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特征之一就是对现实永远都不会完全满意，因此他们总是憧憬更便捷、更舒适、更合理、更公正的美丽新世界。如果没有理想，人类恐怕还像我们的祖先一样过着赤身裸体、“冬穴夏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礼记·礼运》）的生活。

作为政治动物，人类也会对“实然”政治的种种弊端进行反思，设想和追求“应然”的政治秩序。正如美国政治学会最早的会长之一威廉·穆若（William B. Munro）指出的那样：“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因为人生来就要行动，有意也好，无意也罢，如果没有值得追求的理想，人便会手足无措……对一个伟大的、尽善尽美共同体的向往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1]。

在探求理想政治秩序的过程中，政治理论家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事实上，理想政治秩序正是古往今来西方政治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用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话说，“过往的政治哲学家们都试图一劳永逸地回答一个同样的问题：什么是理想的政治秩序”[2]。的确，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西塞罗的《国家篇》、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安德里亚的《基督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培根的《新大西洋》、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莫尔的《乌托邦》、哈林顿的《大洋国》以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都是探求理想政治秩序的尝试。[3]

中国也不例外。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刘泽华对此有一段精辟的概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浓烈的理想主义倾向。在先秦，每一位创立学说体系的思想家，在论证其思想体系的同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描绘一幅理想人生和理想社会的蓝图，提出了应当追求的最高政治目标，并力图将其实现于活生生的世俗社会之中。理想国理论既是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华和概括，又是其重要的论证手段。每一种理想国理论都集中反映着某种政治思想体系的基本政治原则、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最高目标，并常常由此引申出一系列实际政治价值、准则、治国方略和政策，以及完善或改造社会的具体方案”。“先秦诸子把政治哲学、政治路线、具体政策和政治理想交融在一起，各自创立了为后世所宗本的思想体系，为古代中国人提供了基本政治思维模式。他们的政治理想正是其基本理论逻辑的推进和升华”[4]。法家主张“法治”，儒家主张“礼治”，墨家主张“贤治”，道家主张小国寡民的“无为而治”，都是对理想政治秩序的建构和预设。

不过，在探求理想政治秩序的过程中，中国与西方的思维方式未必相同。

在西方，谈到理想政治秩序，就不能不提到西方政治哲学的鼻祖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就不能不提到他们的代表作《理想国》和《政治学》。尽管两千多年已经过去，但围绕这两本书的争议从未停息。到底什么才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理想政治秩序呢？争论往往与一个希腊关键词有关：Пoλιτεια（或 politeia）。实际上，公元前411 年前后，柏拉图写的《理想国》原标题正是 Politeia。

Politeia的词根是 polis（城邦），它指的不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集中居住地，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公民共同体。由 polis 衍生出一个名词 polites，意指同属于这个共同体的公民；由 polites 衍生出一个动词 politeuo，意指像公民那样行为；politeia则是 politeuo 的衍生词，其原意是指公民权、公民身份、公民的日常生活、公民与城邦的关系、城邦的政治体制。[5]

那么，如何翻译 politeia 呢？英文中最通用的译法是 constitution。不过这里不能望文生义，把 constitution 理解为“宪法”或“宪制”，因为古希腊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更没有成文宪法。这里的 constitution意指城邦的形式，尤其是城邦政治体制的形式，或简称“政制”。[6]在古希腊，politeia是个热门的话题。除了柏拉图用它作为书的标题以外，po liteia还被其他人用作书的标题,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Athenaion Politeia ,以及“老寡头” （伪托Xenophon之名）的同名著作Athenaion Politeia，它们在英文中分别被译为 The Constitution of Athens 和 The Constitutionof the Athenians；在中文中，这两本著作都被译为《雅典政制》，没有人把它们译为“雅典理想国”或“雅典宪制”。施特劳斯、布罗姆（AllanBloom）、萨里斯（John Sallis）建议把 politeia 译为regime（“政治体制”或简称“政体”）。[7]“政制”与“政体”的意思倒是相差无几。不管选择其中哪一个，柏拉图的书似乎都不应翻译为《理想国》。

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使用politeia 一词频率更高，造成的混乱也更大。[8]正如黄洋在本书中指出的那样，混乱源自亚里士多德用同一个名词politeia指两种相关但不一样的概念：一方面，这个词被用来作为各种政体的总称，另一方面，它被用来特指其中某一种政体。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政体分类的依据是两把尺子：一是统治者的人数，是一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二是统治的目的，是为了统治者自身的私利，还是为了城邦整体的公益？据此，亚里士多德划分了六种政体（politeia）：（1）君主制；（2）贵族制；（3）Politeia；（4）暴君制；（5）寡头制；（6）民主制。这里第三类政体与所有政体的总称是同一个字。[9]亚里士多德使用politeia的方式令研究他政体学说的历代学者们头痛不已，一直延续到今天[10]，以至于人们不知道如何翻译第三类政体是好。英文中，有人把它译为polity，但polity不过是政体的另一种说法；有人干脆把它译为“作为一种政体的政体”（regime called regime）[11]，不过这种译法几乎等于什么也没说。

