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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六经》是人类走向未来的灯塔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23-01-09
经孔子整理、阐发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称为《六经》或六艺。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武帝改制,将以前的“数用六”改为“数用五”,万物以五为纪,《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正式确定,而《乐》经竟散失。
《六经》是中华文明的初心,人类未来的灯塔。
为何这样说?

1.《六经》是中华文明的初心

夏、商、周是中华文明的生成期,《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源自三代官方学术——王官之学,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初基,锚定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路径,从尧舜禹时代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
以《尚书》首篇《尧典》为例。
开篇,《尧典》就描述了尧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功。
先说修身。尧为人庄敬严肃,明达事理,外表风度文雅,头脑思虑精明,宽厚温和,包容大度。行事恭勤认真,推贤让能,重用人才。他的道德光辉照耀四方。“(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其次说齐家。他能广施德泽,因而能够使上至高祖下至玄孙的九族和睦。“(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
再次说治国。尧九族和睦了,就设官分职,选贤与能,辨明奖励朝中百官。“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最后说平天下。遵循后世王霸术由内及外的原则。朝中百官同心协力,团结万国诸侯。结果天下庶民亲善和乐,风俗淳美。“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孔子及其弟子发扬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帝尧之道,《礼记·大学》将总结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次第——八目:“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以尧为人生榜样,通过修、齐、治、平,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具体实践,在尘世中超越自我、成就自身,锁定了中华文明重现世的文化品格,其影响至整个东亚大陆。
除了人生观,《尚书·尧典》重民主推荐、政绩考核的选举制度影响深远。2021 年 3 月 24 日,《纽约时报》中文版刊登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的《中国不再尊重美国,他们有理由这样做》一文,这位称中国“非常邪恶”的先生不得不承认:对于美国许多政治领导人,“执政已经成为体育竞技、娱乐或仅仅是无脑的部落战争”,而中国政府却“非常专注于教育人民、建设基础设施、采用商业和科学最佳实践以及凭业绩提拔政府官员”。
“凭业绩提拔政府官员”,选贤与能,至战国秦汉时期发展为完整的社会功勋制(功次制度),是中国古典政治的基本选举原则,与西方通过党派竞争、多数决原则选举官员迥然不同。
战国时代,先贤就对社会心理学及民众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有清醒的认识,认为复杂的政治战略判断不能简单地从众,并对多数决限定了条件。《商君书·更法第一》引用当时的俗语、名言劝秦孝公变法:“语曰:‘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这两句意思是说:愚笨的人在办成事之后还不明白,智慧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的事就能预知。不可以同百姓讨论开拓之事,却能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德行崇高的人,不去附和那些世俗偏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去同民众决断——但会参考他们的意见,《诗经·大雅·板》说“询于刍荛”,刍荛(chú ráo)指割草打柴的人。
只有在贤者的意见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才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左传·成公六年》所谓“善均从众”。事情是这样的:公元前585年,楚国攻打晋的盟国郑国,晋国大臣栾书率军去救援,和楚军遇于绕角,楚军自动撤退。于是晋军就转而侵袭蔡国,楚国公子申、公子成带领两支劲旅在桑隧抵抗晋军。当时晋军将领多数欲出战,有人劝栾书说:“圣人的愿望和大众相同,所以能成功。您何不听从大家的意见?您是执政大臣,应斟酌大家的意见。您辅佐者有十一人,不想出战的仅三人。想要出战的人可以说是大多数。”于是栾书说:“贤德都相同才服从多数,贤德才是大众应服从的。三位卿主张不出战,也算多数了,听从他们的意见不出战,不也可以吗?”文中说:“善钧(通‘均’)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
从贤不从众,决定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底色。钱穆先生总结说:“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选举贤能,选贤与能的思想源头是《尚书·尧典》的尧舜禅让。舜是作为一位贤德之士被尧廷众官员(师)推荐的,经三年考核,登上帝位。后来“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三年考察一次政绩,考察三次后,罢免昏庸的官员,提拔贤明的官员,成为舜时普遍的选举制度。
三年考核其间,尧无论在政治治理,还是在社会教化方面都成绩显著。据《尚书·尧典》,尧甚至将两个女儿嫁给她,考察其齐家、治国能力。结果舜能把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和子孝的五常之教推行好。又让舜领导百官,他能整饬百官,使之各尽所能。又让他接待各方诸侯,能使诸侯宾客肃穆地敬重他。舜入山林川泽行祭事于泰山之麓,烈风雷雨不迷乱。“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受西方文化天堂、超越经验的理念世界等文化观念的影响,当代学者常常将禅让制度、大同之世,想象为超越现实的虚幻理想。其实,先贤是用上古圣王的实践,立象尽义,表达中国人基本、普世的社会规范,必须践行的原则。禅让反映的注重事功的贤能政治原则,至今影响不衰。
解释源远流长的中华治道、当代中国选举制度,不能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不能靠卢梭和福山,更不能以西方政客之标准为标准,那样的结论只能是与西方自由民主选举相反的威权或专制。
当代西方主流学术体系基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历史经验,不可能解释清楚中国现实,更不能指导我们的未来。再不能胡搞“拿来主义”,“以西释中”的老路—坚持返本开新,还是固守以西释中、“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是中国学人必须做出的历史抉择!
读史明智。过去四五千年中华文化与印欧文化的交流史表明:西方和印度等印欧文明的成果,只有那些较“异类”和具有革命性的理论能在中国扎根,如佛教和马克思主义。印度教和自由主义等过去不会,将来似乎也不会在中国产生深刻影响。
我们必须走“返本开新”的理论路线才能理解当代之中国。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从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一直演化到全球化、智能化、世俗化的今天。

