帆船和中国式的平底帆船。甚至许多欧洲的贸易公司所使用的船只也是亚洲制造的，因为这些船只在同等价格下质量更好。”而船尾柱舵轮、水密隔舱和大三角帆等技术，均属中国专利。郑和留下的海图、针经，则早已出版发行，成为普及民间的航海常识。

    有许多专家认为，这一时期海上贸易，尤其是大量银元存留中国，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中国工农业水平领先于世界，每年，除了中国商人赚回大量的白银，西班牙、葡萄牙人都给中国送来数以万公斤计的白银，日本人也动不动送来满船的白银。《剑桥中国明代史》对输入中国的白银做了细致的统计，数量之大让人心惊肉跳。但是，完全没有必要过高估计其价值----因为以丝绸、瓷器为主的海上贸易，不可能对明朝这一庞大的经济体产生什么“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边抢劫边经商的“海洋文明”仅仅养肥了西欧的几个国家，而明朝的人口约1亿，超过整个欧洲人口的总和，以时下时髦的“对GDP的贡献率”来看，在明朝，国内贸易，无疑会高出海上贸易N倍，而农业的贡献率又远大于国内贸易。海上贸易的成果折算为人均GDP，那更是微不足道了。无怪乎《剑桥中国明代史》说：“显然，说海上贸易是中国明代晚期和清代早期的‘财富的源泉’是夸大其词”。

    银元只是货币，不是财富。中国出现银元，即将银子由元宝改铸成 “大洋”，这，大约是这一时期海上贸易的最大成果。正当基督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并在中国朝廷任职，不断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时候，大批中国商品进入欧洲补充塑造一下中国形象，在西方引发了持久的中国热，倒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成果。不过，这个中国热，于中国无补，对西方却是价值连城。

             鸦片战争因何而起？

    明朝被崛起于白山黑水的努尔哈赤的后裔取代了。实事求是地评价，清朝任何一位皇帝都忠于职守、勤政不辍，甚至没有一人贪图女色、宠幸太监，他们把社稷江山看得比自己的生命宝贵的多。清室后裔，大多比明室子孙有教养、有事业心，少有声色犬马、欺男霸女之徒。中华民族的子孙不应该忘记，清朝帝王特别是康熙、乾隆二帝的文治武功，远胜过明朝任何一位皇帝。正是他们，新疆、西藏、蒙古最终成为中华帝国稳固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我国接壤的东南亚、南亚、东北亚的“朝贡国”，则成为我国边疆安宁的有效屏障。

    因为鸦片战争发生于清朝，就将一切罪过全推倒清朝头上，将清朝300年历史全盘否定，甚至搞什么反清复明，是十分荒唐的。客观地分析，如果鸦片战争发生时，执政的是明朝仁宣之后任何一位皇帝，很可能，中华民族将蒙受更重大、更恐怖的灾难。

    有专家说，清朝拒绝“对外贸易”，搞经济上的“闭关锁国”。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说鸦片战争是为了逼迫中国开放海禁，为了与中国通商，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

    从“通商”角度看，清朝从未实施过的“闭关锁国”。

    清朝初年闭关二三十年，完全是因为战争需要。平定台湾之后，康熙24年（1685年），便“诏开海禁”，以福建泉州、浙江宁波、广东广州、江苏松江为外贸港口，实施多口贸易，相应设闽海、浙海、粤海、江海等四处海关，管理对外贸易。自此，海关制代替市舶司制。长期以来，闽海、浙海、江海三处海关一直生意清淡，云台山的浙海海关甚至没有洋船到来的记录，唯有广东外贸生意兴隆。因此，乾隆22年（1757年），清廷决定关闭其它三处海关，实行广东一口贸易。

    保留下来的粤海关口岸，下辖澳门总口、乌坎总口、高州梅菉总口、海安总口、海口总口等5大总口、43小口，“东起潮州，西尽廉南，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均有出海门户。”

    此外，在蒙古高原的恰克图，新疆诸地等陆地边界，都在开展针对外贸易活动。在新疆，清政府实行的是优待外商的税收政策；恰克图贸易，清朝基本是免税的，优厚程度令人叹服。

    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海上贸易十分繁荣。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仅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价值达120万两。由于欧洲产品质量低劣，中国商品质优价廉，中国始终处于出超之中，鸦片战争前140年间，欧洲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几亿两之多，以致限制开采银矿的中国，白银变成了通用货币。

