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这里就有一个对梅颐献书功过是非的评价问题。
梅颐在古《尚书》久已失传之际，汇辑、保存了这批古籍材料，使当时久已失传的《尚书》得以再现，究竟是他的重大历史功绩，还是严重文化罪过？
自从清儒者辩《尚书》真伪形成所谓“定论”以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形成了几乎一面倒的答案，认为梅赜是一个伪造文献的千古罪人。而我则认为，古今学术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就是东晋学者梅赜献《尚书》案。
在传世的古代典籍中，以《尚书》之纠纷为最多。历史上围绕《尚书》的文体及经义解释，围绕着其来源出处（所谓“真伪”）及传承问题，曾发生过若干次重大的学术论争和辩论。其中影响至大的即是汉代的“今文”、“古文”学派之争，以及宋、明、清以来关于其书“真伪”及“疑古”之争。
这种学术论争，都不单纯是学派或学术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实际反映着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阶级围绕实际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斗争。在这种论争的表层语言现象背后，贯穿着为主导国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而发生的重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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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编纂的《尚书》，在秦末战乱中散佚。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纳李斯建议，焚烧民间私藏诗书，其中《尚书》被列为禁书之重点。民间《尚书》传本多被销毁，仅宫中档案则尚得保存（即“中秘藏书”）。但秦末战乱，项羽占据秦都后火烧咸阳宫，多数宗社档案亦被焚之于一炬。
吕后时代汉惠帝宣布撤销秦政权的禁书令，民间收藏之《尚书》遂得复出。 汉文帝时，年过九十的故秦“博士”伏生（名胜，山东邹平人）于济南传授《尚书》。但是，伏生所传《尚书》，一说并无写本，“失其本经，以口传授”，靠脑中记忆记诵二十余篇。司马迁则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邹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倪宽……”（《史记·儒林传》班固《汉书·儒林传》同）。西汉初著名政治家贾谊、晃错都是伏胜的门生，曾从伏胜学习《尚书》。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当系伏生后学传本。其经文皆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因此汉人称伏胜所传系统的《尚书》为“今文”《尚书》。
汉景帝、武帝间，鲁恭王刘馀拆除孔子旧宅，于墙壁内发现孔子家族一批藏书。其中有《尚书》，以“蝌蚪文”（古文字）抄写。刘馀遂以其书还赐孔子家族人。周代文字汉代已很少有人认识，于是参照伏生所传《尚书》，定其可识者，改写为隶书。这一部《尚书》比之伏生所传本，多出二十五篇。传写其书者，乃孔子后裔中之著名学者孔安国。这一部《尚书》，与伏生所传之今文写本《尚书》多所不同。①
司马迁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史记·儒林传》）司马迁年轻时，尝从孔安国问习古文《尚书》。
孔安国本想将这一套书献奉汉武帝。但不久发生巫蛊之乱，其书遂未能进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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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西汉时代，《尚书》已经出现两个系统的传本，一是济南名儒伏胜的今文传本，一是孔子后裔孔安国的古文传本。
西晋末年发生永嘉之乱（公元307—312年）后，王室倾覆，文物沦丧。“永嘉丧乱，众家之书并亡。”③《尚书》也遭遇再度亡散。
东晋政权南迁，晋元帝时豫章太守梅赜收集到古文《尚书》的一种传本（据说系出自孔安国传《古文尚书》），计四十六卷五十八篇，献予朝廷。④所献书中之33篇内容与伏胜旧传今文28篇略同，唯从“尧典”分出“舜典”，从“皋陶谟”分出“益稷”。“盘庚”篇则一分为二。又从“顾命”篇分出“康王之诰”。此外另有25篇也有所不同于汉传本。
