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出口导向政策改革开放初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选择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出口导向发展（增长）通常是指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出口,把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发展中国家采用出口导向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克服储蓄和外汇缺口以解决发展融资问题,即通过出口所得外汇资金支付经济发展所需之进口,使经济突破一般发展中国国家的负债能力约束而实现高增长。
与此相对应,出口导向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吸引外资（外国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FDI）被认为不仅可以解决发展融资问题以提高投资率,而且可以带来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使引资国得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最初样板是所谓东亚的“四小龙”、“四小虎”。
但是,中国的出口导向与东亚国家（经济体）也存在很多不同点。其中最重要的不同点之一是中国在推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大量引资的同时,限制进口、鼓励出口,力图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增长模式可以称之为“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考虑到1980 年代中国的特定内、外条件,采用这种模式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可能是最优的。这种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虽然我们还难以做出任何最终判定,但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创造了经济奇迹则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中国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存在内在的不合理性。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过程也是这种模式的自否定过程。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成功发展,中国终于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是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的。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不平衡,特别是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建立在政策扭曲基础上的不平衡发展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加着中国的发展成本（资源、环境、人力、社会、安全）,使中国国民生活福利水平越来越难以实现本来应有的更大提高,并给中国的未来发展留下了严重隐患。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实现“范式转变”（paradigmshift）刻不容缓。
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
从某种意义上说,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是中国执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三部曲。首先,中国特色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在中国建立了一种“创汇经济”。这种创汇经济的成功导致1991 年以来以“双顺差”（即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更严格的说法应该是经常项目顺差和金融与资本项目顺差）为特征的中国国际收支格局的形成。
其次,中国的汇率政策,作为中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双顺差格局,特别是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最近几年来的一些其他变化（如收入向企业的倾斜、贫富差距的扩大）通过储蓄-投资缺口的扩大,也对经常项目顺差的增长起到重要作用。2003 年以来,汇率问题（当然还有其他政策问题）再次提到议事日程。在东亚金融危机前人民币一直在小幅升值,没有人认为不妥,甚至没人予以注意。危机中人民币开始钉住美元,大家都同意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旦危机过后应该尽快恢复有管理的浮动。但在走出危机后,由于担心升值影响出口、使经济重新陷入通货收缩等原因,中国坚持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2005 年之后,中国对汇率形成机制进行了改革,汇率开始缓慢上升。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我们又回到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双顺差、特别是经常项目顺差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为使汇率不变或仅有小幅升值,中央银行不得不对外汇市场进行大量干预,而干预的结果自然是外汇储备的急剧上升。
人民币升值有利也有弊,但我始终认为,人民币升值利大于弊。在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尘埃落定、美国财政状况每况愈下的今天,汇率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人民币是否低估抑或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影响国际收支,而在于我们是否还打算继续大量增加外汇储备,以资源、环境、教育和血汗为代价继续大量积累美国的借据。
第三,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中国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持有者。而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美元自2002 年以来已经贬值40%左右。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急剧恶化的财政状况,则进一步削弱了美元的地位。从长期来看美元贬值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着缩水甚至违约的危险。凯恩斯有言:“当你欠银行1 万英镑时,你受银行摆布。当你欠银行100 万英镑时,银行受你摆布。”
2007 年8 月后,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逐步深化,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越来越成为值得我们严重关切的问题。我们不得不问:由于美元的贬值和次贷危机导致的证券违约（defaults）,凝结着国人血汗的外汇储备的价值正在或可能迅速挥发。而通过贬值和违约,美国可以轻松摆脱它的外债。中国获得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难道就是为了换取那些越来越不值钱的绿纸片吗（一张绿纸片的印刷成本据说是4 美分）？这就是我当年为什么非常极端地问:如果是为了经济增长和就业,中国为什么不把贸易顺差产品扔到太平洋(601099,股吧)和大西洋(600558,股吧),同时由人民银行直接印人民币（而不是通过干预外汇市场）发给这些出口企业呢？这个说法也许听来荒唐,但请比较一下凯恩斯先挖坑再填坑的建议——在国民财富没有增加的时候,GDP 却是可以增加的,因为挖坑和埋坑都创造GDP。
