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青年党是中国现代史上仅次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三大政党。然而关于青年党的研究却极其薄弱。在有限的研究文章中,还没有文章对青年党的国家主义理论进行深入探讨者。青年党的国家主义理论来源于欧洲浪漫主义思想家。主张以感情、文化认同作为民族主义的基础。因此,青年党反对阶级斗争理论、反对无限制的民族自决理论,也不认同国际主义。青年党关于阶级斗争等问题的看法虽然偏颇,甚至反动,但是它主张以感情、文化认同作为民族主义基础的理论还是有深刻合理性。
中国青年党是中国现代史上仅次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三大政党。然而关于青年党的研究却极其薄弱。据不完全统计,有关青年党研究的文章至多有30余篇。这其中还包括对其外围组织,比如大江会等的研究,及一些通俗性文章。在对青年党的研究中,大多集中于对其反共反俄的批判上。近来也有一些文章,研究抗战时期的青年党。甚至有的学者提出,在抗战时期,青年党与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开放政权上有亲密的合作。这也是关于青年党研究进一步深入的表现。但是,在以往有关青年党研究的文章中,能够对青年党的理论进行全面阐述者,其文还未多见。这就不能不使得我们对青年党的了解,犹如雾里看花。本文就是全面阐释中国青年党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及其政策。
一、青年党的民族理论及其来源
青年党把自己的民族理论称为国家主义。那么什么是国家主义呢?“言乎对外,则以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为旗帜……至于对内,则以推倒祸国殃民之军阀,实现全民政治为信条。”[1](P96)单从宗旨而言,青年党的宗旨与当时其他一些政党有很大趋同性。那么,青年党的民族理论特色表现在何处呢?这就需要具体分析其理论来源及其主张。从民族理论来源而言,青年党的民族理论取法于欧洲浪漫主义思想家。在欧洲浪漫主义思想家中,费希特的思想又对青年党影响最大。浪漫主义思想家主要从感情文化认同角度,看待民族问题。现在学界几乎公认这种思想由卢梭发其端,德国思想家赫尔德、费希特将其发扬光大。卢梭之所以在启蒙思想家中独树一帜,在于他对人的自我认同理论作了重大修正。卢梭首先肯定了人的自然感情在自我认同根源上的中心位置。卢梭既反对基督教的上帝认同,也反对理性启蒙思想家的理性认同。卢梭认为上帝认同,会使人们漠视尘世之爱,不利于人间良好政体的建立。卢梭说:“基督教是一种纯精神的宗教,唯独关心天上的事情。基督教徒的祖国不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他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人世间的一切是好事坏,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2](P181)卢梭之所以反对理性启蒙思想家的理性认同,在于他认为理性只会使人们更加疏远。因为他认为理性认同是建立在利益计算,功利主义基础上的。“理性使人多考虑自我。”[3](P97)“理性抑制了人的天然本性。”[3](P66)卢梭认为人生之初,就具有自爱与爱群的本性。“一个人对别人的义务不只是靠后来的智慧的训诫来规定的,而是只要他不抗拒同情心的内部推动,他就永远不会伤害别人,甚至不会去伤害任何有感觉力的生灵。”[3](P66)所以卢梭认为人的自然感情是善而不是恶的根源。人们不应该抑制内在的冲动,而是应该听命于自我内在的声音。既然个人的内在自我冲动成为人的认同根源,那么这种认同必然是有差别的认同,多样性的认同。卢梭是不赞同博爱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他认为这缺乏伦理的基础。卢梭不是民族主义者。但由卢梭激发起来的感情认同,公意概念,却是民族主义理论产生的根源。赫尔德首先把这种感情认同的范围,上升到民族认同。赫尔德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尺度。”[4](P580)同样,不同的民族有他们自己做人的方式。