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室金匮
东汉以后，以《管子》轻重篇为核心的中国古典经济思想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提到，也往往是断章取义。近代以前，几乎没有人将《管子》轻重诸篇中蕴含的经济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系统考察研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叶世昌先生在谈到唐朝的货币理论时曾这样写道：“《管子·轻重》理论，东汉以后几乎无人过问，到唐朝才受到一些人的注意。唐人论述货币问题时，往往引述《管子·轻重》的话作为立论根据。他们并没有全面认识《管子·轻重》，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摘取其中的个别论点。”（叶世昌等：《中国货币理论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1页。）
要恢复《管子》经济思想的本原，首先大家要知道，刘向校书前，在战国至西汉这段时间里，社会上《管子》诸篇相当普及。由于该书的宗旨是刘向《管子叙录》所说的“富国安民”，所以其中的经济思想当广为人知。
《韩非子·五蠹》中将商鞅、管仲、孙武、吴起的书并称，指出几乎每家每户都收藏。刘向校书后留下了《管子》、《商君书》、《孙子兵法》和《吴子》（《汉书·艺文志》称《吴起》）。对于后面三本书的基本思想，中国人是熟知的，惟独《管子》的富民思想成了不解之谜。《韩非子·五蠹》上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因为《管子》一书太普及，所以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对该书内容一笔带过，这就给后世理解《管子》富国思想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当然我们也不能埋怨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汉宫石室金匮中藏有浩如烟海的史料，他肯定会删繁就简，另外对于大众化的典籍不再详细论说也是《史记》的通例。万幸的是，司马迁提到了《管子》一书的核心篇目，后面读者将会看到，这成为我们恢复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钥匙。在《史记·管晏列传》，司马迁这样写道：“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司马迁在大汉宫廷中读到的《管子》篇章被刘向搜集了起来，再加上从民间等渠道搜罗到的本子，达到五百六十四篇，去掉重复的四百八十四篇，最后编定为八十六篇，约在西汉至隋这段时期《管子》佚失多篇，今天我们看到的《管子》有七十六篇。刘向《管子叙录》详细记载了他校书的细节，对于我们复原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全部面貌十分重要，这里转录如下：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
“管子者，颍上人也，名夷吾，号仲父。少时尝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子贫困，常欺叔牙，叔牙终善之。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子纠死，管仲囚，鲍叔荐管仲。管仲既任於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时，与鲍叔分财，多自予，鲍叔不以我为贪，知吾贫也。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吾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鲍叔既进管仲，而己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丑，故其书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犹流水之原，令顺人心，故论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伐楚，责包茅不入贡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会，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诸侯归之。管仲聘于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让高国，是时诸侯为管仲城谷，以为之乘邑。《春秋》书之，褒贤也。管仲富拟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侈。管子卒，齐国遵其政，常强於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言之也。’又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爱，岂管仲之谓乎。’《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向谨第录。”
刘向的这篇叙录和其中所引司马迁的话被后世注家严重曲解，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认为《轻重》、《九府》当连读。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就持这种观点，上面说《史记》所引“皆管氏著书篇名，九府盖藏钱之府，其书论钱之轻重，故云《轻重九府》。”这显然不对，因为刘向在《管子叙录》清楚地解释了《九府》是“书”，与《山高》书并列，怎么会同轻重连读呢？有“小司马”之称的司马贞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受《史记·货殖列传》的影响，其中“轻重九府”连读，上面说：“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问题是，这里的轻重泛指辩证的政治经济关系，如中医中之“阴阳”。事实上《史记》中这类用法极多，比如“设轻重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贵轻重，慎权衡”（《史记·管晏列传》）、“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史记·平准书》），这里的轻重都不是指“书”。