梅氏所献之《孔传古文尚书》，当时即被国家视为瑰宝，立于学官。唐初孔颖达受太宗诏命为之作注，此后遂颁行天下。这个传本一直流传至今。⑤
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四十六卷，其中另附《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这套传本，据后人研究，与汉代孔安国的古文传本并不完全相同。实际可能是晋代民间学者所汇辑的，可能也吸收了晋代出土的《汲冢竹书》中有关文献（如《汉冢周书》等）。这个梅氏传本的《尚书》，成为今文（伏氏）传本、古文（孔氏）传本之外的第三种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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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后，有学者发现，梅氏传本虽然标榜出自汉孔安国，但实际与孔氏传本有所不同。
南宋吴棫著《书稗传》，开始怀疑梅氏献本《尚书》不是古本，南宋朱熹亦表示疑惑。明代梅鷟著《尚书考异》，分析《孔传》和“晚出尚书”（简称“晚书”）的内容，从汉人记载的关于古文《尚书》传授情况、“晚书”的篇数、文体和来源等方面，推测梅传《尚书》应是魏晋间人所作。
清代阎若璩在梅鷟论证的基础上，写《尚书古文疏证》，从《孔传古文尚书》中提出128条论据（今存99条）。自其以后，《孔传古文尚书》并非汉孔安国的原始传本这一结论，得到了定案。
20世纪初叶，胡适、顾颉刚的疑古学派兴起，梅赜开始受到更严重的指责，他被诬指为一个伪造《尚书》的历史文化的骗子。梅本《尚书》不仅不再被列为研究中国古史的可信史料，而且成为被一些学人痛加贬责的所谓“伪书”，所附孔安国传述即使被学者所引述，也一概被称为所谓“伪孔传”。而梅赜，竟然因为在历史中提供了这部孤本《尚书》，而成为饱受诃责的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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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者的主要论据，是梅传本《尚书》与西汉孔安国传本有所不同。其实，这种不同的产生原因是可以研究的。究竟是古事古典在流传中自然产生的异变，还是梅氏向壁虚构的伪造？
随着地下典籍的大量出土，20世纪初盛行的疑古主义思潮本身今日也已受到怀疑和反省。⑥近年间，学术界对保存于各种典籍中的《尚书》片段与梅氏传本作严密对勘比较，发现其中大部分篇章是可靠的。近世商周彝鼎金文大量出土，其文体用语与梅传《尚书》非常相似，一些史料互相映证；更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清季以来疑古者认为梅氏《尚书》出于梅赜所伪造这种说法，作为一种武断的臆测，现在已经愈来愈少有人重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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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即使在宋代，学术界的多数人还是相信梅传《尚书》的可信性。
宋儒朱熹虽对梅氏《尚书》也存有疑虑，但他指出：“对《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
清儒朱彝尊说：“是书久颁于学官，其言多缀辑逸《书》成文，无大悖理。譬诸汾阴汉鼎，虽非黄帝所铸，或指以为九牧之金，则亦听之。”“东晋所上之《书》，疑是王肃、束皙、皇甫谧所拟作”。“其时未经永嘉之乱，古书多在，采摭缀辑，无一字无所本。特其文气缓弱，又辞意不相连属，时事不相对值，有以识其非真。而古圣贤之格言大训，往往在焉，有断断不可以废者。”
纪晓岚说：“梅赜之书，行世已久，其文本采缀逸经，排比联贯，故其旨不悖于圣人，断无可废之理。”他们都在力争梅氏《尚书》作为一部经典的不可废弃。
20世纪中叶以后，现代学者根据考古材料及出土金文，对梅氏《尚书》作了重新研究，有了许多新的结论和认知。
总之，梅氏本虽然未必源自孔壁古文，但实际可以看作《尚书》在西晋时代的一个纂辑佚本。其中有些章节也的确传自晚周，另一些出自历代经师的转述，皆自有传承之源，绝不能称之为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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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以胡适为代表的疑古者怀疑和否定《尚书》，其主观目的，无非是想证明华夏古文明至商代以前都不可靠，认为中国之文明史并没有传说那样久远。然而现代的考古发现则证明，华夏文明之传统，实比《尚书》所记久远得多。
