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所恶意散布的诸多歪理邪说之所以能够在知识分子中大行其道且畅通无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从应试教育中脱颖而出的中国知识分子过于依赖书本知识来认识和了解社会。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生存保障，本意是为了解除知识分子的后顾之忧，以便他们能够全力以赴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但是，在免遭衣食之忧以后，他们也就脱离了活生生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以及广大劳动人民所生存的社会现实，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养尊处优的书呆子。理想一旦脱离现实，就变成了荒唐可笑的空想。 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没有文化的劳动人民反而比知识分子有着更加准确的社会分辨力与政治鉴别力？我苦苦思索着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社会现象，于是便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容易接受西方的政治蛊惑，而普通劳动人民对西方的欺骗宣传则有着天然的免疫力。
今年五月我参加了一个华人旅行团，去加拿大东部游览观光，同团的成员大多是从国内来探亲的中老年人。期间，我与一位来自上海的老人谈起了有关国外生活的种种见闻。与对西方赞不绝口的很多中国游客相比，这位老人不仅对西方批判良多，而且切中要害。我暗自思忖，想必他一定是一位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至少也应该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但是，令我错讹不已的是，他却是一个仅有初中学历的普通退休工人！！！ 此时，我已经完全无法掩饰自己的极度惊诧之色，我再度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位看起来极为普通的老人，想从他身上发现一些天赋禀异之处。尽管我与他英雄所见略同，但是如果细究起来，在他面前我实在不能不感到自惭形秽。我既有名牌大学的博士学位，又有在中国最高学术机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辉煌履历。移居西方后，我在生活和工作等方面却长期受挫。即便如此，我所受过的学术训练、熟读过的经典名著，乃至亲身经历过的切肤之痛，都没有能够丝毫撼动我对西方“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执著信仰。直至我亲眼目睹了成千上万普通西方百姓生灵涂炭的凄惨生活境遇，我才极不情愿地从西方“民主”的迷梦中惊醒。那时，我已经在西方生活了长达十多年之久！而这位老人来加拿大探亲才刚刚一个多月，而且完全不懂英语，就从一系列微不足道的蛛丝马迹中彻察了西方社会即将全面崩溃的可悲前景。 为什么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老人，比一个受过多年严格学术训练的文科博士有着更加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与社会洞察力？难道真的是“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我又细细回想了一下我生活中所遇到的另外一些人和事： 几年以前，一个朋友的母亲来加拿大探亲，在这里住了不多久，就到处嚷嚷着说加拿大不好，逢人便讲加拿大人民生活不幸福。想到那些在加拿大生活了一二十年仍对西方懵懂无知的硕士博士们，我不禁对朋友惊呼：“令堂实乃大学教授无疑也！”朋友微微一笑，缓缓道出了令我无法置信的事实真相。原来她老人家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家里的农田被征用以后，方才搬到城里生活，从此靠在工厂打工为生。我不禁惊叹：一个无知村妇何以比高级知识分子更有见识？ 我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仅仅在山东农村上过两三年小学，因为不读书不看报，所学不多的那点书本知识，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对于我执意要出国的念头，她感到大惑不解。以她那异常简单的头脑，自然怎么也想不通，我这么一个出身社会底层的苦孩子，能够拿到名牌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且有幸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可以说是前途无量，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无论我如何深入浅出地做她的思想工作，从“民主”“人权”的高度对她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启蒙”，她死活也不肯改变自己的固有观念：背井离乡到别人的国家里不就是寄人篱下吗？怎么可能会过上比在本乡本土更好的日子呢？ 这几个人都来自社会底层，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属于被我轻蔑地斥之为“没有文化”的草根阶层。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等着象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来启蒙的“愚昧无知”的群众。对于他们的看法，我根本不屑一顾。我更在意的是我周围那些知名专家学者的高见，而他们的意见几乎是出奇的一致：出国是有志青年的唯一出路。他们甚至亲自出马做我母亲的工作，让她不要拖我的后腿，千万不要耽误了我的大好前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亲朋好友定居海外，很多人还有出国探亲、访问以至讲学的经历，他们用自己的丰富学识和所见所闻，绘声绘色地向我描述了一个国富民强、欣欣向荣的完美社会，绝对堪称人间天堂与人类样板。 正是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之下，我才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去西天取经的艰险征途。然而，这一趟满怀最真诚最美好愿望的、旨在寻求真理与幸福的天堂之旅，却意想不到地结出了最惨烈的人生苦果。知识分子的崇高理想恍若黄粱美梦般不堪一击，西方社会的真相反而印证了劳动人民所担忧的最恐怖的现实存在。除极少数幸运的成功者以外，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子女并没有能够在西方寻觅到幸福人生，反倒自食其果，饱尝了为五斗米折腰的屈辱和愤恨，活得惶惶如丧家之犬。然而，这似乎并没有能够阻挡广大知识分子对西方的热烈向往，一波又一波的青年学子，依然奋不顾身地踏着先辈们的血迹与泪痕，像潮水般源源不断地涌向西方。 我企图以亲身经历来扭转这股时代潮流的努力，在读书人的圈子里只不过是徒增笑柄耳，就连我大学毕业的外甥都难掩对我的鄙夷不屑。我有理有据的辩驳在他对西方“民主”的顽固信仰面前，显得如同道听途说的流言蜚语一般荒诞不经，声嘶力竭地据理力争的我更是好像跳梁小丑一样滑稽可笑。