二是认为《九府》已经散佚。这完全是对刘向校书用语的无知造成的。在现存的刘向校书《叙录》中，民间不是“人世间”的意思，而是指官府之外的民间藏书，这里的民间显然指卜圭、富参、立三家的私藏。比如《列子叙录》中就说：“孝景皇帝时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于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谨第录。”再比如《说苑叙录》说：“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说）苑》，皆可观。臣向昧死。”
如果我们再参阅现存的《管子》篇目，就会发现司马迁实际上列举了《管子》重要的内容，《牧民》是全书的总纲，是经言的第一篇，《山高》（形势）是经言的第二篇，二者都有解，只是《牧民解》已经亡佚。后面三书，《乘马》、《轻重》、《九府》皆与富民策有关。按常理，刘向校书写定《管子》时这些重要内容都当收录。那么与中国古典经济思想高度相关的《乘马》、《轻重》、《九府》是现存《管子》中的哪些篇章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找回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原典的关键所在！
在此我们不防用禅宗“直指人心”的方法，单刀直入，从《乘马》、《轻重》、《九府》三书的篇名开始探讨。
（一） 什么叫乘马
“乘马”指土地赋税制度，特别指军赋，本是没有什么异义的。但自清末吴汝纶、何如璋对它胡乱解释后，又经郭沫若《管子集校》引用，竟使谬种流传，直接影响了当代许多注家和史家。
乘马的意义在《汉书·刑法制》中记载得十分详尽，让人一目了然，我们引述如下：“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
这段话是讲司马之官如何划分井田，制定相应的军赋。其主要内容与孔颖达《诗·信南山》正义所引《司马法》佚文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同，现将《司马法》引录如下：“四邑为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备，谓之乘马。”
以上记载是符合春秋时代的历史事实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录了楚国司马的职责，可与《汉书•刑法制》及《司马法》互证。上面说：“楚国的蒍掩做司马，子木让他治理军赋，检查盔甲武器。十月初八日，蒍掩记载土泽地田的情况：度量山林的木材，聚集水泽的出产，区别高地的情况，标出盐碱地，计算水淹地。规划蓄水池，划分小块耕地，在水草地上放牧，在肥沃的土地上划定井田。计量收入制定赋税制度，征收百姓交纳战车和马匹税、征收战车步卒所用的武器和盔甲盾牌税。完成以后，把它交付给子木，这是合于礼的。”（原文：楚蒍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蒍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卒、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礼也。 ）
所以现代学者编辑的《词源》中将“乘马”解释为：“古军赋名。按田邑多少征集车马甲士。参阅《汉书·刑法志》、《管子·乘马》。”
但到了吴汝纶、何如璋那里，乘马的意义却完全变了样，吴汝纶说：“篇名《乘马》者，以篇中有‘天下乘马服牛而任之’之语，而取以名篇耳”。何如璋说“马者，算数之筹，如今所谓法马。乘者，计也，即今算法乘除之谓。凡治国之法制，皆出于数，有所建置，如立马乘之，乃知其轻重长短多寡之数，而措注各得其宜”
《乘马》篇中的“天下乘马服牛而任之”中的“乘马”指用马运输，《世本·作篇》记载：“相士作乘马，亥作服牛。”其中的“乘马”也是此意。但除了《管子·小问》中的“乘马”是骑马之意，《管子》一书大量出现的其他“乘马”都与土地赋税有关。而且《乘马》篇讲到的乘马之法与《司马法》佚文很相近，上面说：“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两。器制也。”怎么能说《乘马》篇名源自“天下乘马服牛而任之’一语呢？
何如璋的观点纯属臆测。但现代许多学者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说“乘为计算，马即计算所用之筹码，乘马即运算筹划。”这种认识是灾难性的，因为我们不懂“乘马”的真实意义，就不会理解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事实上，后世史家把乘马的内容归为“食”，在著“食货志”时先讲土地赋税。
比如《汉书·食货志》开篇就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鱼、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管子·乘马》也说：“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
令人遗憾的是，后世史家多记述史实，少讲理论，这也是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中土地赋税理论得到不发扬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明白了乘马的原义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轻而易举地发现，经言中的《乘马第五》、轻重篇中的《巨乘马第六十七》、《乘马数第六十九》和《问乘马第七十》同属于太史公司马迁看到的《乘马》，其内容都是讲历代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赋税，即《洪范》八政中的“食”。