2.《六经》是人类走向未来的灯塔

现在看来,全球化、智能化、世俗化不可遏止,已成为世界大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没有任何发明如计算机和集装箱的发明那样,改变人类生产生活的整体面貌。前者解放了人的脑力,后者则将世界市场连接为一个整体。
在笔者写作本文的时刻,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2021年3月29日发布公报说,被巨型集装箱船“长赐号”堵塞六天的苏伊士运河恢复通航。一场交通事故何以引发全球关注?甚至成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的因素之一?因为作为欧亚交通的大动脉,苏伊士运河断航意味着世界产业链被打乱,根据彭博社的分析,堵塞期间每天被困的货物价值高达96亿美元。
20世纪50年代集装箱的发明改变了全球贸易,随着单船装载集装箱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全球化生产成为可能。据航运保险公司安联全球企业及特殊风险有限公司(Allianz Global Corporate and Specialty)的数据,航运运力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增长了150%,仅在过去十年里就几乎翻了一番。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的全球化催生全球治理的需要,西方基于民族国家的均势战略理论只会撕裂全球化,这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变得更加突出。最近,23个国家的领导人与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称“未来将发生其他流行病和重大卫生紧急事件,没有一个政府或多边机构能够独自应对类似的威胁”。“各国必须共同努力,制定新的国际条约,为应对流行病做好准备”。
人类需要一种将世界作为整体考量的现实主义战略,中华治道大一统的天下观,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在大一统的天下观中,不是消灭敌人。共存共荣、衣养天下才是终极目标。“王者无外”,大一统首先意味着整个世界政教的统一。公元前636年,周襄王因为得罪了同母弟叔带,为了躲避叔带叛乱逃离京城,跑到郑国的汜地。《春秋》记载说:“冬,天王出居郑。”《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四年》解释为何天子拥有四海却用“出”字时,指出这是因为周王不能见容于母亲。“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弟也。”晋代葛洪《抱朴子·逸民》论述道:“王者无外,天下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
后来春秋大一统的观念演化为墨子“非攻”、管子王霸之术以及诸子义战思想。墨子“非攻”不是幼稚的世界主义和天真的和平主义。它由非攻、诛讨、备战三个有机部分构成。诛讨指讨伐那些当罪当亡国家的正义战争,比如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等。
《管子》统一天下的具体战略思想集中在《管子·七法第六》《管子·大匡第十八》《管子·中匡第十九》《管子·小匡第二十》《管子·霸形第二十二》《管子·霸言第二十三》六篇中,大致包括先内而后外、先近而后远、先文而后武三个方面,拙著《智慧简史:从旧石器到人工智能》曾详加阐发。
计算机大幅度将人从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对理性知识的生产、储存和传播产生了革命性影响,知识和信息从稀缺资源转为过剩,人类在很大程度上被千百年来所创造的知识“淹没”了。Google这类高科技公司更是雄心勃勃,其世界头脑(World Brain)计划,企图通过将全世界书籍扫描储存,打通人与知识时空上的障碍。
未来,我们需要的将不再是知识记忆与获得能力,而是知识的选取、创造和应用能力—更多基于情感的权变智慧。中国文化中,超越宗教情感,基于人伦道德的智慧之学,会在未来不断世俗化的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
世俗化一般指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宗教信仰自由以及社会生活越来越远离清规戒律的约束。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近代史就是一部世俗化历史,特别是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这一进程加速并影响到全球。
“二战”以后,世俗化趋势更为明显。在英国表现为“宗教信仰的危机”,去教堂做礼拜的人越来越少。同时,宗教本身呈多元化发展,如 20 世纪以来的佛教一样,越来越“人间化”,诸多宗派深入百姓日常生活,参与到教育和慈善等事业中。
《六经》与基督教的《圣经》、印度文明的吠陀经、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等其他诸多文明的公共经典(Canon)不同,脱胎于社会治理,而非宗教信仰—本身是世俗的,而非宗教的。
反观现代西方,其基于宗教信仰、过度强调理性、依凭民族国家的近代文明体系,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事实上,20世纪西方三大理论体系都遇到了严重挫败。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悲叹:“来自纽约、伦敦、柏林和莫斯科的全球精英讲述了三大故事,号称能够解释人类过去、预测全球未来。这三大故事是:法西斯主义故事、共产主义故事以及自由主义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法西斯主义故事,于是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世界成为共产主义故事和自由主义故事的战场。等到共产主义受挫,自由主义故事就成为人类了解过去的主要指南,未来无法取代的使用手册……但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人民对自由主义这套故事越来越感到理想幻灭。”
西方现代思想资源的枯竭要求我们将目光转向东方。中华文化大一统天下观,重智慧安乐,强调人伦礼义的特点,合乎历史潮流!中华文明的初心——《六经》必将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灯塔!