对赫尔德而言,民族的认同,就表现在文化认同上。以感情文化认同,来解释民族认同的理论,对青年党有重大影响。李璜在《释国家主义》一文中说:“国家主义乃是被压迫的国性的政治上的要求。”[5](P5)那么什么是国性呢?“‘国性’乃是国家的人格。每个国家从其静的组织成分而言,有其种族之不同,地理之不同;自其动的组织成分而言,有其文化之特殊,信仰之特殊。于是每个国家所有的国民其生活的志愿便不能尽同于其他一个国家的国民。本着这种特殊的生活志愿,便发现特殊生活的状态。因此由内而外,皆认得一种群体的自我:这便是国家人格的构成与表现。”[5](P2-3)李璜所说的国性或国家人格,实际上就是国民的群体自我认同。为什么会有这种群体认同的产生呢?李璜认为:一是人具有爱的本能。“爱的趋向虽不能不与外界生活生密切关系,而爱的本能(或俗称良能)终有他的独立存在的价值。所以我们谈感情生活,在在不能离却人的天性说话。认识了天性上本有这种爱,则爱国、爱乡或爱人方有真实的源头,而不是虚浮的。于是方了然我们爱国并不是随声附和或有意铺张,本乎天良而又源于实际,有不得不然的意。”[5](P12)二是文化的发展也促使了人的自我认同意识的觉醒。李璜引用卢梭的话说:“文化愈进步,社会意识愈明了,由回想的生活而方了然于彼此权界之义。个人与个人,社会与社会间方显出了自由的人格。”[5](P3)三是外力的压迫。李璜称人的群体自我认同是本性所有,但在常态下是含混的。外力压迫与宣传教育,使其由含混到清楚,有自发到自觉。
以感情文化的认同,解释民族、国家的认同,是青年党国家主义理论的核心。那么除此之外,青年党的国家主义还包括哪些原则呢?这就不能不谈到费希特。青年党把费希特当做国家主义始祖。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把费希特称作“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对赫尔德而言,强调差别认同,只是在强调多样性,强调每种文化的生存价值。费希特把文化民族主义演变为政治民族主义。费希特更看重的是把民族的认同转化成一种民族斗争的巨大政治力量。费希特首先提高了民族间“斗争”的地位。费希特说:“只要人类仅仅接受不同国家的片面性文化,可以预料,每个特定国家都将视他们自己的文化为真正和唯一的文明,而视其他国家的文化为野蛮状态,视其他国家的居民为野蛮人———因此感到自己承担着征服他们的使命。”[6](P47)其次,费希特主张“国家有机体
说”。费希特说:“在一种自然界产物中,任何部分都不是仅仅通过其与整体的关系,并绝对不是离开这种关系那样的事物;此外,如果它根本没有有机关系,它绝对什么也不是。……与此类似,只有依靠公民间的联系,人才能获得某种格局中的确定位置和在自然界中的稳定性;……在一个有机体中,每一部分始终维持着整体,在维持整体的过程中,也维持它自身。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也与此类似。”[6](P32)应该说国家有机体说并非费希特首创。也有自由主义思想家以国家有机体说为个人自由辩护,比如斯宾塞、洪堡。费希特首先把国家有机体说运用到为国家整体利益辩护。其三,费希特提出“国家正义说”。费希特说:“一个始终寻求增强其内在力量的国家因此被迫期望逐渐废除所有的偏袒,并为所有人建立平等的权利,其目的在于国家本身可以行使它自身真正的权力———为促进它自身的目标的实现,毫无例外的运用其全体公民的全部剩余力量。”[6](P35)这也就是说国家应该是实现正义的场所。这也是国家实现自身目的的途径。其四,特别崇尚意志的力量。费希特说:“赢得胜利的既非强大正义的军队,也非有效的武器,而仅仅是精神的力量。”什么是鼓舞起这种精神力量的方法呢?教育。费希特说:“凭借新的教育,我们要将德国人塑造成一种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将使其所有个体成员受到相同的利益的鼓舞和激励。”[6](P77)
费希特的思想对青年党有巨大的影响。青年党之所以力倡国家主义,就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费希特民族斗争说。欧战后,中国思想界弥漫着世界主义、和平主义的氛围。人们视民族竞争的理论为落伍,甚至邪恶的学说。青年党认为这种氛围对中国有害无益。所谓的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只是欺人的鬼话,至多是一种善良的幻想。李璜说:“要望欧美人来真正主持世界和平是句欺人的话,他们鄙视异种,敌视他族的心性简直根深蒂固,牢不可破。”[5](P145)陈逸凡也质疑:“欧战以后,如大同主义真正可行,何以美国不加入国际联盟,何以法国不肯裁兵?……大不列颠海军何以永不裁减?”[5](P34)所以,青年党认为:“中国今日之急务,不在大吹大擂所谓世界主义与人道主义,而在如何使中国成为世界之一国,可与列强等。”[5](P42)青年党对国家有机体说也甚为推