从纯学术的角度看，虽然梅传本之《孔传》并非汉儒孔安国所著，但仍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清儒焦循曾对此“孔传”与“郑玄注”进行比较，他认为“孔传”在许多方面优于“郑注”。
焦循质疑当时（如崔述一类）的疑古者曰：《孔传》即使“论其为魏晋间人之传，则未尝不可与何晏、杜预、郭璞、范宁等先后同时。晏、预、璞、宁之传注可存而论，则此传亦何不可存而论？”
近人金德建在《司马迁所见古书考》中指出，《史记》所录虞夏商周古史，多直接取自《尚书》，而与梅氏传本可以互相参证。证明其书确有本源，绝非晋人向壁虚构之作。
这里就有一个对梅颐献书功过是非的评价问题。梅颐在古《尚书》久已失传之际，汇辑、保存了这批古籍材料，使当时久已失传的《尚书》得以再现，究竟是他的重大历史功绩，还是严重文化罪过？⑦
自从清儒者辩《尚书》真伪形成所谓“定论”以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形成了几乎一面倒的答案，认为梅赜是一个伪造文献的千古罪人。而我则认为，古今学术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就是东晋学者梅赜献《尚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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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审视那些怀疑或否定《尚书》的主要根据，无非是三条：
一是关于文体问题，认为书中词句深浅难易似不统一。朱熹说：
“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的，至于易记的全记不得？”（《朱子语类》卷七十八）
二是篇章问题，疑之者发现，梅颐本篇章与记录中的孔安国传本篇章不符。 三是孔安国传述的真伪问题。梅氏本所附“孔传”，言及汉武帝巫蛊以后事，清儒指出当时孔安国应当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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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第一种论据是十分主观的。20世纪以来商周彝鼎金文大量出土，其文体用语与梅传《尚书》非常相似。如大小盂鼎、毛公鼎的金文铭文，就与梅传本中如《周书》诸诰的语法、用语极相类似。
第二种论据更可以有多种解释。古籍流传，传抄错讹在所难免。《尚书》“武成”一篇，清儒多曾指其为确定的“伪书”。然而1976年陕西出土“利簋”，其铭词记录武王伐商的“甲子”日期，与《尚书·武成》所记时日准确相符。可见被清儒确认为“伪书”的，内容实不伪。
实际上，宋清以来，所谓“伪”书之断案多属可疑及武断。疑古者的立论，往往是根据作者与成书年代的考查来否定书中内容的可信性。其实这两者在逻辑上并无必然之关系。作者之托名或成书年代之早晚，并不能证成书中内容之必然不可信。好辨伪者其所攻讦指摘不过只言片语一枝半节。但其结论却往往大而无当，在方法上惯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术。片面性是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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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代以来，一些不相信那些疑古论点者也一直在努力为《尚书》辩诬，他们对保存于各种典籍中的《尚书》片段，与梅氏传本作严密对勘比较，发现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可信的。
王国维认为：梅颐的《尚书》不可能完全出于伪造，至少也是一个晋代汇集各种残篇的辑佚本。（王氏说：永嘉乱前，《尚书》仍有多种传本流行于世。到梅赜时，这些传本在民间至少仍有若干残篇在流传。梅氏本的编纂者不会不参考它们。西晋初年汲郡出土《汲冢周书》和《汲冢周志》，是记载周代历史的真实资料。梅氏本的编写者也不会不重视、利用这些史料。）
更有趣的是，被清代疑古者断为铁证的关于汉孔安国与梅本孔传年代不合的问题，经陈梦家考证发现：汉晋时代历史中竟然有两个都为《尚书》作过传的“孔安国”：一位是西汉名学儒孔安国，一位是东晋学者孔安国。所以，此“孔传”也并非“伪孔传”也。
陈梦家认为：梅氏《孔传古文尚书》58篇中有33篇确是伏生所传述，“晚书”25篇则来源或有可疑。他认为，梅本所标榜的《孔传》不是西汉“孔安国”所传，而是东晋另一位治《尚书》的学者恰好也叫“孔安国”者所传。⑧