同样麻烦的是，politeia到底是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一些人认为，politeia或polity是一种掺杂着民主制与寡头制成分的混合政体，是亚里士多德眼中可行的理想政体。[12]但也有人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根本不存在混合政体的可能性，混合只是稳定任何政体都必须采用的一种手段，它并不构成一种特别的政体。因此，politeia或 polity不可能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现代之所以有人试图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读出混合政体来，那是因为保守派人士偏好权力制衡，自由派人士偏好权力共享，都是一厢情愿的做法而已。[13]在否认politeia或polity是亚里士多德理想政体的人看来，亚氏心仪的政体可能是君主制，可能是贵族制，可能是实行法治的民主制[14]，也可能是“中道政体”（middle regime）[15]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想politeia的说法太多、太乱，无论怎么梳理，永远都有让人解不开的谜。[16]难怪有人说，politeia是无法翻译的。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去世三百年后，他们的著作传到了罗马共和国。按照布罗姆的说法，大约在公元前54—51年间，西塞罗把柏拉图的书名从希腊文Politeia译为拉丁文Res Publica。[17]res publica字面上的意思是：人民的事务，即属于人民的东西，或与人民息息相关的东西。很明显，西塞罗的翻译与柏拉图的原意相去甚远。令人不解的是，拉丁文中本来有一个与希腊文 politeia相对应的名词civitas，但西塞罗却没有选用。[18]与柏拉图的 politeia不同，西塞罗不再关心各种政体之间的比较，他关心的仅仅是晚期的罗马共和国。

需要指出的是，罗马时期的作者将那时的政府称为“res publica”，它的含义与今天理解的共和国（republic）不可同日而语。例如，按照西塞罗自己对共和晚期罗马体制的描述，那套体制几乎是纯粹的贵族制。[19]事实上，西塞罗定义的“res publica”可以是一人统治，也可以是少数人或多数人统治，完全颠覆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定义。[20]甚至到了罗马帝国时期，仍然有人把它称为“res publica”。[21]在这个意义上，西塞罗 De Res Publica的中译本采用《国家篇》为标题是相当明智的，如果把它译为《论共和》则难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22]

在 1871 年，柏拉图的 Politeia 经 Benjamin Jowett第一次译为英文，标题是《共和国》（The Republic），并被后来大多数的英译本沿用下来。把柏拉图的这本书译为《共和国》非常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柏拉图在这本书里主要讨论了五种政体，即贵族政体（aristocracy）、寡头政体（oligarchy）、荣誉政体（timocracy）、民主政体（democracy）、暴君政体（tyranny），其中根本没有共和政体。[23]实际上，在书的正文中，“共和国”的字样从未出现过。更何况，柏拉图在这本书中认定的理想政体是贵族政体。

中文译本的出现则是20世纪初的事。吴献书（1885—1944）先生1921年开始依据英文版动笔翻译，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但中译本采取的是《理想国》这个标题，并被后来的译本一直沿用下来。这个标题与英文版的The Republic几乎毫不沾边，应该是参考了日本语言、哲学、历史、思想、翻译家木村鹰太郎的译法。[24]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自柏拉图以降，politeia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探求理想政治秩序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对此，我们可以做出六点观察。

第一，politeia 在西式政治分析中处于核心地位。英文今天用于政治分析的许多概念往往与politeia 在词源或语义上相关，如都市（metropolis）、政治（politics）、政策（policy）、警察（police）、政治体制（polity）等；另外一些概念与politeia 的拉丁译文 civitas相关，如市民的（civic）、文官（civilian）、文明（civilization）等；还有一些概念与英文的政体（regime）一样同源于拉丁语的 rēa （统治），如统治（rule）、规治（regulate）等。

第二，原意为“政体”的 politeia 被译为“共和国”，再译为“理想国”虽然并不准确，但恐怕也不完全是偶然的。误译不经意传递出来的信息是，西方对理想政治秩序的探求把着眼点放在政体（即政治体制的形式）上，而政体思维下的理想是某种形式的共和。一本为学生介绍政治哲学的小书说得很直白：“政治哲学探求的就是理想政体”[25]。实际上，在列奥·施特劳斯的论述中，“理想政治秩序”与“理想政体”是作为同义词交替使用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一方面说，“过往的政治哲学家们都试图一劳永逸地回答一个同样的问题：什么是理想的政治秩序”；另一方面又说，“古典政治哲学最关心的就是理想政体问题”[26]。

