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琦的“少年中国主义”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共同的“少年中国”理想的主要内容。它直接来源于“少年意大利”，间接受惠于梁启超“少年中国”学说及其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也不无中国近代史上书生救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曾琦是五四时期重要社团少年中国学会(以下简称“少中”)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的“少年中国主义”是学会的“少年中国”共同理想的主要内容，也是他在学会中活动与言论的重要凭藉。因此，探析他的“少年中国”理想及其来源，无疑有助于了解“少中”由结合而分化的思想基础以及曾琦个人创造“少年中国”的思想变迁。

一

    以社会运动(而非政治运动)来创造“少年中国”是五四时期“少中”会员的共同理想，它兼融了学会发起人中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不同思想倾向及其创造“少年中国”的不同运思。其中如倾向无政府主义的王光祈“非常左倾”，“向以主张打破现状，创造新路子”；[1]20有“忠厚长者”之称的李大钊，主张俄国式社会主义；“最右倾”的是曾琦，“他非常坚持以少年意大利党为模式，要使大家努力为一个旧型的资产阶级民主而奋斗”。经过与曾琦多次细谈，王光祈还是“承认了慕韩眉生梦九等的少年中国主义，自己牺牲了若干左倾过激的主张，确定了达到自己的理想的路子”。[1]21于是发起人确定了学会所欲创造的“少年中国”是仅仅适合于20世纪思潮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创造的而非因袭的，在并世国家中为少年的而非老大的国家，即就是使“老大帝国”变为“少年中国”。[2]这样，曾琦的少年中国主义经过各位发起人的多次讨论，成为了学会“少年中国”共同理想的主要内容。
    那么，曾琦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是什么呢？简言之，“少年中国”首先是一个地域观念，“中国”是指“吾人所生之地域而言，非有狭义的国家主义存乎其间”。[3]因此，“中国”在现时并非政治观念中的国家，而只是东亚地区的一个地理名称。其次，“少年中国”将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国家，以坚持和维护辛亥革命所创建的既“顺乎世界潮流”，又“适于进化原理”的共和国体为基础，即国家的政治法律由人民共同之意见处理或制定，且共同遵守；“阶级绝于国中，四民皆属平等，故有相互扶助之义，而无相互压制之权”。[4]27从这个意义上说，“少年中国”即“平民中国”。[5]而且，创造“少年中国”是创造少年世界的第一步，即中国人首先对“中国”这个地方应尽的责任，在振兴中国的基础上促进世界的大同。再次，“少年中国”的创造以少年中国之少年为基础，“少中”的下手之处是从事社会事业和社会活动，为将来的政治改革打基础。可见，以少年意大利党为模式，以中坚团体的力量来从事社会活动，从而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共和国家，是曾琦实现“少年中国主义”的基本运思，也是学会的“少年中国”共同理想的核心内容。

二

    有学者根据曾琦《戊午日记》推测，少年中国学会之命名“似与梁启超有直接关系，而间接得益于少年意大利的灵感”。[6]331此论大致指出了曾琦的“少年中国主义”的两个思想来源，但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间接”与“直接”说似乎过于笼统。揆诸史实，曾琦的“少年中国”是以“少年意大利”为楷模的，所以“少中”与“少年意大利党”有着直接的思想渊源关系。
    首先来看“少年中国”理想的形成与转变。曾琦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拟集合同志，提倡分业，为一个真正之学会，各就所学，轮流讲演，要以根于学理，按诸事实为主，冀收切蹉之实效。”[7]16此即以学会团体来创造“少年中国”的最初设想，可证诸张梦九的回忆：“少年中国的梦，是从少年意大利而来，这是曾慕韩、雷眉生、陈愚生和我几年来在东京的构想。”[8]显然，他们是在日本留学时依据“少年意大利”构想了“少年中国”，虽然游移于学会与政党之间，但已形成一种准团体的精神，表现出一种共同理想的共同追求。雷眉生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就读时，“于功课外恒留心当世事，熟考西史，慕加富尔之为人，慨然有志于外交，时或议论国家大事，虽当世所谓政客者流，莫能折也。”所以张梦九、曾琦誉之为将来的“意大利兴国之杰”、“德意志强国之相”，是“二十世纪少年中国空前之秀杰。”[9]36-39曾琦本人初到日本时习法政而有志于政治改革，既羡慕意大利之复兴与德意志之统一，其中尤推崇加富尔运用其外交手腕联英(国)排奥(地利而终达建国目的之壮举，也称许俾斯麦运用外交而统一德国的功业。[10]129从雷眉生、曾琦等人对加富尔的推崇和“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的期许可看出，他们在日本时找到了以学会团体创造“少年中国”的历史根据。