3. 收拾文化山河,重整《六经》

首先要清楚,《六经》并不专属儒家,《六经》是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思想之源,是公共经典。所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称诸子百家是继承《六经》的不同流派。他说:“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唐代颜师古解释说:“裔,衣末也。其於《六经》,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
儒家的社会功用是教化,对《六经》思想的阐释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汉书·艺文志》总论儒家时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但在政治经济领域,践行《六经》原则的主要是历代德才兼备的各级官员,他们必然依赖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家,黄老(道家)。所以人们描述中华政教总是说“内法外儒”或“内用黄老、外示儒术”。
仍以《尚书》为例。事实上,先秦典籍引用《尚书》最多的并不是儒家,而是墨家。据刘起釪先生《尚书学史》统计:诸子中的《墨子》称引《尚书》,所引达 47 次,其所引篇数也最多,达 22 篇。再次《礼记》43 次,亦达 13 篇;《孟子》38 次,7 篇。自余《国语》、《荀子》各 20 余次,篇名各有数篇,《论语》8 次,未出篇名。法家则《管子》6 次,《韩非子》7 次,道家《庄子》只引了 2 次。
刘先生因此认为:“这里看出当时诸子百家中,唯儒墨两家是重视《尚书》作用的,两家都以《书》为各自学派的主要教本,而儒墨是当时‘显学’,就使《书》篇成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所共读的要籍。”
《六经》不只是儒家经典。有学人将儒家等同中国文化,《六经》诠释只重教化,无视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丰富内涵。许多腐儒不通百家,表面上宣传经典,实际废经灭典,搞得《六经》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过去百年,立志“不徇情地消灭经学”的经学史家,直接将经学“僵尸”化了!
中国经学史家的终极目标竟然是以史学为裹尸布埋葬经学。近代经学史名家周予同(1898~1981年)宣言:“明显地说,中国经学研究的现阶段是在不徇情地消灭经学,是在用正确的史学来统一经学。”
所以,我们必须满怀温情和敬意,重新整理《六经》,囊括其全部文本,澄清其政教真意。兹分述如下:
(一)《乐》
先秦六艺除了《五经》,还包括《乐》。《乐》后来散入礼学,隐而不彰。
无论民族学资料还是上古遗文,都证实乐教是最早的教化。不过我们不能将上古的“乐”理解为现代音乐,它集古代艺术形式之大成,一如今天的影视,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诸多艺术形式。所以《礼记·乐记》就说:“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
道始于情。乐教是情感智慧的教育,由政府主导,是中华治道政教一体的具体体现。《礼记·乐记》将之以礼教、刑法、政令并列,“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今天,诸多学者试图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学术体系解释中国现实,导致政治与教化关系严重扭曲,值得我们警醒!艺术与政治应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绝不能照抄西方的“艺术自由”“艺术独立性”之类——艺术不能脱离其社会背景、背离其社会责任。
政教统一始于尧舜时代。帝舜命夔担任乐官,教导年轻人,目的是使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宏而严肃,刚直而不粗暴,简约而不傲慢。用诗教涵养他们的情操,用歌唱表达诗中思想感情。歌唱需要宫商角征羽五声以成歌,五声的音高用律管来确定,由律成调以和声。做到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乐器和谐演奏,不混乱诸音旋律。这种和谐的旋律,用之于神则神和,用之于人则人和了。(《尚书·尧典》原文: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当今日常生活中汇集了东西古今诸多艺术形式,如何让这些艺术形式服务于社会,其理论基础在《乐经》。
传 世 文 献 关 于 乐 的 理 论 主 要 集 中 于《 礼 记· 乐 记 》, 据《 汉书·艺文志》,西汉刘向校书得《乐记》23 篇,目前仅存 11 篇,尚不及一半。我们有必要重新整理先秦、秦汉诸子的乐论(如《吕氏春秋》“大乐”等篇章),包括出土文献乐论的内容,让现实文艺政策有经典理论依托。
李学勤先生认为,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前半部分当独立出来,称为《乐说》。 但1994年上海博物馆入藏的战国楚竹书《性情论》,与《性自命出》内容基本相同,也是一篇文章。总之,里边论乐的内容值得我们重辑《乐经》时重视。