2009 年3 月13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把巨额资金借给美国,当然关心我们资产的安全。说句老实话,我确实有些担心。因而我想通过你再次重申要求美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的安全。”
同年4 月,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美元陷阱》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得到了2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变成了财政部券（T-bills）共和国,正如英国在不经意间得到了大英帝国。中国领导人好像一觉醒来突然发现他们有麻烦了。虽然他们现在对（财政部券）的低收益似乎仍不太在乎,但他们显然担心美元贬值将给中国带来巨大资本损失,因为中国外储的70%是美元资产。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中国实行外储的多元化,减少持有美元资产、按照特别提款权（SDR）的币种构成重新配置外储。但有一个障碍:中国持有的美元太多,如果中国抛售美元就必然导致美元贬值, 并进而造成中国领导人所担心的资本损失（capitallosses）”。
什么是资本损失？一般认为:所有美国政府债券和政府机构债券都有政府的隐含担保（无论出什么事,美国印钞票给你就行了）。因而,以美元计算,中国不会遭受任何资本损失。风险在于,如果美元对一篮子货币贬值或美国出现通货膨胀,外汇储备所代表的购买力将会受损。中国的外汇储备在目前或不久的将来就会面临这种危险。如果继续持有,甚至进一步增加持有美国国债,中国将冒巨额资本损失的危险;如果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中国马上就会遭受资本损失。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就是克鲁格曼所谓的“中国的美元陷阱（China'sDollarTrap）”。
不幸的是,中国外汇储备自2005 年以来出现加速趋势。1997 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不到1400 亿美元;2003 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超过4000 亿美元;2005 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超过8000 亿美元;2008 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接近2 万亿美元。2009 年中国净出口增长速度在多年来首次下降,但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年底时接近2.4 万亿美元。如果这种趋势不变,在未来的两三年内中国外汇储备可能突破3 万亿美元。中国积累的巨额外汇,是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显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是中国人民经过数十年努力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但是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面临的威胁越来越严重。首先,美元贬值将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资本损失。自2002 年4 月开始到去年年底,按美元指数（一篮子货币）衡量,美元已经贬值了41%。尽管今后的某些时段美元可能走强,但美元贬值的长期趋势应该不会改变。
其次,美国的通货膨胀将会侵蚀中国外汇储备的价值。在正常时期,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大概为2%-3%。即便美国不会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美国正常时期的通货膨胀就足以自动抹掉中国外储的利息收入并进而侵蚀中国外汇储备的本金,更遑论经济一旦恢复正常,危机期间大量增发的货币回到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美国的通货膨胀可能失去控制。许多人认为美联储会及时实行退出政策。在理论上,中央银行应该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回收流动性。但是,在实践中谁能保证美联储的退出一定能够成功呢？
未来美元资产可能风险越来越高
到目前为止,美元的贬值趋势和通货膨胀恶化的可能性主要是全球不平衡和美国政府执行超常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结果。但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更为长期,且难以逃避的问题:美国是否能够还债？美国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并非完全是周期性的,并不会随经济增长的恢复而自动改善。2009 财年美国财政赤字1.4 万亿美元,为GDP的9.9%;国债余额超过12 万亿美元,为美国GDP 的84%。2010 财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将达到1.56 万亿美元,国债余额可能超过14.3 万亿美元。2011 财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为1.27 万亿美元。美国国债余额/GDP 比在2015 年可能达到100%。奥巴马政府声称2013 年美国财政赤字/GDP 比将降到4%。但是,根据美国政府自己的计算,这一比例不会低于3.6%。从2010 年到2019 年美国将增加9 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平均每年一万亿美元,平均年财政赤字/GDP 比为5%。美国政府对财政状况的估计是建立在美国经济增长将能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乐观预测之上的。
当前,美国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激烈争论,成为严重政治问题。国际金融市场也对美国财政、金融稳定忧心忡忡。奥巴马不得不许诺在2011 年以后尽可能压缩财政赤字。但是美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能够真正退出,没有人能够给予肯定回答。美国财政状况的长期前景更是令人担忧。美国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AccountabilityOffice,简称GAO)认为,由于人口等因素,美国社会保险和医保/医助开支的增长速度将高于GDP 增长速度,美国上世纪九十年代GDP 的平均增长速度为3.2%。在未来美国不可能通过增长来解决其财政问题。GAO 预测,在2040 年美国国债/GDP 比将会翻一番。美国政府经济学家预测,社保、医保/医助和国债支付等硬性开支,在2020 年将用掉政府开支的80%。按GAO 的估计,如果考虑社保、医保/医助基金的未来资金缺口,美国的总债务,即显性债务加隐性债务,在2007 年高达52.7万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全职工人的债务负担高达17.5 万美元,而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3 万美元。美国政府必须靠借债度日。由于储蓄不足,再加上财政赤字庞大,美国不可避免地需要依靠外国投资者为美国的财政赤字融资。
