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初，梁启超通过对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介绍，接受了近代欧洲的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新民思想也受到国家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我们可以从新民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立论依据和主要内容看到这种影响。国家主义思想对于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固然是他政治上倒退的重要思想根源，但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产生的新民思想却对中国近代文化启蒙具有重要的价值。
20世纪初年，梁启超对他的改造国民性的理论进行整理后，提出了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的新民思想。这一理论受到世纪之交传入中国的各种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其中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特殊表现形式——国家主义理论对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影响颇深。探讨国家主义理论对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影响，有助于深化对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研究。
一
国家主义是适应欧洲新兴资产阶级为建立独立统一民族国家的需要而兴起的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一个流派。它最早兴起于18世纪的德国。国家主义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鼓吹“国家至上”和“民族至上”，强调“民族觉悟”、“民族精神”和“民族性”对于国家独立和统一的作用；主张国家具有绝对的价值和权力,可以支配社会的一切。同时，国家主义民族思想又带有浓厚的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倾向。国家主义思想是促成德国和意大利统一为民族国家的重要理论武器。
国家主义思想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开始传入中国的。在20世纪最初几年，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的报刊，都大量介绍和宣传了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当时中国人创办的报刊杂志几乎都发表过传播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文章”[1]。梁启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接受了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并成为国家主义思想的一个积极宣传者和倡导者。
还是在1899年，梁启超就翻译了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著的《国家论》，在《清议报》上分期刊载，系统地介绍了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民族理论。1901年10月，梁启超又在《清议报》上发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该文介绍了“德国在政治学者伯伦知理所著国家学”，并译录了伯伦知理的关于国家思想变迁的“特异之点”。他还根据伯伦知理的观点归纳了欧洲国家思想演变的轨迹。
可见梁启超已经开始自觉地运用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思想来支持自己的观点。1902年，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国家主义的概念，并对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民族理论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伯氏立于十九世纪，而为二十世纪之母。自伯氏出，然后定国家之界说，知国家之性质、精神、作用为何物，于是国家主义乃大兴于世。前之所谓国家为人民而生者，今则转而云人民为国家而生焉。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义务，而盛强之国乃立。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则是也，而自今以往，此义愈益为各国之原力，无可疑也。”[2]（P114）1903年5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以力人的笔名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半年后，他又“以其所叙尚简略也，且夫作者之所感触别有所在也，故不避骈枝之诮”，另外又写成《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在《新民丛报》上分两次刊载。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本身就说明了梁启超对伯伦知理学说的重视。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对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述。他认为，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和卢梭的民约论是对立的。卢梭的民约论就好比是“药”，而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好比是“粟”，“药能已病，亦能生病，且使药证相反，则旧病未得豁，而新病且滋生，故用药不可不慎也”。他认为，“若谓卢梭为十九世纪之母，则伯伦知理其亦二十世纪之母焉矣”，也就是说卢梭的民约论不适合20世纪的中国，中国只能用伯伦知理的学说。他介绍了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说”，认为国家是“有其意志焉亦有其行动焉”的“有机体”，但国家“非如动植物之出于天造”，它有两个方面的来源：“一曰，由国中固有之性习与夫外界事物之刺激而生者；二曰，由君长号令所施行与夫臣民意志所翊赞而生者也”。他介绍了伯伦知理关于国民与民族的概念，认为“国民”是构成国家的主体，是一种“法团”，是“生存于国家中之一法律体”。“故有国民即有国家，无国家亦无国民”。而民族只是“有同一言语风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质”的群体，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创立国家，“终不能为人格为法团，故只能谓之民族，不能谓之国民”。但民族是国家形成的基础，“凡一民族既有其固有之立国心，且有能实行之之势力，有欲实行之之志气，夫然后可以创立国家”。关于国家主权，梁启超阐发伯伦知理的观点说：“主权者，国家之威力也，宜归于人格之国家及国家之首长。……主权者至尊者也，主权者据之以立于国内所有一切权力之上”。关于国家的目的，梁启超引述了伯伦知理的观点，认为“民也者为国而生”和“国也者为民而设”两种观点都不全面，两者应该是统一的。但他和伯伦知理一样，更倾向前者：“以国家自身为目的者，实国家目的之第一位，而各私人实为达此目的之器具也”[3]。梁启超正是通过对伯伦知理学说的评介，形成了他具有明显国家主义倾向的民族理论，而这一理论也正是他后来与革命派论战时的理论武器。