    自日本归国后，曾琦即与王光祈等同学旧友筹议发起少年中国学会，他的“少年中国主义”体现在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内容的学会宗旨中。学会正式成立时修改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更是这种主义的进一步阐扬。就文字来分析，“少年中国”带有国家意识且与科学精神相结合，创造“少年中国”明显带有政治目的性，但是这一目的与社会活动的创造手段相矛盾，显然与学会宗旨包容了由“少年意大利”而来的少年中国主义有关系。但仍不外一种书生救国的运思，而这正是曾琦在“少中”始终的信仰和活动的凭藉。到1923年12月“以推翻军阀，改良社会，振兴国家，促进大同为宗旨”的中国青年党发起之时，曾琦在建党宣言中公开了书生建国的目标，说：“昔意大利之再造邦家，实成于少年意大利党之手；……他国青年之奋斗如此，吾国青年之有血性者，宁能无所感奋哉。”[11]52可见，从“真正之学会”到“少中”到中国青年党，从犹夷于学会与政党之间到公然以书生组党建国，其中的思想变迁虽然借鉴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曾国藩、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书生救国的经验教训，但少年意大利的玛志尼、加富尔等爱国者本着不同的“爱国术”(“或以言，或以血，或以笔，或以剑”)而共同“做预备功夫”，终至建国而立足于世界，[12]830可以说始终是曾琦创造“少年中国”的主要思想资源和行为楷模。
    其次来看“少年中国”的内涵。在国家主义者眼中，少年意大利是以国家主义反抗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以“意大利不过地理上之名词，不是政治上的名词”来言指意大利建国前的分裂状况，[13]44正是鉴于此，玛志尼等热血青年怀抱爱国热忱，组织少年意大利党以为救国的凭藉，定其纲领为：“‘少年意大利’者，意大利人中之信进步、义务两公例，而确认我意大利为有天赋一国民的资格之诸同志所结合而成者，入此会者，以再建一自由平等独立之意大利为目的，凡在此目的外之思想动作悉牺牲之。”[12]839前已提及，曾琦也承认“少年中国”是一个地域观念，并无国家之意在内。陈愚生也证实说，学会取名“少年中国”，“即指一个新社会，中国只是指一个地方，其中并无国家主义意思。”[14]既然中国的现状与统一前的意大利相类似，那么在同一前提之下，同是作为救国运动的“少年中国主义”与“少年意大利”在观念上相通也是顺理成章的。而且，“少中”自我定位为“中华民国青年活动之团体”，以创造“少年中国”为最终目的，亦取法于少年意大利党之复兴意大利，期之学会能救治中华民国。可以说，“少年中国”在救国精神上与“少年意大利”是相承的。不仅如此，二者在救国方法上也有相通之处。“少年意大利党”以“教育与暴力同时并行”为方法，以“独立统一”与“自由平等”为旗帜。[12]831“少中”则强调以实业与教育为社会活动的下手处，从事各种预备工夫，为将来政治改革打基础，大致与“少年意大利”相似。不过“少中”更侧重于思想革命、社会革命，反对流血革命，此大概是少年意大利运动成功而少年中国运动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
    再次来看“少年中国之少年”与“意大利少年”的关系。意大利的复兴被认为是意大利少年之功业，而意大利少年则赖于建国三杰之倡率。鉴于此，欲造新中国，必学习三杰“毋自欺”、“精一”、“寡欲”、“坚忍精进”、“做预备工夫”的精神，并引以“相劝勉，相警厉”；必“有人人自欲为三杰之一之心”，尤其具备三杰“如焚如烈之血诚”。[12]856为了创造“少年中国”，曾琦主张以极严格的标准和极慎重的态度吸纳会员，就是根据于对中国青年存在种种缺点的审视和对欧洲觉悟青年的借鉴。在《国体与青年》中，他分析了中国社会上堕落的、迷惑的、自杀的等各类青年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20世纪的青年必须觉悟今日朝野上下之人皆不足任兴国之事，勿存依赖之心；更须觉悟今后建造国家的责任全属于青年。因此青年必备的修养包括“正观念”、“定志趣”、“炼精神”，尤其是意大利加富尔之坚忍的精神，“以奋斗为要义，怀进取之壮心，致艰难困苦千磨百折而不挠”，此外还有牺牲之精神与求知之精神。[4]19-20又据曾琦的研究，在欧洲，青年含有“少壮方新”之意，少年时代即谓“黄金时代”，“是故有以党而取名青年者矣，罗马之‘少年意大利党’，已成功而达其重建国家之目的者也，突厥之‘青年土尔其党’，方握权而从事于振兴国家之事业者也。”[4]11因此，他主张取法欧洲青年的“发达进取”之意，定学会名为“少年中国学会”，而且对学会宗旨作如下解释：“知改革社会之难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以奋斗，继之以实践；知养成实力之需时而不可以无术也，故持之以坚忍，而终之以俭朴”，目的在于使全国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风，常怀改革社会之志，循序以进，悬的以趋。勿为无意识之牺牲，宜作有秩序之奋斗。”[1]22显然，“少中”是以“少年意大利党”为楷模的。