可是，当我把同样的论据一一摆放在另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外甥面前时，他却欣然接受了我的“奇谈怪论”。他从我所描绘的西方现状中窥见了当今中国社会乱象之源，并且从中得出了这样的政治结论：如果党和政府不花大力气迅速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或后天。 以前，我一直盲目崇拜知识分子，我天真地以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定具有明察秋毫的分辨力与判断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没有文化的劳动人民反而比知识分子有着更加准确的社会分辨力与政治鉴别力？莫非真的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吗？我苦苦思索着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社会现象，于是便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容易接受西方的政治蛊惑，而普通劳动人民对西方的欺骗宣传则有着天然的免疫力。 我曾经反复追问文章开头所提到的那位独具慧眼的上海老人，他究竟是如何拨开弥漫在西方社会的层层迷雾，看破里面的滚滚红尘的呢？他又是如何在一目了然之间，就轻而易举地破解了那长期以来令我莫衷一是的社会难题？老人竟婉婉道出“社会经验”和“生活常识”几个大字！他说就是打死他也无法让他相信，天下居然会有这等美事：一个国家会经年累月地大规模邀请世界各地的移民，来免费分享他们的劳动果实！只有异想天开的白痴才会相信这样的天方夜谭！ 听到这里，再联想到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一败涂地的凄凉境遇，我为自己曾经的天真幼稚和目光短浅而感到追悔莫及，无言以对的我只得羞愧难当地低头不语。相对于这位老人简单明了、开门见山、脚踏实地的认识论，在观察西方社会时，我则完全摈弃了感性认识这一重要认知途径。从单纯的理性认识出发，我充分考虑到了理论上的各种可能性，并通过理论分析与逻辑论证对其进行一一甄别与排除。这种复杂的思维认知过程貌似科学、严谨，实则背离了大道至简的朴素真理观，结果是在自己凭空想象与任意虚构的主观世界里兜了一个大大的圈子。 由于长期封闭在象牙塔中安心学术，我不仅对社会现实所知无几，还养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性格特点。与现实生活的严重脱节，加重了我对书本知识的依赖与迷信。我深信印制在书本报刊上的各种流行观点与言论，就是科学文化知识的化身，特别是当他们出自专家名流之口的时候。我如饥似渴地从著名专家学者的文章著述中搜寻着各种莫测高深的理论学说，却对“社会经验”和“生活常识”嗤之以鼻。初来西方之时，我年纪虽然已经不小了，却依然涉世未深，没有通过社会常识甚至生物的本能与直觉来认识与分辨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能力。只有当我虔诚践行西方理论的努力在西方社会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时，我才恍然大悟：实践出真知，只有在实实在在的社会实践中，才能产生对人生和社会的真知灼见。知识分子神乎其神的高谈阔论也好，引经据典的妙笔生花也罢，只要是脱离了人类生活的客观物质世界，不管是多么高亢激昂的慷慨陈词、多么头头是道的理论分析与逻辑论证，都无法正确反映真实的客观存在。 西方所恶意散布的诸多歪理邪说之所以能够在知识分子中大行其道且畅通无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从应试教育中脱颖而出的中国知识分子过于依赖书本知识来认识和了解社会。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生存保障，本意是为了解除知识分子的后顾之忧，以便他们能够全力以赴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但是，在免遭衣食之忧以后，他们也就脱离了活生生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以及广大劳动人民所生存的社会现实，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养尊处优的书呆子。理想一旦脱离现实，就变成了荒唐可笑的空想。脱离了坚实大地的物质依托与理性羁绊，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即刻沦为虚幻不实的镜花水月，反映的只能是天马行空的知识分子群体良好的主观愿望而已，这使他们很容易在各种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迷失政治方向。其结局必定是像想入非非的唐吉柯德一样，陷入走火入魔的窠臼，令子孙后代贻笑大方！正如列宁在致高尔基的一封信中所说：“资产阶级的帮凶还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资本走狗，他们居然以国家的大脑自居。然而他们绝对不是什么国家的大脑，因为他们不过是国家的粪便。”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人类思想的真理性必须接受客观实践的检验，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理论就是不折不扣的谎言与谬论。因此，理论只有在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正确地认识与评价其是非、正误、真伪与得失。而我在对“民主”“自由”“人权”等空洞的抽象概念的狂热追求中，却全然忽视了西方普通劳动者在现实的恶劣生存环境中所遭遇的具体的现实的苦难。直到我为生计所迫，彻底远离了舞文弄墨的书斋生涯，成为广大劳动人民的一员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了西方劳苦大众的甘苦。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实乃千古不变的金玉良言！不身临其境的局外人，很难全面了解西方普通劳动群众生活的艰辛实质，也就不可能得知，在抽象的“民主”“自由”“人权”旗号下，西方社会的大量丑恶现象往往是可以在书本上被隐瞒和美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生活经验，无可辩驳地证明，西方所四处贩卖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与普通西方百姓的日常生活毫无任何关联，对内不过是毫无实际意义的空谈，对外则是推行霸权的工具与招摇撞骗的幌子！因此，只有从广大劳动群众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看问题，才不会被各种错误思潮蒙蔽了双眼，因为在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和喜怒哀乐中，才蕴含着衡量与鉴别一个社会是否公平、公正、文明与合理的最高标尺。 此时此刻，伟人毛泽东那意味深长的教导言犹在耳：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李建宏，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现旅居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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