(二)《诗》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古代乐与诗紧密相连。
汉代传诗学者主要有齐、鲁、韩、毛四家,前三家依据的是秦以后成书的今文经,分别出自鲁人申培、齐人辕固和燕人韩婴。他们在西汉立于学官,地位尊显。
开始毛诗只在民间流传,西汉平帝年间(公元前9年~公元前6年)置博士,旋即被废。经过西汉前期今古文之争,毛诗流传渐广。郑玄总结古文经研究成果,兼采今文经,为毛诗作笺,《毛诗传笺》一书问世后,毛诗后来居上,大为流行,三家诗反而逐步消亡。一般认为《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北宋,只有《韩诗》流派的《韩诗外传》10卷幸存。
不要小看《韩诗外传》,这是除《毛诗》外唯一完整的诗学文献,对于理解诗学传授的本来面目以及中国智慧之学十分重要。
清代学者王先谦辑三家诗佚文成《诗三家义集疏》,是我们理解今文三家诗的门户。
传世诗《风》《雅》《颂》三部分共计有 305 篇,另外还有 6 篇有题目无内容,称为笙诗。故《诗经》有“诗三百”之称。
由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民间文艺工作者在湖北房县发现的民歌《诗经》,以及宋代以来学者的辑佚工作,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诗近四百首,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诗被发现,所以称《诗经》“诗四百”才对。
胡宁先生在《楚简逸诗:〈上博简〉〈清华简〉诗篇辑注》中,录有上博简《逸诗》2首,清华简《耆夜》4首,清华简《周公之琴舞》9首,清华简《芮良夫毖》2首,逸诗共17首,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年 11 月出版。另外,《上博简》(一)中的《孔子诗论》,是先秦诗学的宝贵文献,汉代四家诗的先驱。其论诗重情志,似乎更接近诗的本来面目。
我们整理《诗经》,首先要使风、雅、颂各得其所,以民歌解民歌,以宫廷乐歌解宫廷乐歌,以祭祀乐歌解祭祀乐歌。在此基础上参考三家,发掘古义。