《管子》土地赋税制度的核心是“相地而衰征”、“相壤定籍”，即区别土地的好坏，按不同的等级定额征税。而这正是《乘马》、《巨乘马》、《乘马数》三篇讨论的主要内容，巫宝三先生注意到：“《国语·齐语》中有管仲的著名的经济政策‘相地面衰(音崔)征，则民不移’的记载，但对此政策思想，未作更多阐述。《乘马》篇与《齐语》不同，后者为记事文，前者为论述文。既然管仲的经济政策思想在《齐语》中并未得到较多阐述，则在以阐发管仲功业和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管子》一书中，有一篇文集中地阐发管仲的经济思想，那就是很自然的事。相反，如果没有像《乘马》篇这样的篇文来阐发管仲‘相地而衰征’及其他经济思想，那才是奇怪的事。在《管子》以及其他先秦文献中，除《乘马》篇外，更无别的篇文来阐述管仲的关于土地政策的思想。所以，我认为《乘马》篇是阐发管仲经济思想的一篇重要论文。”（巫宝三：《管子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72页。）巫宝三先生还明确指出，《巨乘马》、《乘马数》“虽然不是《乘马》篇的《解》，所论亦为‘乘马’，显然是对《乘马》篇的补充和阐发。”（巫宝三：《管子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70页。）
古书大抵单篇流行。所以从思想内容上看，现存《乘马》、《巨乘马》、《乘马数》就是司马迁在大汉宫廷中看到的阐述管子“相地而衰征”思想的《乘马》书是无疑的。《乘马》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被刘向列入了“经言”一组，取得了“经”的重要地位。
张固也先生的《管子研究》一书用力精深，他发现《管子》轻重一组实际上包括司马迁看到的《九府》和《轻重》，但却否认《巨乘马》、《乘马数》、《问乘马》与《乘马》为一书，理由仅是因为它们体例不同，对于其中思想内容的一致性视而不见。他说：“（《管子轻重》十九篇）原来分为《九府》、《轻重》两部分，其内容都是讨论轻重理论的，所以刘向合编为—组。不少学者认为，《巨乘马》、《乘马数》、《问乘马》与‘经言’中的《乘马》原来应为一篇，今本分成四篇乃出于后人之割裂。但是这二篇为问答体。《乘马》为论说体，绝无原为一篇之可能，而只能说明它们之间必有密切的关系。”（张固也：《管子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第46页。）
张固也先生大谬！后面我们将看到，司马迁读到的《乘马》《轻重》、《九府》书的三个核心篇章都用论说体、解释篇章才用问答体——《乘马》三篇中的《乘马第五》、《轻重》五篇中的《轻重己第八十五》和《九府》九篇中的《国蓄第七十三》都是这样——《乘马》为独为论说体，正好说明《巨乘马》、《乘马数》、《问乘马》与《乘马》本为一书。
为了让读者进一步理解《乘马》书内在的联系，我们不防简要论述一下《乘马》、《巨乘马》、《乘马数》三篇的主要内容。
《乘马》是按照“地者政之本也，朝者义之理也，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用之量也，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的。第一点主要论及土政平均和调的重要性，最后的“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主要论及赋税制度。其中有许多关于“相地而衰征”的具体细节，比如对于不生五谷的土地和没有树木的荒山，百亩折合成一亩耕地、可以下网捕鱼的河流，五亩折成一亩耕地；一仞见水的土地，要减轻租税十分之一，二仞则减收十分之二，三仍减十分之三等等。《乘马》的上述记载似乎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因为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田法》的主要内容与《乘马》篇近似，其中有“地均”之法。上面说：“山有木，无大材，然而斤斧得入焉，九而当一。秃……□□（“□”表示文献缺失字，下同——笔者注）镰纆得入焉，十而当一。秃斥津□……网得入焉，七而当一。小溪谷罟网不得入焉，百而当一。美沈泽蒲苇摹……石，百而〔当一〕。……□，百而当一。”
“相地而衰征”的目的是通过“均地分力”，充分发挥农民积极性，使“地利竭”、“民力尽”。作者写道：
“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意为：把土地折算分租，实行分户经营，可以使人民自身抓紧农时。他们会关注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这洋，他们就能够晚睡早起，父子兄弟全家关心劳动，不知疲倦并且不辞辛苦地经营。不把土地分配下去的害处，就是地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不能充分发挥。不告知农时，人民就是不抓紧；不教以农事，人民就是不干活。实行了与民分货的制度，人民就切实看到有得有征了；再明确征收的标准，人民就会尽力了。于是，不必督促，父子兄弟都会来关心生产。）
这里读者不难发现，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包产到户，与民分货，“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归自己的”，很像两千七百年前“均地分力”政策的现代版，这一政策的主要精神一直延续至今。无论未来农业政策如何改变，如果让一些人垄断土地资源，而另一些人几乎不掌握任何土地资源，总是极其危险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出现大量贫民、造成社会动荡的原因正在于此。
“朝者义之理”今人已经很难理解了，因为启蒙运动后人们已经习惯于将个人原子化，将社会平面化，认为社会是由无区别的个体组成的。这种认识显然与现实严重不符，要知道现实世界人不仅不具有平等的能力，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系统也呈现出等级化的形态。中国先贤看到这种情况，他们按自然原则设计了社会秩序，并按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授予相应的爵位（请注意这和西欧的爵位制度完全不同，西欧的爵位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血缘世袭的基础之上的），再按爵位的高低分配有限的社会资源。用《管子》的话说，这就是“朝者义之理”，关键在于爵位的授予要公正，所谓“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则不乱，然后义可理”。如果将每个人都看成无区别的原子，结果是有害的。上面说：“故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一种革命口号有其历史的进步意义，但引入政治经济领域这些概念却脱离现实太远。