    正因为如此，意大利之少年就是少年中国之少年的楷模，亦成为征求会员的基本标准。曾琦提出，会员的征求除了要有极为严格的手续外，还要有极高的标准，如抽象的条件要有特性、特长和特操，具体的条件则最好能著书，其次要能作论，再次要能作学术谈话。征求女会员则以“有品行而能著作”为惟一条件。[15]之所以如此严格，是因为他们要实现创造“少年中国”的理想，必须先把学会造成“万恶社会中的保险团体”与“少年中国的模范团体”，自然会员必须是少年中国之模范少年。缘此，“少中”重在陶治纯洁高尚的个性和锻炼奋斗有为的个体，从青年下手来造成健全的团体。事实上，会员在五四运动中奋勇有为的表现，更使他感觉到“国家前途一线光明全系于此”，他称许“既任奔驰之事，又服椿墨之劳，为国宣力”的黄日葵、许德珩等会员不愧为少年中国之少年。[16]所以，曾琦充满信心地说：“守着我们的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四个信条，向着我们所认定的教育、实业两条大路，依着曾文正的‘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规模宏大，条理细密’四句格言，一步一步的往前做去。只要我们的同人不会一个个都死尽，我们理想的‘少年中国’，终必有实现之一日。”[17]
    既然少年意大利党的成功归因于玛志尼等三杰对意大利少年的倡率，而“少年中国”的实现又有赖于少年中国之少年，所以曾琦以“中国的玛志尼”自任，担当中国少年的倡率者。他说：“吾既认定今后振民族之精神，增国家之荣誉，行共和之真义，促世界之文明，皆将于青年是赖，则不得不倾万斛之热血，以注于青年”。[4]12不容忽视的是，少年意大利运动本是少年意大利反抗奥地利首相的神圣同盟的国家主义运动，由此而来的“少年中国”运动也是中国少年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国家主义运动，国家主义将是一种主要的理论武器。

三

    曾琦的“少年中国”理想明显受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学说及其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梁启超戊戌后亡命日本，出于“开民智强国基”的考虑，着力介绍日本学界的西方新学新思想到中国，在当时的启蒙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曾琦在国内即受惠于梁氏宣传的“少年意大利”及其运动的刺激。据他在成都中学的同学郭沫若回忆：他们在老师刘士志的引导下阅读《新民丛报》，深受《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的刺激，梁氏“以轻灵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18]112因而对于他们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与曾琦同班的王光祈出川时，“立志研究外交，俨然以昔日‘少年意大利党’中之加富尔自命。如是者数年，未尝一变。”[19]可见，梁氏的这类宣传在当时就对曾琦他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他们后来留学日本或法国时进一步探究“少年意大利”、求索国家主义奠定了基础。具体就“少年中国”理想的影响源而言，主要是“少年中国”学说与国家主义思想两个方面。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少年中国说》，对“国”字作如下解释：“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据此，欧洲各国可称为“壮年国”，今日中国则为“少年国”。[12]410如前所述，曾琦等人的“少年中国”理想旨在变“老大帝国”为“少年中国”。其思想的来源是少年意大利，又受到梁氏“少年中国”说的影响，并经过王光祈等发起人的发挥，成为会员创造”少年中国”的共同目标。此外，梁氏在文中比较了现今中国与统一前意大利的情形及其优劣之处，认定少年意大利既已成功，少年中国更有条件成功；而少年意大利因为“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因此“少年中国”前途远大。[12]410曾琦既以“中国的玛志尼”自任，在《国体与青年》中更直接地将此“大中华民族的使命”归诸今日“青年的责任”上来[4]45，进一步拓展了梁氏的少年中国思想，并提升到了创造“少年中国”的高度，使“少年中国”的国家意识更加明显。