二
一般认为，梁启超的新民思想的代表作是《新民说》，实际上，这也是20世纪初年国民性改造思潮的重要代表作。但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不仅仅体现在这一系列文章中，还体现在如《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过渡时代论》、《新民议》、《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等论著中。在这一系列论著中，可以明显地体会到国家主义民族观的影响。
梁启超之所以在20世纪初提出“新民”的思想，应该说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戊戌维新运动政治改革的失败，使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试图寻求新的改革道路。在维新运动中，他提出了“兴民权”的主张。后来，他又认识到“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4]。因此，他把“变科举”、“设学堂”作为政治制度改革的基础。应该说，“广民智”已经开始触及到“新民”的问题，但只能说是“新民”问题上最浅表层次的要求，而后来的《新民说》则是对这种认识的一种深化。另一方面，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自立军运动的失败，使梁启超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国民素质的低下，因而开始从国民素质的角度来探讨中国贫弱的根源。更重要的还在于，梁启超在这段时间中接受的民族主义思想特别是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他新民思想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梁启超在《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中说到他的新民思想的立论依据有二，即所谓“关于内治者”和“关于外交者”。[5]（P48）所谓“关于内治者”，就是指国家的统治，即“其人民之自治何如？其人民与政府之关系何如？”实质上就是指国民与国家的关系。他认为：“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也。室中之气候与针里之水银，其度必相均，而丝毫不容假借。国家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譬犹严冬之际置表于沸水中，虽其度骤升，水一冷而坠于故矣。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虔刘，劫掠杀害之意）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譬犹溽暑之时置表于冰块上，虽其度忽落，不俄顷则冰消而涨如故矣。”[5]（P48）在《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中，他也说：“在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殆如影响之随开，响之应声，有丝毫不容假借者。”[5]（P56）梁启超在这里论述的国民与国家关系的理论依据实际上就是他所倾力介绍的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国家有机体”论也是国家主义的理论依据之一，这种学说认为，国家是“有其意志焉亦有其行动焉”的“有机体”，但国家“非如动植物之出于天造”，它有两个方面的来源：“一曰，由国中固有之性习与夫外界事物之刺激而生者；二曰，由君长号令所施行与夫臣民意志所翊赞而生者也”。梁启超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5]（P46）从这一理论出发，梁启超得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的结论[5]（P48）。由此可见，梁启超的新民思想的出发点是为了建立“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
梁启超所说的新民思想的第二个立论依据是所谓“关于外交者”。这实际上是用西方各民族国家强盛发达来说明新民的必要性。他说：“自十六世纪以来（约三百年前），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所磅礴冲激而成。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5]（P50）他用西方帝国主义“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焉求扩张权力于他族”的现实来论证民族主义的效用，认为这是“此新主义之潮流，迫之不得不然也”。这也反映了伯伦知理国家主义学说中关于民族和国家关系的理论对梁启超新民思想形成的影响。在中国，“民族”一词就是梁启超从日文中直接引进的，而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定义则是梁启超从伯伦知理那里引进的。梁启超接受了伯伦知理关于民族是国家基础的观点，认为“凡一民族既有其固有之立国心，且有能实行之之势力，有欲实行之之志气，夫然后可以创立国家”。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精神对一个国家的创立和富强具有很大影响，没有民族精神或者民族素质低下，是不可能建立一个新国家的。他在《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中对世界各民族的民族文化特性和民族精神进行了比较后得出结论，认为西方各发达的民族国家之所以强大，“非天幸也，其民族之优使然也。”因此，他认为中国应该从西方民族性格优劣的比较中得到启示：“观彼族之所以衰、所以弱，此族所以兴、所以强，而一自省焉。吾国民之性质，其与彼召衰、召弱者异同若何？与此致兴、致强者异同若何？其大体之缺陷在何处？其细故之薄弱在何处？一一勘之，一一鉴之，一一改之，一一补之，于是乎新国民可以成。”[5]（[P60－61]由此可见，由于受国家主义民族理论的影响，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并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即“新民”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5]（P51）这种新民观是戊戌维新时期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思想的继承与深化。
三