“市者货之准”，《乘马》的作者一再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意义，认为“无市则民乏矣”。不过书中所言的市场经济绝非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今天鼓吹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施以轻重之术的，国家资本参与其中的市场经济。作者注意到市场能够反映财货的多少，但却不能创造财富本身，所谓“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这种认识是重要的，如果我们看看今天大西洋两岸实物经济的萎缩，以及金融市场的可怖泡沫，就会理解到过度市场化的危害。据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先生提供的数字，美国的实物经济不到20万亿美元，但是它的金融衍生产品达到500多万亿美元。《乘马》的作者还认为，市场是物价较低，就很难产生暴利，各种事业也能搞好，市场需求得到满足。上面说：“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所以不能对市场放任不管，或认为管得越少越好，对于市场经济要有通盘的计划。上面说：“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
“黄金者用之量”，在《管子》一书的思想体系中，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所以“先王高下中币，制下上之用。”（《管子·揆度第七十八》）根据市场上黄金的价格，能够看出财政支出是否合理。文中说国用过少，则金价低了，金价低则各项事业不好办，故对事业不利。国用过多则金价高，金价高则商品太贱，所以对商品发生展不利。（原文：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
《问乘马》已经佚失，所以我们只考察《巨乘马》和《乘马数》两篇。这两篇显然是一篇拆成的，因为除了《管子·巨乘马第六十八》第一段讨论农时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其他都是讨论“策乘马之数”的问题（马非百同意何如璋的观点，认为篇题“巨乘马”无意义，应为“策乘马”，可备一说）。简单说就是运用轻重之术，利用国家资本如何取得更多的收入。《管子·巨乘马第六十八》先列举了虞国的策乘马之数，《管子·乘马数第六十九》整篇是桓、管二人讨论如何具体应用策乘马之数。先是讨论财政收入（国用）多少才合适，接着讲对外贸易要注意不能有过多贸易顺差，防止财物流失。最后两节谈了谷物在市场中“独贵独贱”和“相壤定籍”。
“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在农业时代谷物具有货币一样的价值尺度的职能，谷独贵独贱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这是日本和中国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的发行“米本位”货币的理论基础；1919年，日本的千鹤太郎博士在《太阳杂志》上撰文主张废止金本位，实行米本位。（参阅叶世昌等：《中国货币理论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16页。）
《管子·乘马数第六十九》关于“相壤定籍”这个土地赋税的重要议题并没有展开来论述，它可能就是已经佚失的《管子·问乘马第七十》的主要内容。
（二）什么叫轻重
古来人们就将《管子》一书分为《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轻重》八组，《轻重》就是从《巨乘马第六十八》到《轻重庚第八十六》的十九篇，《问乘马第七十》、《轻重丙第八十二》和《轻重庚第八十六》已佚，还剩十六篇，就是大家熟悉的《管子》一书专题讨论经济问题的轻重十六篇，如果加上列入《经言》和《乘马》第五，当为轻重十七篇。不过大家不要以为《管子》一书只有《轻重》诸篇谈经济问题，实际上其他各篇也大多涉及经济问题，且与《轻重》篇思想、用词上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东汉、曹魏时人们已经提到《管子》一书的这种分组方法，比如《论衡·案书篇》中就说：“管仲相齐，造《轻重》之篇。”所以张岱年先生指出：“这种分类，可能是刘向所分，必定有其根据。但是其根据的理由何在，现在无法考知了。”（转引自张固也：《管子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第40页。）
学者们公认‘轻重’一词泛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清末民初，当欧美经济学西来时，有学者直接将英文的“economics”译为“轻重学”。那么“轻重”一词的本义是什么呢？
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说：“管子有理人轻重之法七篇。轻重谓钱也。又有捕鱼、煮盐法也。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还说“轻重谓耻辱也，权衡谓得失也。有耻辱甚贵重之，有得失甚戒慎之。”
近人马非百先生则认为：“本书著者对于轻重理论之应用，范围是很广泛的。凡是关于封建国家的政治、军事、法律、经济、教育等等，都是他们的重要研究对象。不过在总的精神方面，关于轻重理论的应用，只是说封建国家应通过运用‘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的供求规律，实行‘敛轻散重’的物价政策，以达到‘无籍而赡国’即‘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财政目的。”（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1979年，第54页。）