    学术界已注意到，1903年以后梁氏思想中国家主义倾向日益明显，这是“他思想中已潜伏的某些基本倾向的一个最终的发展”，而且这种倾向随后“决定了梁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政治态度”。[20]169事实上，他主编的《新民丛报》一直趋重国家主义的教育，旨在“养成吾人国家思想”。[21]在大力宣传国家主义之时，他特别把国家主义的教育提到了铸造国魂的高度。在他看来，中国魂包括爱国心与自爱心，其制造的“药料”是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制造的“机器”是“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12]3573这种思想的宣传对当时及尔后的进步青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曾琦就坦言，1905年因偶读了梁氏的《中国魂》，他的国家思想“遂导源于是”。[22]梁启超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中提出以教育为国家制造国民的工具，希望推行日本的国家主义于中国，将当时流行的日本国家主义教育运用于中国，因而被曾琦等人尊称为清末以来明目张胆主张国家主义的教育的“第一个代表人物。”[23]157-158国家主义教育成为了曾琦等人培养国民新道德新信仰的工具和实现全民革命的唯一良方，而且他们在准备组织新政党时，曾运动梁氏参加，并请他担任党魁。梁氏虽拒绝了他们，但仍称赞说：“现在国内各党派中惟有‘国家主义青年团’一派最有希望，近来我颇和他们为友谊的接洽……这一派人最有朝气，最能奋斗，将来希望他们能稍折衷以归中庸，才有合作余地。”[24]1112可见，梁氏的这种思想宣传在学会内及国家主义派中的影响始终存在，在政党活动中双方还存有在国家主义基础上合作的可能。
    此外，梁氏在民主立宪思想向国家主义思想转变过程中关于国体问题的论说，也直接影响到曾琦的“少年中国”理想的国家主义趋向。1915年8月以讨论国体问题相标榜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阴谋进一步暴露出来，梁启超愤而写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表示要“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把坚持民主共和国体作为维护和救治中华民国的前提。曾琦称誉此文在当时“转移全国之舆论”，“胜于十万甲兵”。[11]43他本人通过阅读此文，意识到正气尚存，国体无恙，人心未死，天下事犹有可为，于是赴日研究宪法及行政法，立志于中国的政治改造。[25]1917年为梁氏倡言对德宣战事，曾琦草万言书，“力劝任公慎于出处，并继续宣传国家主义勿懈”。[7]781918年6月归国后，他在上海参与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创办《救国日报》。9月将连续发表的《中国之青年与共和之前途》，改订并更名为《国体与青年》后出版。是书继续探讨了国体的问题，把维护国体的责任与青年及少年中国之少年联系在一起。他强调，共和国体本是近代文明的产物，是世界潮流的趋势；中国历经20年酝酿而致革命成功，又经7年实验而确立民主共和国体，国人应当尊重而保持之，发挥而光大之，举国共趋真正共和的途径而谋世界之进化。但生活于专制政体下的人们不解共和为何物，自然谈不上爱护国体，更不用说救国了。因此，对于负国家兴亡之责的青年，尤应灌输共和思想于其脑中，使其知之深而信之笃，为他日实行之基础。早就有人指出，《国体与青年》“具有明显之国家主义思想色彩”，成为曾琦后来国家主义思想的起点。曾琦也承认了国家主义与《国体与青年》的这种关系，说：“创办《醒狮》周报，揭起国家主义之旗帜，日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之义，强聒于国人之前，盖犹八年前参加‘国防会’，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执笔《救国日报》，著《国体与青年》之素志也。”[26]558据青年党发起人之一的李璜说：该书标明“国体”，旨在“说明民主之不同于帝制，乃国家以国民全体为主人翁，则凡为国民俱有责任过问国家政事；不仅须将昔日‘不在其位则不谋其政’这一不合时宜的想法放弃，而且更应将过问政治便是为个人及家族光宠，这一官僚政客的落伍见解，加以蔑视。”实际上“已将其国家主义、全民政治以及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后来建党主张毕露其端倪了”。[27]就曾琦而言，他从梁氏《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社会影响与后来从事政治运动而失败的比较中，坚定了书生组党建国的信心，并且意识到：“书生而欲有所为，惟有实行文化运动，从事社会事业，使社会群众皆了然于吾人之理想，然后可起而行其政治改革”，否则，不是失败就是为旧势力所制。