因此，现在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梅氏本虽然不是真正的孔壁古文，但实际可以看作古文《尚书》在西晋时代的一个汇纂辑佚本。其中有些章节至少传自晚周，另一些则为两汉即晋代经师的转述，自有传承之源，绝不能称之为“伪书”。
那么，我们今天就有充分理由来为梅赜彻底地洗冤辩诬：梅赜在古本《尚书》失传之际，汇辑、保存了这部古籍，使失传的《尚书》得以再现和保存至今，这其实正是他对于中华文化的重大历史功绩，而绝非一种文化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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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艺文志》记：“刘馀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几数十篇，皆古字也。”
按西汉未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云：“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於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
②“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③《经典释文·叙录》。
④“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枚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
关于梅赜，《世说新语·方正篇》刘孝标注云：“《晋诸公赞》曰：颐字仲真，汝南西平人，少好学隐退，而求实进止。《永嘉流人名》曰：颐领军司马。颐弟陶字叔真。”
蒋善国曰：“梅颐，据明袁氏嘉趣堂（刊）《世说新语》作梅赜，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作枚颐，《音义》作梅颐。朱骏声说：‘古人名颐字真。晋梅颐字仲真，作梅赜者误。’”
但自《尚书正义》误梅颐作梅赜以来，清代学者多仅知梅赜，而不知梅颐。由郑冲把《古文尚书》传到梅颐，都在永嘉乱前。当时不但《古文尚书》仍传于民间，就是三家《今文尚书》，汉、魏石经本，马、郑《书经》本，都是极平常书。
⑤晋儒皇甫曾采纳《尚书》中古史记述及传说，撰写《帝王世纪》。
⑥我1996年在《诸神的起源》新版序中，痛批疑古主义。
⑦李友仁说：“孔子用作教材的《尚书》是西周时规范整理过和新撰写的《尚书》，到孔子时又有不合当时语文规范之处，孔子又作规范整理，才用作教材，故有孔子整理《诗》、《书》之说。秦火之后，《尚书》不存，是儒生凭记忆背诵记录而成的，因用的是汉代文字，称为《今文尚书》；后又在孔宅发现孔子所用《尚书》，因是孔子时文字，称为《古文尚书》；东晋梅赜又另献《古文尚书》，因是孔子时文字，称为《古文尚书》。
今传《尚书》为《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而真《古文尚书》反而失传。可见这是因为真《古文尚书》是春秋时的语文，已不合汉代以后的语文规范，难以阅读理解，梅赜作了规范整理，和《今文尚书》接近了，所以能和《今文尚书》合编流传至今。
但后人却对梅赜的《古文尚书》冠以“伪”字，未免太轻率了。梅赜若无所据，岂能伪造一两千年前的历史文献？今人不是也在整理古籍，一两千年后原古籍不存，或存而不能阅读理解，或只能一知半解，对照书名或某些内容，多有不合，不也可以给整理之作冠以“伪”字？
历史文献有民间传说和文物古迹可以参证，不要轻易冠以“伪”字，真正的伪作只有小说、戏剧，大家明知其伪，反而不言其伪，愿言其真，追求其生活的真实性，人的思维就是这样奇怪。今人都说《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禹贡》、《洪范》等是后儒补充进去的。有关尧的传说和古迹不多，有关舜的传说和古迹不少，有关禹的传说和古迹几乎遍天下。传说的可靠性较差，但古迹的命名却是可靠的，因为地一旦命了名，叫开了，就会世世代代这样叫，即使统治者为了某种原因改了名，老百姓还会叫很长时间，而且在历代正史的《地理志》中有沿革记载，所以，地名，特别是古迹地名，多数是古代人物历史的有力佐证。 ”这些话讲得极好！（摘自《易学通解》第372页，李友莱坞仁著）
⑧说详陈梦家《尚书通论》：东晋孔安国，字安国，会稽山阳人，少孤贫，以儒素见称，历侍中，太常、尚书，迁左仆射。受诏缀集古义，纪纲古训，传古文《尚书》。（详参陈氏《尚书通论》第137页—15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