在《管子》成书的年代，“轻重”一词为人广泛应用，主要是指导政治经济中的各种辩证关系。一如中医之“阴阳”、兵法之“奇正”。轻重之术在实践中运用起来千变万化，奥妙无穷。所以《管子》中屡次提到“轻重之数”、“轻重之策”和“轻重之家”。
那么这些“轻重之术”是哪些篇呢？当然可以泛泛地说包括《乘马》篇在内的《轻重》十七篇都是。不过这与司马迁在大汉宫廷里看到的三书不相符。司马贞说“管子有理人轻重之法七篇”，这七篇显然是《管子》一书最后冠之以“轻重”之名、由甲到庚排列有序的七篇文章。
马非百先生误将《理人轻重之法》当成了另外一本书，（参阅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1979年，第118页。）实际上正如刘向在《管子叙录》中所云，凡《管子书》都讲“富国安民”，中国古典经济思想是政治经济学，当然会包括“理人”的内容，马非百先生的这种见解是受了二十世纪以后西方经济学概念的误导。
巫宝三先生论证说：“我意‘理人’二字是用来说明‘轻重之法’的性质，即轻重之法是用来治理人民的，不是除轻重之法而外，别有所谓‘理人轻重之法’。这从宋裴骃先说《管子》有轻重之法”，以后司马贞加了‘理人’二字，说‘《管子》有理人轻重之法’，亦可知道。”巫宝三先生的结论是：司马贞所说“理人轻重之法七篇”，恐即《轻重》篇中的《轻重甲》篇至《轻重庚》篇七篇。”（参阅巫宝三：《管子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82页。）
现存轻重五篇中，最后一篇《轻重己》何如璋认为“专记时令，非轻重也”，这一点马非百先生作了极为详尽有力的驳斥。而且他清楚地看到这篇记述时令的文字是一切“轻重之策的根本”，因为不重视按时令生产消费，纵有千万轻重妙术也将无法施展。而轻重之术的运用“时”是一个关键因素，所以《管子》一书开篇就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管子·牧民第一》）。正如《国蓄》篇所云：“百乘之国，官赋轨符，乘四时之朝夕，御之以轻重之准，然后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国，封天财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财物之所生。视岁之满虚而轻重其禄，然后千乘可足也。万乘之国，守岁之满虚，乘民之缓急，正其号令而御其大准，然后万乘可资也。”所有这些全涉及《轻重己》所论及的时令。（参阅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1979年，第724~725页。）
如果说现存《轻重》书其他四篇为轻重之“奇（策）”，那么《轻重己》所言即为轻重之“正（策）”。其中论及的福利、环境、尚功和耕战思想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春天时政重要的一项是救助弱者，对于那些不能独立生活的人政府要供养，不能遗弃。而且多收养的官员的功，少收养的有罪。如果路上有乞食者，就是归罪于国之相。上面说：“民生而无父母谓之孤子；无妻无子，谓之老鳏；无夫无子，谓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食，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遗。多者为功，寡者为罪，是以路无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则相之罪也。”从1993年江苏省连云港市尹湾出土的西汉地方政府档案中我们看到，上述政策的指导精神在当时已经法制化，养老成为上计的主要内容之一。
夏天要保护“三大”，即大木、大山、大泽这些自然资源不被破坏。上面说：“发号出令曰：‘毋聚大众，毋行大火，毋断大木，毋斩大山，毋戮大衍。灭三大而国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秋天祭祖时，以礼仪的形式激励人们为社会作贡献、立功勋。规定：大功者大庙，小功者小庙，无功者无庙。有功的参祭者皆按其职位站立行宴食礼，无功者观礼于庙外。并特别指出：“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异贵贱而赏有功也。 ”这实际上是也是反映“朝者义之理”，因为祭祖本身就是天子为了赏赐有功进行的。
最后作者强调了不按时令生产，春天不耕、夏天不耘、秋天不获、冬天不藏之害。并要求农民以耜为弓弩，以锄为剑朝，以蓑衣充当胁甲，以草笠充当盾牌，耕战合一，军民一体——所谓“耕械具则战械备”。
除了《轻重己第八十五》，其他篇几乎全部是依据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各节独立成文的经济计谋，其中《轻重甲第八十》、《轻重乙第八十一》和《轻重丁第八十三》主要是讲国内经济策略，《轻重戊第八十四》是讲国际间的经济战。我们辑出《中国古代经济三十六计》，在本书中多方诠释，目的是让读者通过古今中外经济学实例理解伟大的中国古典经济思想。
（三）什么叫九府
现存包括《乘马第五》在内的《轻重》十七篇，除了《乘马》书三篇、《轻重》书五篇，剩下的九篇显然是司马迁读到的《九府》，那么九府是什么呢，以剩下的《事语第七十一》、《海王第七十二》、《国蓄第七十三》、《山国轨第七十四》、《山权数第七十五》、《山至数第七十六》、《地数第七十七》、《揆度第七十八》、《国准第七十九》的内容相符合吗？
关于九府，《汉书·食货志下》中说：“ 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颜师古《注》云：“《周官》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张守节《史记正义》亦主此说：“《管子》云‘轻重’谓钱也。夫治民有轻重之法，周有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也。”
九府是西周九个重要的国家经济机构，追记西周政制的《周礼》对其职能有详细描述。它们分别是：《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大府》、《周礼·天官冢宰第一·玉府》、《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内府》、《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外府》、《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泉府》、《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天府》、《周礼·天官冢宰第一·职内》、《周礼·秋官司寇第五·职金》、《周礼·天官冢宰第一·职币》。这里我们只列出最为重要大府和泉府职能，供读者参考：
