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制度”也是治道或治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人讲治国理政之“道”而不讲“政体”，这并不意味着古人不重制度。中国政治思想传统中早就有“制度”这个概念。《周易·节》：“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孔颖达的解释是，“天地以气序为节，使寒暑往来，各以其序，则四时功成之也。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这说明用来规范行为的法令、礼俗等制度对治国理政有多么重要。正因为制度如此重要，后世的儒生们“不独取训习句读而已，必也习典礼，明制度”[51]。

不过，西方思想家从政体的角度谈制度，中国先哲从政道的角度谈制度，他们的关注点不同。从政体的角度看制度，关注点是最高权力归多少人执掌。实际上，即使在君主制下，执掌最高权力的君主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宰执天下。如杨联陞所说，“皇帝可以视为一个焦点所在，但我们也不必将注意力完全放在皇帝身上。不用说，历史上有些皇帝仅仅拥有空虚的头衔而已！当然，即使是精力再怎么过人的皇帝，也不可能只手擎天，统治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帝国”[52]。从政道的角度看制度，关注面更广，包括宪制（礼、乐、律令、典章、制度）、最高权力（皇帝、称号、君权、朝议、宗庙、祭祀、封禅、宗室、藩王、后妃、外戚、宦官、储君、亲王、世袭、继承、废立、陵寝）、中枢机构（宰相、相权、内阁、谏议、封驳）、政府机关（六部、属司、寺监、大臣）、官僚系统运作（诏令、职官、察举、选举、科举、铨选、监察、征辟、漕运、官吏、刑法、赋役、财政、士人、教化、平民）、中央地方关系（封建、郡县、计簿、四夷、安边）以及兵制等。[53]马小红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礼，实际上就是我们近代以来所说的‘法’”[54]。其实，“礼”何尝是一般的法，它其实是高于所有部门法的国家根本大法，是中国古代的另类宪法。

如果治国理政依据的是事物本体的规律，遵循的是道德、道义，使用的是正确的方式、方法，由此产生的政治局面在古代典籍中被称为“世平道明”（汉王褒《四子讲德论》），或简称“有道”，是一种理想状态；与其相反的状态被称为“世衰道微”，或简称“无道”。例如《论语·泰伯》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宪问》记载“宪问耻”，孔子的回答是：“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即是说，如果在一个无道的君主手下当官，取其俸禄，是可耻的。如果检索《论语》，我们会发现，“有道”这个词在《论语》中总共出现了14次，其中13次指“世平道明”，另外一次是指“有道而正”的君子。作为“有道”对立面的“无道”在《论语》中也出现了12次，每一次都是指“世衰道微”。刘泽华先生认为，孔子的政治理想国就是他常说的“有道”二字。[55]这大概有点言过其实，“有道”充其量只是“小康”之世；如果把“有道”当作孔子的理想国，那么理想的标准未免太低了一点。孔子所尊崇的理想政治秩序恐怕还是“天下为公”的“大同”，“有道”是实现理想政治秩序或所谓“至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56]阎步克的解读也许是对的：“儒家立足‘小康’，又执‘大同’以绳‘小康’，二者是最高理想和现实理想的关系。”[57]刘泽华与其他学者的具体看法不是这里讨论的重点，重要的是，解读孔子或者其他诸子的理想政治秩序与解读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一样麻烦，也一样有价值。

“道”在这三个层面上的意义是相互关联的，它们是本体论、价值论与方法论的关系。在探求理想政治秩序时，不同学派的思想家都会在三个层面上使用“道”这个概念，但他们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道家在第一个层面着力最多；儒家和墨家偏好讨论第二个层面；而法家的侧重点放在第三个层面上。这里，孰是孰非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不同思想体系的碰撞，迫使每一代思想家都不得不从三个层面重新思考治国理政之道。其实，不同学派的思想也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它们都对未来社会提出了自己的理想政治设计，但也各有偏弊。按钱穆的说法，“儒、道、法三家，则皆为一种理想，皆不能完全适合于现实，故中国不仅无纯儒之政，乃亦无纯道、纯法之政”[58]。

两千年前，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各家的评价今天依然对我们有启发意义：“诸子十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梁漱溟的看法也颇深刻：“单纯道家，单纯法家，乃至单纯儒家，只可于思想上见之，实际政治上都不存在。按之历史，他们多半是一张一弛，一宾一主，递换而不常。然其间儒家自是居于根本地位，以摄取其余二者。不止实际政治如此，即在政治思想上亦复如此”[59]。由此看来，西方关注政体最终往往导致思想史与制度史上的混合政体，中国关注政道最终往往导致思想史与制度史上“霸王道杂之”。

注释：

[51] 王安石：《取材》，见《王文公文集》，37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52] 杨联陞：《国史诸朝兴衰刍论》，见《国史探微》，26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53] 有意思的是，中国有大量关于政治制度史的著作，而西方这类著作不多。

[54] 王绍光主编：《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索》，186页。

[55] 参见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修订本）， 31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56] 参见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57]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21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8]钱穆：《人治与法治》，见《政学私言》，81 页，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

[59]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