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石，岩石，你何时才能裂开？！” 

一位瘦削的西方传教士，形单影只地站在广东海外的上川岛上，对着明朝海禁阴影下的中国大陆绝望地喊道。

他是首个来到亚洲传教的沙勿略（S. Franciscus Xaverius），时间是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沙勿略立志把西方文明的基督福音传到东方智慧之源中国；他失败了，这年年底，答应帮助他偷渡的中国人迟迟没有来，身心交瘁的沙勿略客死荒岛。

虔诚的沙勿略至死也不会想到，东西方文明间的距离远远超越他眼前的礁石！

一、东西方认知世界的方式和思维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

要理解中华文明，我们不得不首先耐心地了解国人的思维特点——那是中国人哲学，生活方式以及政治经济理论的原点。

直到近年来，科学家们才注意到东西方认知世界的方式和思维方法有着本质的不同。为了唤醒石器时代以来东方族群独有的心灵基因，我们先作两个简单而有趣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实验内容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社会心理学院士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的《思维的版图》一书。该书由中信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请读者指出下面三项中最接近的两项：

请读者指出下图底下的目标物体与上面两组中哪一组相似：

            第一组                                      第二组

                                 目标物体

在第一个测试中，如果读者是一位中国人或长期在东方文化背景中（如日本和韩国）生活的人，他（她）更多地会将牛和草归为一类，因为“牛吃草”。而一位西方人，他们会更倾向于将鸡和牛归为一类，因为鸡和牛都是动物；在第二个测试中，东方人将倾向于将目标物体归于第一组中，因为目标物体与第一组整体外表相似。而西方人更倾向于将目标物体归于第二组中，因为第二组中的每个植物都“具有直茎”这个属性。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不同的结果呢？因为东西方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法不同。在中国人的认知中，世界是由连续不断的物质构成的，是动态的，他们更加关注整体及事物间的关系，接受矛盾的互补性；西方人的世界是由独立的物体构成的，是静态的，他们习惯于通过解构单个物体（所谓“客体”）的抽象属性，进行形式逻辑分析。

上述两组实验的设计者理查德•尼斯贝特教授将东西方思维版图的分界上推到2500年前的中国和希腊哲学。反映到艺术表现形式上，我们从石器时代留传下来的壁画中看到，一两万年前欧洲人观察世界时十分注重细节的描写，而东方大约同一时期的壁画中则更注重整体印象的刻画——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山洞旧石器时代野牛图如此逼真，最初发它的小女孩以为洞里真有一头活牛，吓得惊叫：“这里有牛！”

二、不同的思维特点会产生迥然不同的知识体系

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形式逻辑学。东方，公孙龙等创立了名家。

如果我们不用西方逻辑学和语言哲学野蛮肢解《公孙龙子》，你就会发现它正好与量子哲学相合（坚、白、石vs.波、粒、量子）。这里主体与客体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二者相生相克。

投资家乔治•索罗斯在金融系统中发现了主客互系的认知方法，他称之为“反身性”（reflexivity），1979年，为了纪念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发现，表达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的认同，索罗斯干脆将自己的公司改名为“量子基金”。

1947年，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波尔（Neils Bohr）被丹麦政府授予宫廷武士的爵位（Order of the Elephant），这个爵位通常只授予皇族成员或著名的将军。当时波尔家族没有族微，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的“太极图”作为族微的中心图案，用以表达量子波粒互补的性质——东西方文明在原子时代从不同的角度汇集在一起，这是怎样波澜壮阔的景象啊！

波尔为自己家族设计的族微，上面的铭文是：“CONTRARIA SUNT COMPLEMENTA”，译成中文是：对立是互补的。意在说明世界上的偶对体互相联系，相生相克

过去一百五十年来，由于西方文明的东进，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理查德•尼斯贝特的实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幸运的是，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仍在中华文明的“活化石”中医中得以完整保存，下面我们以图画的形式将不同文明的思维方式从医学角度相比较，读者会看到不同的思维方式会产生怎样迥然不同的知识体系：

    原始人思维：主客混同，相信神秘的互渗律，事物通过神秘力量相互影响

原始人治病：女儿病了，妈妈吃药 

          西方人思维：局部二元思维，（主客）偶对体二元对立，互相排斥

          西方人治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国人思维：整体尚中（平衡）思维，偶对体互相联系，相生相克

        中国人治病：整体观念，辩证施治 ，以平为期

中华文明建立在与现代系统论近似的整体观基础上。从政治到经济，国人习惯于将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并很早就对社会系统特性进行了详细考察；又由于社会系统完全不依赖于先进实验工具（量子力学和热力学等自然科学不是这样），所以中国古典政治经济思想具有了现代的特征——后面读者将会发现，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的基本原则常常是与系统论的一般原理相对应的。

由于心智结构上的巨大差异，东西两个文明间对话有时会很痛苦。比如说同西方朋友讨论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础之一“均平原则”的时候，大家都承认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是失衡的，有产阶级获得了太多的财富和公共权力。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会用金融、政治手段损有余，补不足，重新达到社会不同阶层的动态平衡，所谓“应化之道，平衡而止”（语出《黄帝四经•道法》）。但有西方朋友明确告诉笔者：应消灭有产阶级。

自然科学的哲学，西方系统论证明，复杂系统中“1+1﹥2”，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有自己独立的特性。然而西方学界只停留在用系统观点“解释”政治、经济这样的复杂巨系统。比如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发现了市场中的边际收益递增规律，甚至坦然承认自己的认知方式是道家的，但他竟然】不知道黄老道家早就已经阐述了自己的经济理论（集中在《管子》轻重十六篇中）——西方人要用系统思想指导自己的文明实践中可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文明范式的改变总是缓慢的！

三、世界文明中心开始从西方走向东方

因此，本书同时是一种认知方式和思维方法的挑战，在阅读过程中读者需牢记以下几点：

一、“东方人见森，西方人见木”，本书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的整体尚中思维，而不是西方的局部二元思维。比如我们把国家看作有机的整体，她拥有自己的系统特性。在系统论出现以前，这种观念早已在华夏文明中根深蒂固；再比如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并不关注西方政治经济理论中极为重要的私有、公有，计划、市场之类概念。

二、本书努力摆脱以西方思维方式为基础的话语权。鉴于长期以来“无洋不是理，无西不是学”的学术氛围，这显得相当困难，为此我们极不情愿地引用了大量经典原文。摆脱西方话语霸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指望在一本书或一个短的时间里实现。比如“抱法处势，无为而治”或许更适用于管理复杂巨系统，但自由、执行力这样的概念依旧会大行其道。

三、本书欲意排除国人长期浸淫其中的儒家文化和西学八股文（这种八股文经常以西方学者“卡尔•克拉克曾经说过”之类语句起笔）的影响，它意味着颠覆读者学生时代就建立起来的诸多观念。比如按照中国古典政治理论，我们处在一个标准的全球封建社会，而不是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时代；再比如西汉末年没有儒化以前的中华原文明是以道家哲学为基础，以法家为政治经济体系，汉代以后儒家只是中华原文明的异化形态。

当读者掩卷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学会从一个更为真实的角度审视中华文明以及我们周围的世界，笔者甚至奢望读者能看到二十一世纪人类文艺复兴的曙光——改变过去500年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世界文明中心开始从西方走向东方，那不单单是一个信仰取代另一个信仰，也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取代另一个社会，更不只是一个帝国取代另一个帝国——那实际上是一个文明范式取代另一个文明范式。

（本文是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一书的自序，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