(三)《书》

《尚书》被称为“政书之祖,史书之源”,其传世文献有三种,即《今文尚书》29 篇,《古文尚书》25 篇,《逸周书》59 篇。
经唐以后诸多学者考证,许多学者认为《古文尚书》是后人伪作——但包括孔安国的序和注在内,我们依然不能轻易下结论说这些是伪书——即使在《清华简》尚书类文献问世之后依然是这样。我们当本着对人类诸文明经典应有的“先信后疑”态度,重视《古文尚书》内在的人文价值。
《逸周书》在先秦被称为《周书》,等同于《尚书》的《周书》。《汉书·艺文志》已著录,列尚书类,“《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但其价值直到今天才为人所重视。
黄怀信教授著《逸周书汇校集注》《逸周书校补注译》《逸周书源流考辨》三书。他指出:“《逸周书》是一部极堪珍贵的历史文献。这部文献,不仅是研究西周和商、周之际历史及年代的重要材料,同时也是研究周人治国治民的政治思想、管理思想、经济思想、道德思想和军事思想的重要材料。对于研究管、商、孟、荀等先秦诸子的思想渊源及中国古代思想史、民族关系史,乃至天文、地理史和文学史,也都十分有用。特别是对研究周公及孔子儒学思想的渊源,更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其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加之世无善本,文多涩晦,学者鲜能卒读,致使这些价值大多数迄今没有被发现。”
在研究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时,《逸周书》给笔者很大启发。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在周文王时代已形成理论基础,包括政府用储备物资干预、平衡市场。“其中两章最值得我们关注,一是《籴匡解第五》,二是《大匡解第十一》。表面看来,两者都是讲殷末周人是如何救灾救荒的,但《籴匡解第五》主要是靠救济和政府到市场买粮,措施包括:施舍用物以赈济穷困,国君亲自巡察各方灾情,卿大夫参与告籴,庶子协助运粮。开仓同吃,民不藏粮……《大匡解》首先讲了文王召集各级官员共同商讨救济之道,然后阐述了具体政策,其中储备和金融手段变得极为重要。”
另一类尚书类文献源自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简,目前为止已经整理出来的有十多篇,包括《金縢》、《傅说之命》、《皇门》、《祭公之顾命》、《命训》、《尹诰》、《程寤》、《尹至》、《保训》、《厚父》、《封许之命》、《成人》等。
据《汉书·艺文志》,孔子整理的《书》有百篇,还阐明义理为每一篇写了序。目前可以看到的《尚书》类文献也是百篇左右,再不能对其熟视无睹。否则,我们不可能理解自身的政治经济制度之源流——只有为往圣继绝学,才能为万世开太平!

