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自建国起以史为鉴，（南宋末期，金被南宋和蒙古联合所灭），大喊满蒙一家口号分化汉族和蒙古族。实行满蒙结盟，乃是整个清代的国策，清廷根据蒙古封建主原来地位的高低和对其效忠的程度、功劳大小，分别授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台吉等各种爵位，使他们享有各种政治和经济特权。此外，政府每年要拨出大量银两、缎匹，以及俸禄等形式，赏赐蒙古贵族。清朝统治者还通过满蒙亲贵世代互通婚姻的办法，紧密双方的关系。

　　看似满清非常优待蒙古，但实际上满清在一方面笼络蒙古贵族的同时，另一方面让大量的蒙古牧民如同羔羊一样软禁在羊圈里，同时用喇嘛教让蒙古人变成寄生人口，从而让整个蒙古草原性病泛滥。
　　这才是满清对蒙古政策的真相！

一、旗界封闭制度－－－－“众建以分其力”

　　自成吉思汗至明代末期，游牧界限在战争中不断地变化，游牧民也处于大区域的流动中，不断地接受到新的信息，生态系统和文化系统相对开放，因此此时蒙古人对世界各地区的技术和文化有着相当强的吸收能力。

　　而在满清时期，清朝统治者在厚养蒙古头领人物的同时，对蒙古防范甚严，作了种种限制规定。蒙古共被分为了２００多个盟和旗，始终被束缚在各自的地域，不相统属，不能统一在一起，这样就不会对满清的统治构成威胁。

　　康熙《大清会典》规定：“外藩蒙古不得越旗畋猎。越境游牧者：王罚马十匹；贝勒、贝子、公罚马七匹；台吉罚马五匹；庶罚牛一头。”

　　比如喀尔喀原来是三部三十七旗，后来增为五十五旗，雍正时分为四部七十四旗，乾隆时又增为八十二旗。又如青海和硕特蒙古，原是个统一的部落。雍正二年（１７２４），清廷以其首领罗卜藏丹津叛乱，将它编为二十一旗，并长期不设盟长，连同其它各部蒙古，共二十九旗，统归于西宁办事大臣辖领。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土尔扈特部蒙古由欧洲伏尔加河下游回到伊犁后，清廷又将其部编为新旧二部，分归两地进行游牧。

　　康熙以后，几乎每年都有大批内地民户流迁到关外东北、口外蒙古以及新疆等地。对于内地民户，清朝政府都用设置府州县厅的办法，与蒙古等盟旗制度，分别进行治理。象热河设承德府，察哈尔地区设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丰镇等厅，在土默特归化城地区建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等厅，新疆有镇西府、迪化州，等等。清廷的此种做法，根本意图还是想要严格区别移居汉民和原住民族，隔绝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不致互为影响。

　　满清还规定蒙古人到内地只能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六处入关。入关时登记人数，出关时仍照原数放出，而且除以上六个关口外，不得从其他关口出入。

　　同时，禁止蒙古人学习和接触汉文化。如道光年间规定：蒙古人只准以满州蒙古字义命名，不准取用汉人字义，而且还规定，蒙古王公台吉等不准请内地书吏教读，或充书吏，其公文量词也不得擅用汉文。

　　而且还禁止内地人出关种地和经商，内地出关经商者必须持有理藩院发的票证，而且限定一年期限，不准滞留各部娶妻生产，不准取蒙古名字等等。

　　满清通过这些严格的法律来隔离蒙古与内地汉族地区的交往，严格的游牧界限强化了草原民族的生态封闭性，而这一点恰恰与游牧社会的生产力要求不相符合，从而使蒙古人民无法获得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始终处于游牧的地位，三百年不能进一步的发展。

二、喇嘛教政策－－－－“崇释以制其生”

　　从康熙时代开始，满清在蒙古地区大力提倡喇嘛教，以宗教鸦片来麻醉广大蒙古人民。

　　在清朝三百年中，一户蒙古人如有三到五个男子，就必须有二到三个出家当喇嘛。而喇嘛是不能娶妻的，长此以往，人口必然下降。

　　再则，男不婚女不嫁，自然导致不正当的性行为，造成性病流行，严重的影响人口增长。

　　《冯玉祥自传》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谈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那次和蒙古国民党的朋友谈及这个问题，他们把这一点也作为他们脱离中国而独立的理由。他们说：‘你看，中国政府就这样防制我们，使我们即要灭种，使我们民族无法生存，你看我们怎么还能和你们在一起？’

　　我（冯玉祥－－春梨注）诧异道：‘你这是什么话？这明明是满清政府防制你们的，怎么说是中国政府？我们中国内部的人民，不是和你们受满清政府同样的压迫和虐害的吗？’”

　　正因为如此，蒙古族下层人民开始萌发同同盟会联合反清的斗争思潮，《民报》发表了以蒙裔多分子署名，题为《蒙古与汉族结合共伸讨满复仇大义之宣言书》一文：

　　“满洲分割我蒙古部落，建汗封王，以相牵制，使势力消散。除此之外，置将军，都统，办事大臣于各地方。以握我实权，制我死命。而设喇嘛教一端，设计之毒，以灭我蒙古种族。期间历史时间之长，非数万言不能磬，实与吾蒙古不共戴天之仇也。吾蒙族不排满复仇则已，如排满复仇，舍与汉族结合其谁与归。今吾与汉族同患难，共死生，同谋大举。则异日汉族之于我同幸福，同乐利，同居于平等地位，同建一共和政府，同行一共和宪法。自今与往吾蒙族之生命，生则与汉族同生，死则与汉族同死。吾蒙族之土地，存也愿与汉族同存，亡也愿与汉族同亡，两族一心，同谋复仇，同谋排满。”

　　综上所述，一个人口众多而又十分强悍的蒙古族，曾经一度征服过欧亚许多国家，建立过一个近百年之久的蒙古大元王朝，在经过满清三百年的统治后，人口由清初一千多万下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一百多万，整个民族被制服成了一个一蹶不振，不相统属，人口下降，贫穷落后的弱小民族。

　　据１９７８年调查结果显示蒙古与满洲人口几乎相同（这还是解放后的民族政策实施了近３０年以后的事）：满族２６５万，蒙古２６６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