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内容也是紧紧围绕着建立一个民族主义国家这一目的而展开的。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到《新民说》“构成梁氏完整的‘新民’学说”，[6]但毕竟前者只是“序论”，后者才是“本论”，梁启超的新民思想集中体现在《新民论》里，我们不妨根据《新民论》来分析一下梁启超新民思想的主要内容。
《新民论》从1902年2月8日《新民丛报》第1号开始连载，到1906年1月6日《新民丛报》第72号全部刊载完，共20节。其中前面4节论述了“新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新民的含义、新民的途径和方法等。如前所述，在这些论述中都体现了国家主义民族观的影响。在第4节的最后，梁启超说：“今请举吾国民所当自新之大纲小目，条分缕析，于次节详论之。”可见，后面的16节都是从各个方面论述中国国民性改造的要求以及“新民”理想人格的内涵。这16节的内容大致上又可以归纳为四个大的方面。第一，国民道德修养方面。如《论公德》、《论合群》、《论私德》。第二，国民政治素养方面。如《论国家思想》、《论权利思想》、《论义务思想》、《论政治能力》。第三，国民人格方面。如《论自由》、《论自治》、《论自尊》。第四，民族精神方面。如《论进取冒险》、《论进步》、《论毅力》、《论尚武》、《论民气》。当然，以上的分类并不十分准确，但总的来说《新民论》从各个方面论述了对理想国民的素质要求。而这些国民素质要求又都打上了国家主义民族观的烙印。
在国民的道德修养方面，梁启超将国民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两个部分。他说：“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敌对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5]（P62）他虽然认为“公德”和“私德”是人生都必不可少的，但他更注重“公德”。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传统道德“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吾中国数千年来，束身寡过主义实为德育之中心点。”因此，他主张大力提倡“公德”。另一方面他用他的道德本质观来说明“公德”的重要性。他认为：“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生者。苟反于此精神，虽至善，时或变为至恶矣。”[5]（P65）而“公德”正是调节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因此，要“固我群、善我群、进我群”就必须讲求“公德”。从群体的利益梁启超进一步上升到国家利益的高度。在他看来，国家是群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他总是把“国”与“群”并列，认为“公德者，诸国之源也”，没有公德，则“无以为国也”。甚至，他把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比作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认为“国家之于国民也，其恩与父母同，盖无群无国，则吾性命财产无所托，智慧能力无所附，而此身将不可以一日立于天地。故报群报国之义务，有血气者所同具也。苟放弃此责任者无论其私德上为善人为恶人，而皆为群与国之蝥贼”[5]（P64）。这种国家至上的观念明显带有国家主义思想的特点。
在国民的政治素养方面，梁启超的主张更是带有明显的国家主义色彩。他认为国民必须有国民思想，没有国民思想，就不称其为国民；“有国民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也”[5]（P68）。什么是国家思想，他没有作明确的表述，只是提出了四条原则：“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5]（P68）仔细分析这四条原则，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国家思想之含义。
第一，梁启超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出发，论述了国家的起源。他认为由于人们“非能以一身而备百工”，“非能以一身而保七尺”，因而建立了国家。国家一产生就注定是人们利益的代表者和保护者，没有国家就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甚至“人道或几乎息”。因此，“必人人焉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每发一虑、出一言、治一事，必常注意于其所谓一身以上者。”[5]（P68）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甚至于不惜牺牲民众的个人权利来维护国家权力的集中。这一观点在他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得到了说明：“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3]（P69）
第二，梁启超分析了国家与政府的关系，认为“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以相越”。但他又提出一个理论：“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蝥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5]（P69）在这里，梁启超用是否为“正式成立”这样一个模糊的标准，抹杀了国家和朝廷的本质区别，显然是有其政治上的用意的。由于与革命派进行政治论战的需要，更主要的是受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更重视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的“统一”和“秩序”。他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必以统一秩序组成有机团体为立国之基础”[3]（P70），显然，他所讲的“以统一秩序组成有机团体”是指的“朝廷”，只要这个“朝廷”是“以统一秩序组成”的，那么就是“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梁启超从主张君主立宪倒退到鼓吹“开明专制”的思想基础。
第三，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是与其他国家相对立而存在的，即所谓“国与国相峙而有我国”，而国与国之间必然存在着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一个国家正是在这种与他国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中而存在。一个国家的最根本的就是其主权，国家没有主权，“则其所以为国之具先亡也”。因此，“真爱国者”，首先必须维护国家的主权，“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孑遗，而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于他族”。这种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观点，正是国家主义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四，梁启超认为，国家是人类竞争和文明进步的产物，所谓“博爱主义”和“世界主义”都只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实现了，也会导致竞争和文明进步的停止，人类将又返回到野蛮的“部民”时代。因此，他认为，国家是人类群体的最高形式，是人类竞争的最高潮。