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中国人民的储蓄,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如人口老龄化,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未来的某一天是要拿来用的。抛开中国外汇储备价值因美元贬值和美国通货膨胀遭受的损失不谈,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将来,当我们需要把外储变现,并用来购买实际资源的时候,美国有能力、有意愿偿还它的巨额债务吗？
随着美国财政状况的恶化,美国通过各种方式摆脱债务负担的意愿将会变得越来越强烈。特别是,美国首先要摆脱的可能就是外债。在历史上美国没有完全赖账（repudiation）的记录,但违约（改变偿付条件）却有先例。例如,1933 在美元贬值41%的同时国会废除了美国国债的黄金条款（thegoldclause）。美国国债购买者不再能按原有契约取得相应黄金。1971 年美国单方终止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性,也是一种违约。2009 年以来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开始讨论美国国债违约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的看法是美国国债违约的可能性不大,但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然而,用通货膨胀减轻或摆脱债务负担在历史上则是屡见不鲜的办法。前IMF 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曾一再指出,如果美国的财政赤字继续上升,国债余额/GDP 比超过90%,长期利息率就会上升,美国经济增长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而美国的债务负担会进一步急剧上升。到那个时候,“用通货膨胀摆脱债务的诱惑将是无法抗拒的”。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计算,如果美国通货膨胀年率达到6%,只要经过四年美国的国债余额/GDP 比就可以下降20%。美国国债中,外国投资者持有的比例越高,通过通货膨胀摆脱债务负担的诱惑就越大。而事实上,美国国债的30%卖给了外国人,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买主,到2009 年底,在所有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中,中国占了24%。
美元贬值又如何能帮助美国摆脱债务负担呢？美国的海外资产（债权）主要是以当地货币计价的,而美国的对外负债则主要是美元计价的。美元贬值不会改变美国的债务负担。但美国的海外资产价值和投资收入却会因美元的贬值而增加。美国海外资产和投资收入的增加,将大大增强美国的还债能力。从理论上说,只要美元充分贬值,美国的海外资产和投资收入的增长完全可以抵消掉它的债务负担。在一些年份,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相当大,但当年的外债余额（更严格的说法是净国际投资头寸,即NIIP）却不增反降就是这个道理。
美国的债权国——特别是中国,有什么有效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呢？美国现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曾经说过东亚和美国之间存在着所谓的“金融恐怖平衡”（financialbalanceofterror）。事实上这种恐怖是十分不平衡的,美国完全占据主动,而它的对手却深陷美元陷阱、进退两难。事到如今,除了向美国“晓以大义”,我们手中并没有什么牌可打。如果中国现在卖掉手中所持有的美元资产,中国马上就会遭受资本损失,如果中国继续持有手中的美元国债资产,中国很可能将遭受更大的资本损失。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克·胡耶夫（JacquesRueff）就曾讲过一个裁缝与顾客的故事。裁缝为顾客做衣服,做好衣服卖给顾客后,再把顾客付的钱作为贷款返还给顾客,后者则用这笔钱再向裁缝买新衣服,如此循环往复以致无穷。
胡耶夫问道:如果我是那位顾客,这样的好事我为什么不干呢？在后布雷顿货币体系下,美元（greenback）取代黄金成为本位。美元是什么呢？美元（greenback）甚至连信用货币（fiduciarymoney）【此处的信用货币指的是可以兑换为贵金属的货币,比如金本位下,纸币是可以按照一定标准兑换为黄金的——编者注】都不是,而是法币（fiatmoney）【此处的法币指的就是不能兑换为贵金属的货币,例如目前的美元——编者注】,其之所以可以充当货币（一般等价物,能买东西）完全在于国家的强制。美元本位加上资本的自由流动,后布雷顿体系的实质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庞氏游戏（Ponzigame）。我们（裁缝）为美国生产,美国（顾客）支付美元,我们用美元购买美国国债或其他美元资产（裁缝把顾客买衣服的钱贷给顾客）,美国（顾客）再用我们（裁缝）贷给美国（顾客）的钱购买我们的产品（衣服）。
自1980 年以来世界就在玩这个游戏。美国的印钞机越转越快,美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对此越来越担心,因为他们并不想赖账。如果美国希望增加出口、减少外债,中国是应该欢迎的。如果像过去那样玩下去,美国有一天（如当中国打算动用我们的外储购买美国商品和资源的时候）是会面对违约还是不违约的困难选择的。这里并不需要什么阴谋论,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逻辑问题。
发展模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刻不容缓
中国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难道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如果还记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我们就不难发现,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目前的窘境是给定制度环境下中国政策选择的结果。中国推行的中国特色外向型发展战略和政策,使中国最终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经济结构。随着经济的增长,原有战略和政策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但已形成的经济结构又使我们难于对原有战略和政策进行调整。对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的一再拖延,终于使我们陷入美元陷阱难以自拔。其实,根据世界经济学会的现存记录,早在1983年就有人提出,“我们缺外汇时不能充分利用外资,现在外汇储备多的时候又强调利用外资。一方面扩大贸易,争取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利用外资,这是个矛盾。是否一定要争取贸易顺差。一般说来,多数国家在开始建设时期都有资金内流现象,如果贸易顺差,就是资金外流。我们有外汇不知道怎么用,结果让外国人利用我们的资金,这是不明智的”。对这位无名氏发言人的先知先觉,我深感钦佩。
中国的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应该从中国的长远利益出发,而不应因美国的反对或不反对而改变。我们既没有必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也不应该采取两个“凡是……就”的态度。不管美国人说什么,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的利益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2010 年如果我们又把希望寄托在贸易顺差的增长上,这是危险的。我们不能再继续裁缝和顾客的游戏了。正如胡锦涛主席所指出的: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凸显出来,我们要见事早、行动快、积极应对,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增添推动力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