第三，西方思想家之所以如此关注政体，是因为他们认为，政体对政治共同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城邦本来是一种社会组织，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城邦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那么，倘使这里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已经转变成另外一种的制度，这个城邦就不再是同一城邦”；“决定城邦同异的，主要地应当是政制的同异”[27]。一位当代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者弗瑞德·米勒（Fred Miller）将政体与城邦的关系比作灵与肉的关系：“就像城邦的灵魂一样，政体在组织城邦、引导它追求其目标、确定其本质特征等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28]。施特劳斯的解释更带西方哲学的特点：“用古典形而上学的术语来说，祖国或民族是实质，政体是形式。古典学的看法是，形式比实质更尊贵”[29]。重形式重到什么地步呢？贝斯（Bates）的说法是，“对形式的极度依赖”[30〕。

第四，在过去两千多年里，西方思想家一直试图从政体入手探求理想政治秩序，但他们努力的结果是，“有多少政治哲学家，就有多少种政治哲学；有多少种政治哲学，就有多少种理想政体"[31]。他们每个人都希望一劳永逸地找到答案，不过两千多年过去了，老的疑点未能解决，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历史依然没有终结，探求还在继续。

第五，用当今政治学的术语说，以往西方思想家有关政体的学说都属规范性研究，而不是实证性研究（包括亚里士多德对158个城邦的研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有重思辨、轻历史的偏向。[32]即便他们可以在规范的意义上证成某种政体是理想的，这也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世界中，这种政体就一定优于别的政体。政治哲学与历史现实的关系本来是个永久的话题，而在冷战和后冷战时期，政体概念往往演化为意识形态的标签、政治宣传的工具。

第六，进行政体分析，人们很容易犯简单化的错误。例如，中国最早进行政体分析的学者梁启超、严复、吕思勉、钱穆等人，尽管立场迥异，却几乎一致认为，政体就是一人统治、少数统治、多数统治三类。[33]过去半个世纪中，西方政治学流行定量研究，这使得简单化的趋向更为突出。一大批学者试图用建立数学模型或统计检验的方法论证某些政体是最佳政体。但是，这些看似高精尖的方法要求用一两个可量化指标作为划分政体的根据，政治哲学对政体丰富而细致的分析难以在其中得到呈现。[34]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判断政体的好坏标准不在于统治人数之多少，而在于统治者是为私利还是为公益进行统治。这个标准无法量化，因此几乎完全不出现在有关政体的定量研究之中。即便使用如此粗鄙的衡量指标，时至今日，这类有关政体优劣的实证性研究也无法得出任何令人信服的定论。[35]

注释：

[1]  William B. Munro, “An Ideal State Constitution,” Annals o 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181 (Sep. , 1935), p. 1。

  [2] 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p. 62。

[3]这里所谓的“理想政治秩序”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最好的政治秩序。这当然不是说，现实中真存在某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政治秩序，把它放到任何时间与空间，它都必然是最好的。这样说的意思是，任何现实的政治秩序到底是好是坏，其衡量标准只能是这个“理想政治秩序”。

[4]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维》，447页，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5] Lancelot R. Fletcher,“On the title of Plato's Republic (POLITEIA),” www. freelanceacademy. org/plato-republic/On _ title _ of _ Republic。

[6]那时的人认为，从这类形式可以看出不同城邦各自的特点、它们追求的目标、它们期待什么样的人统治城邦。参见 Leo Strauss，“Plato，” in Leo Strauss and Joseph Cropsey, ed. ,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p.61。

[7]有人对这个译法也有保留，因为regime来源于拉丁语，不包含城邦与公民行动的意思。把politeia译为regime 或政体，恐怕缩小了其内涵与外延。参见 Fletcher，“Onthe title of Plato's Republic”。

[8]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最难译的是 politeia，不同的英译本翻译不同，有人译为form of government，有人译为constitution，有人译为 regime，有人甚至在同一个译本中使用不同的词翻译它。中文可以将politeia译为一般意义上的“政体”，但同时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它也指一种特指的政体，有人把这种特指的政体译为“共和制”，如廖申白译注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颜一、秦典华翻译的《政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参见 Clifford Angell Bates，Jr.， Aristotle's “Best Regime”: Kingship,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04 - 105。

[9]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1293b22）说，politeia的意思相当于“政体混合”；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1160a34）说，politeia的意思与“荣誉政体”（timocracy）差不多。可见 politeia 的意思太多、太乱。