由此可见，梁启超提出的国民所必须具备的“国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至上”和“民族至上”的国家主义民族理论。在《论权利思想》、《论义务思想》和《论政治能力》等篇目中，梁启超也是以国家主义思想作为他立论的依据。
梁启超还论述了自由、自治、自尊等国民人格和进取冒险、竞争、毅力、尚武等民族精神，在这些论述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他认为，自由、自治和自尊都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国民所必须具备的人格。而国民的自由、自治和自尊都是以国家至上为原则。所以，他认为所谓自由，不能仅仅理解为“一己之自由”，而更应该“进其群其国于自由之道”；而自治，实质上是国民遵守国家法律的一种义务；国民的自尊，则是“所以能维系国家于不败之地者”。至于他极力推崇的进取冒险、竞争、毅力、尚武等民族精神则更是与国家主义民族观互为表里，是他对当时伴随着国家主义思想潮流而兴起的军国民主义、民族英雄主义和“国魂”思想的一种回应。
四
从上述对梁启超新民思想产生的背景、立论依据和主要内容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梁启超新民思想与国家主义思想的密切关系。可以说，国家主义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
在研究国家主义对梁启超新民思想影响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20世纪初年，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还处于不成熟的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不仅从伯伦知理那里接受了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也从卢梭那里接受了主权在民思想的影响。而伯伦知理建立在国家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国家与民族至上的思想与卢梭建立在社会契约理论基础上的主权在民思想在国民与国家关系上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这就使他的新民思想也不可避免存在着前后矛盾的地方。
有论者认为在1903年前，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是受卢梭社会契约论和主权在民思想的影响，“在
1903年梁启超游美归来后，思想为之一变，转而热情地介绍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7][8]，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梁启超几乎同时接触了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学说和卢梭的民约论学说。对这两种学说，他并没有扬此抑彼，在不同的论著中，他从不同的角度介绍和肯定了这两种学说，并在这两种不同的国家思想中都找到了其新民思想的理论养料，这就是两种学说都很重视的“国民”的观念以及国民与国家关系的理论。卢梭从社会契约论出发，认为国家是人民根据一定的契约而建立的，因此，国民是国家的主体；伯伦知理虽主张主权属于国家，国民应以国家为目的，但又认为国家“必赖有国民活动之精神以充之，而全体乃成。故有国民即有国家，无国家亦无国民”。因此，无论是卢梭还是伯伦知理，都很重视国民在民族国家中的作用。梁启超正是从他们重视国民作用的观点出发，来论证国民素质对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从而提出了他的新民思想。相比之下，伯伦知理更重视国民素质，甚至认为对于新的民族国家而言，国民资格问题比民族主义更重要，所以1903年后，梁启超更多地倾向于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学说，其政治态度也逐渐转向君主立宪，甚至开明专制。
如前所述，国家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它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它主张的国家至上、政府万能与欧洲近代的自由民主主义是不相容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主义理论由于其本身存在的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倾向，又很容易成为帝国主义推行种族歧视和强权政治的理论武器。因此从世界的范围来说，20世纪初的国家主义已经表露出其反动性。然而对于象中国这样需要争取民族独立，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国家主义往往又会成为鼓励民族精神，凝聚民族意志以反对外来侵略的思想武器。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之所以服膺于国家主义思想，就是因为看到了中国民族危机的严重、中国国力的薄弱、中国国民素质的低下这种历史事实。特别是他把中国落后的根源归结于国民素质的低下，因此，希望借重于国家主义思想中国民资格的理论来唤醒国民，改造国民性。尽管这一思想武器导致他在政治上由民主民权向开明专制的倒退，但他依此提出的新民思想对于中国近代的文化启蒙和人的近代化进程而言，却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同时，这也是决定着由此发端的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从一开始就是以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为出发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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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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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梁启超．新民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6]]张锡勤．梁启超《新民说》论纲[J]．求是学刊，1996，(6)：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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