    与西欧不同，清朝政府将政治和商业分的很清。清政府只管收税，将海上贸易业务完全交给“十三行”负责，用西方的说法，也可算作“特许”吧。当然，说“十三行”垄断也是可以的。长期以来，与十三行打交道的西方国家的“东印度公司”，同样是政府“特许”的进行垄断贸易机构。可以说“十三行”腐败，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也好不到哪里去。英国政府取缔东印度公司的特许权后，这家公司没混几年就破产了。

   如果和阿拉伯人一样是纯正的商人，欧洲人也是和和气气的经商做买卖，清政府的外贸政策绝对没有任何问题，更不会引发什么战争。偏偏在海上闯荡的欧洲人，几乎没有一个正经生意人；这些“东印度公司”，没有一家是正儿八经的企业，而是拥有组建军队、杀人越货“特许权”的海盗组织，捅出了天大的漏子有国王兜着。

    随着欧洲人的到来，亚洲几千年来和平的、自由的、买卖公平的经商时代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谓仗剑经商，即打不赢就“商”，打得赢就强买强卖、屠杀、抢掠、占领。海洋由传统的渔场和商道，变成了海盗的乐园，变成了海盗国家征服他国的主战场。

    自此，这个世界靠武力说话；武力，才是最大的国力。能创外汇，外贸繁荣，不能等同拥有发展后劲，更不等于具备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在此之前，很能创外汇的阿拉伯地区、印度，一个个被英国人的枪炮抹平了。

    明朝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清朝也始终没有发现这一“浩浩汤汤”的“世界大势”。

    如果说清政府存在“闭关锁国”问题的话，那仅仅是思想上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文化政策上。

    清廷几乎完整地继承了朱元璋既定的治国精髓，在集权专制上，更胜于明朝。政治上，乾纲独断，事必躬亲；在思想文化领域，清廷历代皇帝都奉行高压政策，对全体国民实行严厉的、前所未有的精神封锁。有清一朝，基本容不下任何新奇的东西，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还是在科技、文化、教育上，他们无不墨守成规，鲜有创造。伟大如康熙帝，圣明如乾隆帝，都不止一次制造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将全社会创新精神和创造性思维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对全社会推行思想禁锢，拒绝与世界任何文化的交流，最终必然禁锢自己的子孙的思维。乾隆之后的历代皇帝，无不抱着祖宗语录本行事，头脑僵化，行为迂腐。大清国门被西方列强枪炮敲得粉碎，清廷大多数人的神经依然没有传递出疼痛的感觉。恭亲王奕?主导的洋务运动，光绪帝发动的戊戌变法，每走一步都是如此之艰难，在朝廷是如此之应者寥寥。

    清政府拒绝与洋人发生任何官方联系，更不要说与外国政府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了。乾隆皇帝1793年给英王乔治三世的那封信件，实际上是拒绝政府间交往，用当今外交辞令，便是拒绝“两国关系正常化”----因为中英通商是客观存在的，所缺的是：英国政府直接参与了对外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种活动，而中国政府始终置身事外。

    比明朝更甚，清政府对大清版图之外的任何事物毫无兴趣，彻底抛弃了这个已知的海洋世界。清朝建立两百年来，西方列强在印度和东南亚的所作所为，清廷一概懵然不知。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尽管欧洲的海盗船一直逡巡于中国海岸，甚至在鸦片战争前几年，也曾炮击中国水师、商船，但清廷始终坚信欧洲人仅是为了经商赚钱获取“蝇头小利”。当最为热衷于武力的欧洲人发动鸦片战争时，清朝水师的舰船、沿海关隘的岸防炮，竟然匪夷所思地堕落到低于明末的水平。

    清朝时，华夏子孙也不缺乏出海经商淘金的热情。遗憾的是，华侨们在东南亚建立了政府，请求清政府来接管，大清朝廷懒得理睬；洋人在东南亚大肆屠杀大清子民，子民们也曾向清政府求救，大清拒绝理会。对此，斯塔夫里阿诺斯评价道：“这一政策同西方政策形成何等鲜明的对照。西方国家不久就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立贸易公司，甚至随时准备用武力保卫这些事业，反对任何威胁”。洋人在南亚、东南亚胡乱开枪开炮，大清也没有一星半点的危机感。“由此，不可避免的结局是伟大的天朝在数世纪内黯然失色，而西方蛮族此时却暂露头角。”

    中国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民族，对于海洋，中国从不陌生。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不嗜征服的民族，从未将自己的海洋优势转化为对财富的武装占有。亚洲地区的和平环境和中国所处的优势地位，也让中国人仅仅将海洋作为商道。因此，当一种全新的富于攻击性的“文明”从海上进来时，中国措手不及。

    且不管清朝内政上的是与非，仗剑经商的海洋文明告诉我们：忘战必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