[28]因此，在国体问题上，按着理解共和——爱护共和国体——挽救中华民国的逻辑推演，从读书救国转向革命救国，即以国家主义为宗旨，以全民革命为手段，实行全民政治，便是实现其理想政治目标的既定发展轨迹。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始终关心曾琦本人及少年中国学会，也直接地影响到曾琦“少年中国”理想。1918年7月，即学会开始筹备之际，曾琦曾两次拜晤梁启超，呈阅学会章程及请梁氏为学会赞成员的公函。[7]30梁氏对学会主旨极表赞成，并说：“当此人欲横流，学问衰落之时，青年诸君继往开来之责任日益重，诸君毅然有志于是，国之福也。”并应允担任学会赞成员。[29]所以在会员们看来，学会之发起“亦以先生之感召力为最多”。[30]171其实，这种“感召力”主要还是“少年中国”的共同理想，可以说在梁氏与曾琦及“少中”之间成为共同目标，或者说曾琦架起了梁氏“少年中国”理想与“少中”的少年中国运动的桥梁。就个人而言，曾琦宣称新会梁氏为“当代吾所师”，梁氏亦以国士目曾琦，[4]1604-1682因而“少年中国”理想的师承自不待言了。此外，梁氏对曾琦提出了两种希望，一是就所治科学益加精研，二是以研究科学之方法再治国学，且“宜以六分精神致力学问，四分精神尽力社会，必学问大成，始有裨于世”。[7]28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构成国家主义派所宣扬的中国国家主义学说的重要内容，也是西方国家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媒介。所以，梁氏关于科学精神与社会活动结合的启示以及如何治国学和尽力社会的指导，对于曾琦国家主义思想的形成以及少年中国主义转向国家主义不无裨助。

四

    曾琦的“少年中国”理想也汲取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书生救国的经验教训，并与“少年中国”理想相结合，提升到书生建国的新高度。
    曾琦在东京构想“少年中国”时，“读竟《曾文正公全集》，深服膺阳明学说，间参以西哲语录，作日记以述心得并加新义”，渐次形成救国的思路。[15]他在巴黎时亦以诗言志：“咸同定乱有湘军，起自民间报国恩，时代不同思想异，精神要足拯元元。”他正是借助曾国藩的书生救国之法，提出自己的运思：“今日欲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皆有待于各省自治之民军，由一县之布于全省，由一省推于全国，组织严密，声气灵通，一隅动而全省应，国难不足平矣。”[31]不仅如此，他在以“宗法湘乡”为素志的基础上，通过“更事”、“阅人”而知曾湘乡能号召多士，“非徒以其义理，实兼资夫权势”。[32]对曾氏思想行为这样深层次的体悟，是他由社会活动转向政治活动的表征，也是他杂合中国与西方的国家主义思想并见诸行动的表示。故有学者考察曾琦的生平后指出，其革命思想受留学国影响很大，他最初留学日本，后来到法国，“这两个地方是培养革命思想和政治思想最自由与优越的地方”，远优于英美各国。[33]而国家主义理论用以救国时被人称为“士大夫救国论”，实际上仍是一种书生救国的内在理路。    曾琦慨然以书生自居，除“天下事非书生莫为”的历史根据外，还基于对近代以来书生从政失败的借鉴。通过对康有为、章太炎等以书生从事政治活动而失败，与张謇、蔡元培、李石曾等从事社会活动而获成功的比较，特别是梁启超以文章报国大获成功而政治活动却迭经失败的对比，他得出了书生只有凭藉文化运动，从事社会事业才能有所为的结论。[28]所以，他表示终身从事文化运动、国际运动及自治运动，尤其是扶助乡人自治的自治运动，以新闻与教育为事业，为全民革命之预备，[34]430-431,528-529即他所谓社会的政治改革，实际上就是以政治运动取代社会活动创造“少年中国”的手段的转向。正如李璜所指出，曾琦不以“书生救国”为忤，反引以自豪，原因就在于，“慕韩之组党初心，不只在一时之补偏救弊，去乘机夺得地方力量或争取中央政权；而乃在先行结合有志之士于国家主义与民主政治旗帜之下，扩大了此种宣传的影响于全国，然后以人才主义与国共两党为长期周旋。”[35]他始终主张国家主义，乃是本于治国平天下之念，是创造“少年中国”理想的不懈追求，只是在组织政党时将改造中国的途径进行了由文化运动、社会运动向政治活动的置换。
    总之，曾琦作为一个有志青年知识分子，本着爱国救国的初衷，积极探寻救国之道，倡导少年中国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值得肯定的。如果说“少年意大利”是他的“少年中国”理想的“源”，那么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及其国家主义思想则是“流”。但无论是取法少年意大利，还是受梁启超思想影响，立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振兴和国民道德的修养，以创造理想的“少年中国”，是曾琦以“少中”来改造中国的具体表现。

参考文献：