(四)《礼》

基于社会自然分层人伦,高度世俗化的礼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礼是一切礼仪规范、政治制度和伦理价值的总和。与此相对应的是《仪礼》、《周礼》和《礼记》三礼。
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中华礼制源于对鬼神的祭祀,首先表达宗教功能。据《礼记·礼运》,古礼是从饮食开始的,那时人们尚未发明陶器,就把谷物、小猪放在烧热的石头上烤,挖个小坑当酒杯,双手捧起来喝,用土抟成鼓槌,垒个小土台子当鼓,人们认为可用这种方式致敬鬼神,于是便有了原始祭礼。上面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这种古代祭祀很快政治化了,三代演化成高度理性、世俗化的政治形态。随着春秋战国礼乐的崩溃,礼伦理教化的功用越发突出。从宗教祭祀为重心到政治制度为重心,再到人伦道德为重心,展现出中华礼文化发展的一般历史进程。钱穆先生总结道:“‘礼’本是指宗教上一种祭神的仪文,但我们在上文述说过,中国古代的宗教,很早便为政治意义所融化,成为政治性的宗教了。因此宗教上的礼,亦渐变而为政治上的礼。但我们在上文也已述说过,中国古代的政治,也很早便为伦理意义所融化,成为伦理性的政治。因此政治上的礼,又渐变而为伦理上的,即普及于一般社会与人生而附带有道德性的礼了。我们现在为‘礼’字下一简括的定义,则礼即是‘当时贵族阶级的一种生活习惯或生活方式’。这一种习惯与方式里,包括有‘宗教的、政治的、伦理的’三部门的意义,其愈后起的部门,则愈占重要。”
在高度世俗化的当代,基于现世生活的社会秩序、社会价值的礼越发重要。因为所有社会中都有上下、父(母)子、夫妇三纲,维系这三纲的基本原则就是“因人情节人欲”的礼义。可以预见,在被理性科学侵蚀殆尽的宗教伦理面前,中华礼义超越族群、宗教和党派的普世特征,将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仪礼》又称礼经,它是先秦一大堆烦琐的礼节单,已失去实用价值。但通过演礼,可以深入体会我们不同于西方的人文精神,所以《仪礼》仍需重视;《周礼》是对周代政治制度的追记。汉武帝时藏于宫庭,很少有人知其存在。同时代的河间献王从民间收得《周礼》,也未流行开来,后世甚至以为刘歆伪作《周礼》。清代以后,学者通过文献考据和金文材料,才证实其不是伪书,《周礼》的重要性成为共识。
无论是《仪礼》还是《周礼》,都是对过去礼仪和政制的追记,而《礼记》阐发礼超越时代的价值意义,所以唐以后《礼记》大兴。清代学者焦循(1763~1820 年)在《礼记补疏》中写道:“以余论之,《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
《礼记》现存《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两种,《汉书·艺文志》并未著录二者,只有“记,百三十篇”,班固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汉末郑玄始分别大、小《礼记》,《小戴礼记》在郑玄作注后开始流行,唐代孔颖达整理五经,《礼记正义》也是用郑玄的注本。特别是宋儒将其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列为四书后,《小戴礼记》大行于世,与其居同等地位的《大戴礼记》则备受冷落。唐以前只有北朝卢辩作过注,清以后注者增多。
我们整理《六经》,有必要将《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平等看待。依此精神,2014年拙著《礼之道:中华礼义之学的重建》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可算笔者恢复礼义之学全貌的初步尝试。

(五)《易》

上古《易》有三种。据《周礼·春官·太卜》:“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汉人尚见过《连山》、《归藏》。东汉学者桓谭在《新论》中说:“《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
一般认为《连山》为夏代筮书,《归藏》为商代筮书,《周易》为周代筮书,东汉王充《论衡·正说》认为:“列山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归藏氏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
1993 年 3 月,湖北江陵王家台 15 号秦墓中出土了《归藏》,其中尽管有商以后内容,但当是比《周易》更早的筮书,与《连山》《周易》并存的筮法。李学勤先生的说法较为公允:“我们研究这个《归藏易》的结果,可以证明,这个《归藏易》实际上没有那么古,这种秦代的竹简上的《归藏易》,估计在战国时代已经有了,可是这种《易》看起来还是模仿《周易》的,不管从它的思想高度上来看,还是从它内容的历史事实上来看,都完全比不了《周易》。所以虽然发现有《归藏易》,我们还是要说《周易》是我们最重要的古代这方面的文献。”
《周易》为何重要?因为春秋时人,特别是孔子,将其义理化了,脱离巫史的卜筮书而成为言天道性命的《经》。
子贡(即子赣)对于孔子晚年精研《周易》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孔子一贯反对“索隐行怪”。孔子解释说:对于《周易》,我撇开它祝卜成份,考察其天道义理。暗中受神明之助而不通达于筮策数,就是巫;明了筮策数而不通达于天道,就成了史。史巫的占筮,我喜欢它又不以为然。后世怀疑我的,或者就因为《周易》吧!我求其天道之德而已,与史巫同路而目标不同。有德的人靠自己的品德行为去追求幸福,因此祭祀求神少;有道德的人靠行仁义去追求吉利,因此很少卜筮。《帛书周易·要》记载:“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則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則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今天,有人忘记了数术易与经学易的区别,迷信卜筮,拿着《易经》到处招摇撞骗。《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总论龟卜与易卜(蓍龟)说:“蓍龟者,圣人之所用也……及至衰世,懈于斋戒,而屡烦卜筮,神明不应。”吾辈非圣贤,岂敢轻用卜筮——君子慎之!君子慎之!
《易经》称为经,在其义理价值。除了传世本《周易》,1973 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十分重要,当属楚地不同的传经系统。孔子十翼之外,通过帛书《易之义》《要》《缪和》《昭力》,能看到更多孔子对《周易》的解读,真是千载幸事!
我们不可株守一家,有必要整合传世《易》传与帛书《易》传,让《周易》天人之际的深刻义理造福全世界。