[10]19世纪的学者Henry  Sidgwick批评说，亚里士多德在多重含义上使用politeia让人对他的术语无法形成清晰的、系统的理解。见其“Aristotle's Classification of Forms of Government,” The Classical Review, Vol. 6, No. 4 (1892), 141-144. 20 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一本介绍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的人门书也抱怨，亚氏的用词方式让人对他的政体分类摸不着头脑。参见Richard Mulgan，Aristotle's Political Theory：An Introduction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11] Bates, Jr. , Aristotle's “Best Regime”, pp. 105 - 110。

[12] Kevin M. Cherry, "The Problem of Polit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Aristotle's Best Regime,”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1, No.4 (October 2009), pp. 1406 - 1421。

[13] Bates, Jr. , Aristotle's “Best Regime”, pp. 114 - 119。

[14]  Bates, Jr. , Aristotle's “Best Regime”, pp. 122 - 153。

[15]  Curtis N. Johnson, Aristotle's Theory of the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pp.158-159。

[16]  Liz Anne Alexander,“The Best Regimes of Aristotle's Politics,”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XXI. No. 2 (Summer 2000), pp. 189 - 216。

[17]  Allan  Bloom, The Republic (Basic Books, 1991), pp. 439。

[18]  Fletcher, “On the title  of  Plato's Republic.”。

[19] Takashi Shogimen,“Constitutionalism,”in Maryanne Cline Horowitz, ed., 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Farmington  Hills, MI: Thomson  Gale, 2005), p. 458。

[20]  David S. Fott, "How Machiavellian Is Cicero?” in Sharon R. Krause and Mary Ann McGrail, eds. , The Arts of Rule : Essays in Honor of Harvey C. Mans field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9), p. 150。

[21]  Charlton T. Lewis, Charles  Short, A Latin Dictionary,“res, II . K,” http: // www. perseus. tufts. edu/hopper/text? doc = Perseus% 3Atext% 3A1999.04. 0059% 3Aentry%3Dres, retrieved June 20, 2012。

[ 22]  [古罗马]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英译本一般为On the Republic。

[23] 按柏拉图的说法，这五种政体会不断蜕化。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从柏拉图开始，一直有人提出政体蜕变循环论，如波利比阿、西塞罗，这套理论往往成为支持混合政体的论据之一。中国东汉后期成书的道教经典《太平经》说帝王之治有十法：元气治、自然治、道治、德治、仁治、义治、礼治、文治、法治、武治，含有类似的观念，不过不是政体的循环，而是治道的循环。

[24] 在1903—1911年间，木村鹰太郎依据英文本翻译了《柏拉图全集》，其中第2卷是柏拉图Politeia 一书的翻译，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 年）出版。木村鹰太郎采用的译名即为《理想国》，日文原版可以在这里阅读，见http：//kindai. ndl. go. jp/info：ndljp/pid/753015。不过，日文的新版翻译几乎一致将这本书译为《国家（对话篇）》。近年来，刘小枫主编的出版物往往把柏拉图的这本书译为《王制》。值得注意的是，木村鹰太郎也研究过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孔子、孟子、荀子、庄子、王阳明。有关木村鹰太郎的著作与译著，见 http：//ironiron  doorblog.jp/archives/686741.html。

[25]Harvey C.Mansfield, A Student's Guide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Isi Books,d 2001), p. 6。

[26]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9（1957），p. 363。

[2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28]Fred D. Miller, Nature, Justice, and Rights in Aristotle's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51。

[29]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9（1957），p.364。

[30]Bates，Jr.，Aristotle's “Best Regime”，pp. 61 — 62。在西方的政治制度史研究中，政体思维也占据主导地位，这方面系统的著作不如西方政治思想史那么多，但其代表作，如芬纳的三卷本《政治史》即是围绕不同的政体展开，尽管他的政体分类方式与前人并不相同。参见 S. E. Finer，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Volume 1：Ancient Monarchies and Empires; Volume 2: the Intermediate Ages; Volume 3: Empires, Monarchies and the Modern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1]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p. 62。

[32]施特劳斯注意到，“当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谈起他的研究计划时，他提到算术、几何、天文等等，历史连提都没提。对古典学研究，亚里士多德贡献良多，但他经常说诗学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意味。这是所有古典哲学家与中世纪哲学家共有的特征。不是哲学家，而是雄辩家对历史评价最高”。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p. 58。

[33]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三卷， 74页，上海，上海新文化进步社，民国二十四年（1935）；吕思勉：《中国社会史》，31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4] 例如，被媒体广泛使用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年度数据，以及被政治学界广泛使用的“政体IV”（Polity IV）历史数据库，见http：//www. systemicpeace. org/polity/polity4. htm。

[35] 参见王绍光：《民主四讲》，第四章，北京，三联书店，2008。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本文摘自《中国·政道》，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