[1]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王光祈先生纪念册[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2]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J].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1919,(3):16-17.
[3]曾琦.学会问题杂谈[J].少年中国,1922,3(8):76-77.
[4]陈正茂.曾琦先生文集[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3.
[5]曾琦.致润屿[J].少年中国,1920,1(7):62-63.
[6]郭正昭.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1918-1936)——民国学会个案探讨之一[M]//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二十二编.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
[7]沈云龙.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8]张梦九.忆少年中国学会[J].传记文学,1977,30(2):144.
[9]曾琦.已故会员雷宝菁君略传[J].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1919,(1):36-39.
[10]国家主义论文集:第二集[M].上海:中华书局,1926.
[11]沈云龙.曾慕韩(琦)先生遗著[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12]张品兴.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13]陈启天.国家主义运动史[M].上海:中国书局,1929.
[14]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纪略[J].少年中国,1921,3(2):44-67.
[15]曾琦.致太玄、幼椿[J].少年中国,1919,1(1):40-41.
[16]曾琦.致楚僧日葵[J].少年中国,1919,1(1):43.
[17]曾琦.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J].少年中国,1919,1(3):50-55.
[18]郭沫若.少年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9]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序言[M].上海:中华书局,1924.
[20]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21]本刊告白[J].新民丛报,1920,(1):1.
[22]沈云龙.曾琦先生传[J].传记文学,1976,29(2):100-104.
[23]陈启天.国家主义与教育[M]//国家主义论文集:第一集.上海:中华书局,1925.
[24]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5]曾琦.政治活动之前车与社会活动之先导[J].少年中国，1922,3(8):13-24.
[26]肖楚女.显微镜下之醒狮派[G]//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二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27]李璜.曾慕韩兄已尽到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J].传记文学，1976,29(2):14-16.
[28]曾琦.彻底主义与妥协主义[J].少年中国,1922,3(8):21-22.
[29]梁启超.致少年中国学会诸君[J].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1919,(2):21.
[30]左舜生.万竹楼随笔·近三十年见闻杂记[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31]曾琦.感事书怀偶成七绝[J].少年中国,1924,4(11):1-5.
[32]曾琦.巴黎寄妹书[J].少年中国,1924,4(11):1-5.
[33]程沧波.我与曾慕韩先生的交往及对青年党的看法[J].传记文学,1976,29(2):17-18.
[34]殷叙彝.五四时期的社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35]李璜.回国任教与对国内学术界的观察[J].传记文学,1973,21(5):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