《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大府》：大府负责协助大宰掌管九贡、九赋、九功，以收取交纳的财物，并把财物分拨给负责收藏以待用的各府。凡王朝各官府和王畿内采邑的官吏以及暂时执行某项任务的官吏，都可按照规定来大府领取所需财物。凡分拨财物，都按照制度授给。关市的赋税，供给王的膳食和衣服所用。王都中的赋税，供给接待宾客所用。距王都百里的四郊的赋税，供给饲养牛马草料所用。距王都二百里至三百里的家削的赋税，供给颁赐群臣所用，距王都百里至二百里的邦甸的赋税，供给工匠制作所用。距王都三百里至四百里的邦县的赋税，供给行聘问礼所用。距王都四百里至五百里的邦都的赋税，供给祭祀所用。山泽赋税，供给死丧或灾荒所用。给公用的剩余财物，供给王闲暇时与诸侯和臣下结恩好赐予所用。凡诸侯国贡献的财物，供给吊唁诸侯之丧所用。凡向万民征收的赋税，用以充实府库。凡赋税收入开支后的余财，用以供王的玩好所用。凡王国所用财物，都可以从大府领取。夏历年终，就总计一年财物的收支并上报大宰。（原文：大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人，颁其货于受藏之府，颁其贿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执事者受财用焉。凡颁财，以式法授之。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币馀之赋；以待赐予；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凡式贡之余财，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赋用取具焉。岁终，则以货贿之入出会之。）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泉府》：泉府掌管用所征收的市场税款，收购市场上卖不动、滞销而又切于民用的货物，按原价收购，一件件地加上标签标明价钱，以待急需的人购买。购买者各从他们的主管官那里，采邑的人从他们的邑宰那里，国都的人和四郊的人从他们的有关官吏那里开出证明，然后卖给他。凡赊取钱物的，为祭祀而赊取不超过十天归还，为丧事而赊取不超过三个月归还。凡民有贷取钱物的，就同他的主管官一起辨别钱物而授给他，按照国家规定的税率来收取利息。凡国事所需钱物都从泉府支取。夏历年终，计钱物的收支，而缴纳盈余给职币。（原文：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楬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买者各从其抵，都鄙从其主，国人郊人从其有司，然后予之。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余。）
通过《周礼》对九府职能的描述，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府”在西周是国家蓄积商品、货币（金玉）等的仓库，这些府不单单行使储备物资的职能，还充当调节市场需求的功能，特别显著的就是泉府。而国家储备和调节市场，正是《管子》一书《事语第七十一》至《国准第七十九》所论述的主要内容——它们就是司马迁看到的《九府》中，《九府》书是论述国家商业货币政策专著，其中思想核心《国蓄》篇题的意思就是“国家蓄积”。赵守正先生解释说：“本篇原文之首句为‘国有十年之蓄’，依此名篇，乃称《国蓄》。但‘国蓄’也有它独立涵义，即指国家财政积蓄而言。本文积极要求国家握有充分的财粮储备，壮大积蓄，以调节市场、掌握经济，并为国家理财盈利，这一点恰与‘国蓄’之义相合。因此，本文之命题，既属于利用首句名篇，又注意切合文章内容。”（赵守正：《白话管子》，岳麓书社，1993年，第311页。）
《九府》书本是以《国蓄》篇为中心论述国家商业货币政策的九篇紧密联系的论文，借用西周“府”的概念只是为了表达国家储备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也能依稀看到，从西周至西汉，国家古典经济思想因革损益的路径——从相对单纯的储备到利用储备的商品和货币，圆熟的以轻重之术调节市场，使之平衡稳定地发展（颜师古所说的“均而通”）。
《国蓄》在《九府》书中的核心地位十分突出，巫宝三先生甚至将其称为轻重各篇的“本论”。（参阅巫宝三：《管子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18页。）《国蓄》中的文字，不仅大量为《地数》、《揆度》、《山权数篇》、《轻重甲》、《乘马数》等篇引用，后世在论述有关商品货币的问题时，也多直接引用《国蓄》文字。班固在汉书《食货下》中，直接摘要引述了《国蓄》篇中的主要内容，相当精辟，从中我们能看到《国蓄》书的主旨。上面说：“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者，谷有所臧（藏）也。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臧，臧繦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臧，臧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种饷粮食，必取澹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
古人称货币为“化”（货），所以后世史家将论述商业货币政策的内容称为“货”，亦源流于《九府》书——二十四史中“食货志”本于中国古典经济原典《乘马》书、《九府》书，那是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理论源头。让国人恢复这种伟大的记忆吧，因为它直接意味着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复兴！