(六)《春秋》

研究《春秋》,首先要明白《春秋》是先秦东亚大陆的世界史、“全球史”。因为周朝有史官赴告制度,各国史官,将该国所发生的大事呈报中央周王室,且一并报给其他各国史官。所以孔子因鲁史作《春秋》,包括了当时各国大事件。钱穆先生说:“当知史官分布,乃是周代一制度,而孔子作《春秋》则是私家一著述。由政治转归了学术,遂开此下中国之史学。所以孟子说: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是说《春秋》一书的底材,还是鲁史旧文。但从孔子笔削以后,则此《春秋》既不是一部鲁国史,也不是一部东周王室史,而成为一部诸夏的国际史,亦可称为乃是那时的一部天下史或称世界史。”
孔子是用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史义,赋予《春秋》灵魂呢?是以礼义为基础的大一统中华治道,目的是重建当时的国际秩序——超越族群和特殊利益集团(党)、中央集权的政教大一统。
司马迁写《史记》深受孔子作《春秋》的激励,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春秋》的宗旨论述详尽:《春秋》这部书,上阐明三王的治道,下辨别人事的纪纲,辨别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褒善怨恶,尊重贤能,贱视不肖,使亡国复存,断绝了的世系继续下去,补救衰敝之事,振兴废弛之业,这是最大的王道……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晓《春秋》,必定会蒙受首恶之名。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晓《春秋》,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被诛伐的境地,蒙死罪之名。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去做好事,只因为不懂得《春秋》大义,受史家口诛笔伐也不敢推卸罪名。如不明了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君不像君,就会被臣下干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昏聩无道,子不像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的罪加在这样的人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根本所在。他写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西方史学重史实,轻史义——忽视选择史学材料的根本精神,历史之魂!
西方历史学根深蒂固的史义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从个人自由主义到自由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
多年来,笔者欲摆脱西方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代之以礼义为基础的中华治道,重写世界史。人类文明是一个开放、互动、共生的有机整体。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世界春秋写作,必须抓住一点两线。
一点:以人类历史展开的自然分野,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为坐标原点。在青藏高原以西诞生了现代西方文化,其底色是希腊-希伯莱文化;青藏高原以东滋养了中华文化,她是历史上唯一超越神话宗教的文化体系,强调道在帝先,民为神本,神不胜道,是人文精神的巨大突破。
两线:一条线索, 人类历史是社会不断复杂化、一体化的历史,其最高发展形态是超越族群、宗教和特殊利益集团(党)的大一统政治;另一条线索,人类历史是人自我觉醒、自我解放的历史,其最高发展形态是基于社会自然分层、世俗化的人伦礼义。
关于第一条线索,大历史的作者们多有论述。大历史学派将整个宇宙的演化加入了人类史,他们认为这一令人畏惧的工作仍有规律可循:“有一条线索贯穿整个故事:那就是宇宙出现 138 亿年以来越来越复杂的事物的出现。复杂事物具有多种组成部分,它们精确地排列,从而产生新的属性。我们将这些新属性称为突现属性(emergent properties)。”
关于第二条线索,笔者在新近出版的《智慧简史:从旧石器到人工智能》指出:“人的自我发现是过去一万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强大趋势,它包括神性的逐步消解、世俗性的增强。”
另外,传世的《春秋》三传:《左氏传》重史实,《公羊传》和《榖梁传》重义理。我们有必要如《春秋三传》 一样,以经为纲,按内容将三传依次放到经文后面,然后根据时代特点折中三家。在这样一个霸权主义横行的时代,为重建世界秩序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孔子离世已经2500年了,经学的历史尽乎成为消解、矮化、神化经学的历史——是对经学拨乱反正的时候了!
自西汉末年刘向校书,首开大规模重整《六经》之滥觞,逮至煌煌大唐,《五经正义》横空出世,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我们重新整理《六经》,将充分汲取历代经学研究成果,包括汉儒诸家师法,清代以来考据、辑佚,当代考古学、人类学的新发现等,充分阐发《六经》的时代性、开放性和统一性。
时代性指返本开新,守经达权,如何将《六经》的灵魂运用到当代。比如《尚书·洪范》阐述了超越党派、吸纳社会各阶层的中央集权中华治道。我们这个时代,重新阐述“建中立极”是不够的,还要将它与基于党派竞争的现代民主政治进行比较,说明为何中国没有走上以党派竞争和多数决为基础的西式民主政治,以及西式民主政治与中华治道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超越西方学术范式,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西方民主如何退化为“富民作主”的金主政治。
在形式上,所有古文同时要译成现代白话文。阐释性文字力求通俗易懂,不可用文言或半文言。
开放性不仅指综合中外一切有关《六经》的发现、研究成果,平等对待,择善而从。还要在形式上用网站、微信、微博等媒体,随时调整相关内容,随时与读者互动。让经学从庙堂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凝聚时代共识的基础。
统一性指无论言礼、言乐(诗)、言政、言刑,都要归之于大一统、超越特殊利益集团(党)的中华治道。这也是孔子整理《六经》的目的。西汉刘向《战国策书录》认为东周礼乐崩溃,孔子整理《六经》,王道才变得清楚明白,只是因为孔子无权无势,大一统才不能实现。他说:“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
基于礼义的中华治道是《六经》的主旨,我们要牢牢抓住这一总纲领,让它深入全球化、智能化、世俗化的世界。这意味着人类文明范式的根本变革—从西方的现代性到中国文化传统的返本开新。
述往圣之初心,筑太平之基业。《六经》的时代化、大众化、国际化是大势所趋。我们当如巨象过河,脚踏实地,稳步前行。
唯人能弘道。值此千年大变局的时代,吾辈任重而道远。收拾文化山河,重整《六经》,尚赖弘毅君子同心协力,共襄盛举!