张固也先生将《巨乘马》、《乘马数》错误地列入了《九府》书中，但却发现了《九府》书完整的内在逻辑。他写道：“前十二篇自《巨乘马》至《国准》，都另有小篇名；除《国蓄》之外，都是桓管问答体，且序次井然。首四篇提出轻重政策的总口标是要‘力归于上’，‘织归于府’（《巨乘马》），并略言其基本方法（《乘马数》），然后批驳了两种不重视国内积蓄的观点（《事语》）。中间六篇承上作深入阐述，即重视积蓄并非直接籍于民，而是通过‘官山海’（《海王》），然后‘盐铁之策，足以立轨官’（《山国轨》），而国轨应根据天时、地利、人力的不同‘行三权之数’（《山权数》），且实施以上政策都要进行一些具体的筹算（《山至数》、《地数》、《揆度》）。最后一篇《国淮》是对轻重理论的扼要总结。这么一组紧密联系、有头有尾、层层递进的沦文，肯定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张固也：《管子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第376页。）
张固也先生没有看到，“力归于上”，“织归于府”正是有关土地赋税（乘马）的内容，就是说光“税基”大，“富国”还不能“使民”，动员全体民众的人力物力的计略就是“乘马数”，实际上是一种高下粮食价格的理财政策。这在《巨乘马》记述得十分清楚，上面说：“管子曰：‘策乘马之数未尽也。彼王者不夺民时，故五谷兴丰。五谷兴丰，则士轻禄，民简赏。彼善为国者，使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纤微而织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
张固也先生注意到《九府》书的第一篇《事语》特别强调积蓄问题。《事语》中有几乎与《巨乘马》中一样说明“力归于上”的文字，却重在积蓄、积财。上面说：“彼壤狭而欲举与大国争者，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辑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而积蓄正好也是《九府》书所强调的。
所以《事语第七十一》当属《九府》书，专讲《管子·牧民第一》开篇所说的“守在仓廪”。文中借用两个虚拟人物“秦奢”和“佚田”的话，论述国家储备的重要性。秦奢的观点是消费主义的，认为只有大量的消费才能创造需求，刺激生产。这和二十世纪美国消费主义的膨胀如出一辙，且后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甚至摧毁了美国立国基础——新教伦理与清教精神中的节俭原则。《事语》的作者指出，这种政策只有在政治统一的“天子”之国才能实现；在各国主权分立，相互竞争的时代，国家必须有大量的储备。
佚田主张利用外国的资源实现国家的强大，《管子》的作者则认为储备是社会安定，国家安全的根本。佚田的观点使人想起八十年代末中国学者提出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该战略也是将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建立在国际市场的基础之上——令人遗憾的是，在实施外向型经济近二十年后，在今天世界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才开始认真关注中国内部的消费和产业结构调整。
《海王第七十二》专讲盐铁的垄断经营，从《管子》轻重诸篇中我们看到，对自然资源的垄断是最重要的储备。该政策的源头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礼记·王制》上就说：“名山大泽不以封。”就是说名山大泽不封给诸侯，全部国有。东汉班固整理编辑成的重要文献《白虎通》解释这一政策时说：“与百姓共之，不使一国独专也。山木之饶，水泉之利，千里相通，所均有无，赡其不足。”（《白虎通·卷三·封公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盐的专卖政策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现在还有人看不到前一阶段小煤窑等私人矿主乱采乱挖带来的灾难性结果，一味鼓吹自然资源的市场化——我们不能违背一些最基本的中国古典经济原则，那是先贤数千年经世济民的思想结晶。
《国蓄第七十三》是《九府》书的灵魂，论述了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储备原则和均平原则的重要性。中国古典经济思想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政经一体，这一点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完全不同。《揆度第七十八》甚至提出“令重于宝”，并将政治命令同粮食、货币这两个最重要的经济因素相提并论，上面说：“五谷者，民之司命也。刀币者，沟渎也。号令者，徐疾也。”《管子》的作者不单强调号令的徐疾会影响物价的高低，更重要的是指出了政治对于平衡社会各阶层经济利益的重要性，这就是所谓的“利出于一孔”。文章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我们注意到，美国的经济政策已经为少数唯利是图的银行家所垄断，西方金融危机的病根在社会政治权力的失衡；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市场经济，却没有产生垄断经济政策的商业阶层，这实际上与中国政府注重“利出一孔”，防止社会关系失衡高度相关。
调整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除了盐铁专卖、商品货币的储备，还有许多方法。《山国轨第七十四》讲到，国家要垄断山林资源，根据树的粗细将税分成三个等级，树越粗税越中，让那些建大房子，用大棺材的富人交重税，通过损有余的办法实现社会整体的平衡。上面说：“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上立轨于国，民之贫富如加之以绳，谓之国轨。”《山国轨》主要讲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其中也被注入了轻重之术的内容。我们的先贤注重经济管理的数字化，这无论在经济理论上还是历史档案中都有明确的记述——只是在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被人遗忘后，这个伟大的传统才不复存在。
《山权数第七十五》主要讲通达权变的理财之术，注重“权变”二字。这里的权以“天权”最重要，而天权是通过天时水旱表现的。掌握天权就要进行粮食储备，否则就会失权，导致民不聊生。所以《管子》的作者主张国家铸币，建立丰富的粮食储备。当然还要注意市场价格与别国保持平衡，否则会造成财富的流失。一个国家作到这一点，就能防止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剥削，社会不稳定。上面说：“国家不能防备天时水旱之变，民间只好互相借贷以求自备，等于使人民私相奴役。这是刑罚所起和乱国的根本原因。均平变为不均平，富裕沦为贫穷，国家积蓄就陷于空虚了。”（原文：不备天权，下相求备，准下阴相隶。此刑罚之所起而乱之之本也。故平则不平，民富则贫，委积则虚矣。）
《山至数第七十六》中的“至数”是指最高水平的理财方法，实际上文章是讲经济与政治稳定的关系，除了论及对一般百姓的管理，最重要的是讲国家如何运用轻重之术控制大夫的经济，谋求其他诸侯的财富。如果大夫运用轻重之术于天子，则会导致国家的败亡。本篇对当代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南北经济平衡被打破了。为应对来自西方海洋民族的挑战，我们不得不将发展重点放在沿海地区，有时干脆放弃了对中国西部腹地的经营，中西部地区成了东部和海外市场原料的供应地。这种发展具有很多问题，有时会成为社会动乱和民族问题的导火索。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考察新疆后亲自对笔者讲，南疆地区的油田不仅没有给当地人带来大量就业，还使当地物价水平升高，这就引发了当地人的进一步贫困和极度不满。《山至数第七十六》上说，在统一的政治环境下，也要调节市场平衡。（原文：遍有天下，则赋币以守万物之朝夕，调而已。）这一点我们必须谨记！
《地数第七十七》论述与地理条件有关的理财方法。除了再度谈到垄断地矿和海洋资源，还强调利用便利的地理位置发展商业。《管子》的作者认为齐国应利用其地处交通要冲的位置，招揽各国商人到齐国作生意，因为这些商人到来会吃齐地的粮食，用齐国的货币，然后，好马和黄金也就有了。（原文：人来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币，骐骥黄金然后出。）
“揆度”，即揣测、权衡之意。《揆度第七十八》内容庞杂，不外国家大事与经济相关的事。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国家商业对于调节市场平衡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国家不能直接参与到市场之中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就不能达到大治。上面说：“善于管理商业的，就要由国家经营商业；国家经营商业，市场就清淡冷落；市场清淡冷落，农业劳动力就充足；农业劳力充足，人民财物就丰富；人民财物丰富，君主的税收就取之不竭了。现在的情况则不然，商人贵卖，君主跟着贵买，贵而不能使之贱；商人贱卖，君主跟着贱买，贱而不能使之贵。天下善于管理的不是这样，私商卖贵则国家商业卖得贱，私商买贱则国家商业买得贵。这乃是损有余以补不足的理财方法。所以，凡国家不能调剂民财，就不能做到大治。”（原文：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则市朝闲，市朝闲则田野充，田野充则民财足，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今则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此乃财余以满不足之数也。故凡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以为大治。）
另外《揆度第七十八》还谈到了贫者更贫，富者愈富，人与人互相剥削，社会整体失衡的“失准”问题。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尤其要注意激烈的国际竞争导致的经济失衡，实际上这和国家经营商业是相联系的。上面说：“国君在战时，早晨下令征税晚上就要交齐，百姓只好抛卖财物、粮食，折价一半脱手。商人买进而加以囤积，那么，国内的一半财货就进入商人之手。战争结束，百姓复归旧业，物价会回到战前水平。商人在此时售出他所囤积的财物，可以把国内市场一少半的货币积藏在自己手里。这样一来，币值可以提高十分之三，货物价格可以下跌十分之三。商人就在这贵贱十分之三中买来卖去，国家财物将全部落入商人之手，国君是束手无策的。百姓贫富之间不断地互相奴役，国君无能为力，这些就是轻重的失准。”（原文：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厌分而去。贾人受而廪之，然则国财之一分在贾人。师罢，民反其事，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廪于贾人。若此则币重三分，财物之轻重三分，贾人市于三分之间，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策焉。民更相制，君无有事焉，此轻重之失准也。 ）
《九府》书最后一篇《国准第七十九》历数黄帝、有虞、夏、商、周五代控制资源、调节经济的措施，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主张 “视时而立仪”，实事求是地制定经济政策。“视时而立仪”简单说就是重视调查且有条不紊，积极改革而不留恋过去，条件成熟就应当实行，条件已变就应放弃，具体政策是不能事前安排好的。（原文：好讥而不乱，亟变而不娈，时至则为，过则去，王数不可豫致。）《国准第七十九》可以说是《九府》书的总结，文中提出的调控经济的具体措施包括：设立祭神的坛场来封禁山泽，统一制造武器工具，严格掌握物价，开发矿山以铸造钱币，保存草地以建立牧场，发行货币来掌握粮食等等。
此时此刻，让我们跨越2100年的时空，随太史公司马迁走进大汉王庭的藏书之处石室金匮，重读他曾经读过的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原典——《乘马》、《九府》、《轻重》，我们将看到以下主要内容：
《乘马》书：《乘马》、《巨乘马》、《乘马数》。
《九府》书：《国准》、《事语》、《海王》、《国蓄》、《山国轨》、《山权数》、《山至数》、《地数第》、《揆度》。
《轻重》书：《轻重己》、《轻重甲》、《轻重乙》、《轻重丁》、《轻重戊》、《轻重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