(摘自翟玉忠先生《文脉寻根:重新发现中国文化》,该书由华龄出版社2022年出版;购买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

注释:
① 托马斯·弗里德曼:《中国不再尊重美国,他们有理由这样做》. 网址: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10324/china-america/,访问日期:2021 年 3 月 29 日。
②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01 年第 1 版,第39 页。
③ Peter S. Goodman:《苏伊士运河堵塞事件:过度全球化敲响的警钟?》. 网址: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210329/ship-suez-canal/,访问日期:2021年3月29日。
④《23 国领导人呼吁建立国际条约 应对未来的流行病》. 网址:https://chinese.aljazeera.net/news/2021/3/30/,访问日期:2021 年 4 月 3 日。
⑤ 参阅《墨子·非攻下》。
⑥ 翟玉忠:《智慧简史:从旧石器到人工智能》. 华龄出版社 . 2021 年第 1 版,第133~141 页。
⑦ 张伟伟,杨光:《二战后英国宗教的世俗化》. 载《深圳大学学报》2008 年 3月号。
⑧ 尤瓦尔·赫拉利:《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 中信出版社 . 2018 年第 1 版,第 3~4 页。
⑨ 刘起釪:《尚书学史》. 中华书局 . 1989 年第 1 版,第 64 页。
⑩ 周予同:《治经与治史》,收入《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 1 版。
⑪ 李学勤:《郭店简与〈乐记〉》,收入李学勤《重写学术史》.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 版。
⑫ 杨善群:《清华简〈尹诰〉引发古文〈尚书〉真伪之争—〈咸有一德〉篇名、时代与体例辨析》.《学习与探索》2012 年第 9 期。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修订本). 三秦出版社 . 2006 年第 1 版,第 1 页。
 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 中央编译出版社 . 2008 年第 1 版,第 160~161 页。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 商务印书馆 . 1996 年第 1 版,第 72 页。
 李学勤:《〈周易〉讲稿—2001 年春在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演讲》,收入《清华简及古代文明》. 江西教育出版社 . 2017 年第 1 版。
 大卫·克里斯蒂安、辛西娅·斯托克斯·布朗、克雷格·本杰明:《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16 年第 1 版,第 6 页。
 翟玉忠:《智慧简史—从旧石器到人工智能》. 华龄出版社 . 2021 年第 1 版,第 78 页。
⑲ 元人:《春秋三传》,中国书店 . 1994 年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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