崇。他们认为正是费希特以国家有机体说为国家利益辩护,所以才使得国家主义大为昌明。在费希特以后,“国家是至高无上的,个人的道德责任,在牺牲一切,拥护国家,这种玄高热烈的国家主义深入条顿种族的脑海。”[5](P31)这也是青年党梦寐以求的目标。费希特的国家正义说也为青年党所接受。青年党主张,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应该通过国家权力,而不是阶级斗争,实现社会正义。当然,青年党也主张以教育来塑造民族的精神力量。青年党的主要领袖李璜、余家菊、陈启天等都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实行国家主义教育的著作。
综上所述,青年党的国家主义理论有以下几个原则组成:感情文化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人们爱国是本乎天性所有;国家利益至上;由国家实现正义。
二、青年党的民族问题策略
由于青年党独特的民族理论,所以在争取民族解放的策略上也有鲜明的自身特色。
1.主张全民政治,反对阶级冲突。青年党从文化角度看待民族,文化都是全体的。“一个民族的‘国性’的成立是基于他的过去的回忆的;这种回忆并且是全民族的,无分阶级,都一样具有的。所以一遇外界刺激便同时一起感觉不安:一个国家被了侵凌而全国国民都要起来抵抗,便全靠这个共同回忆而发的情感,绝不是只靠利益的观念。”[5](P8)这也就是说爱国是民族历史、文化浸润而形成的本能,是民族全体所共有,不分阶级,也不靠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计算。既然认为爱国是全体本能的,当然就反对阶级斗争。青年党认为:“中国目下的急务是被压迫的中国与列强争斗,力求国家的生存,而后全国人民无论有产的或无产的,才有所托命否则国内阶级争斗利害一分,便使对外争斗的力量减少一分,便大有害于生存了。”[1](P118)受费希特的影响,青年党主
张以国家社会主义代替阶级斗争。具体说来,就是不废除私有财产,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实业由国家经营,其他小实业国民自由经营,通过征收财产税、遗产税及其他直接税、间接税,实现再分配。这在青年党的党纲中有明确表述。既然青年党反对阶级斗争,那么依靠什么动员机制,使人参加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呢?青年党认为应该通过教育,以民族文化鼓舞起民族自尊心,从而将精神力量转化成物质力量。青年党的喉舌《醒狮》在出版宣言中开宗明义地说:“夫自信心者进步之源也,于个人然,于民族亦然。……旷观世界各民族从未有诅咒其固有之文化,鄙夷其祖先之历史,……自居于劣等而获与人竞胜者。”[1](P108)陈逸凡在《国家主义今昔观》一文中说:“世界人民从无蔑视本国文化而能独立者。”[5](P134)余家菊在《国家主义释疑》一文中称:“现在正当着内乱和外患交迫的时候,欲救中国自然是要实行国家主义,要救中国确非实行国家主义不可。国家主义要发挥本国的文化,阐扬本国的民性。”[7](P341)
2·主张多民族的统一,反对无限的民族自决。我们知道,青年党的国家主义来源于欧洲浪漫主义。但青年党对其也有改造。最重要的一点是,欧洲浪漫主义基本上都是主张单一民族国家的,而青年党是不赞成这种理论的。因为中国历史上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也是青年党把民族主义(nationalism)翻译成国家主义的重要原因。李璜说:“我们既以国家为单位,而对于已经同化在一个国家下面的各民族便不赞成他们分离了。如像在中国里的满族和回族,他们既与汉族有几百年的真正共处,相安于一个文化的历史,则同为中华民国的国民,我们不但不加以歧视而且更要使他们了解我们是同处于一个现状,患难是相共的。我们今日言救国,不只是救汉族,是连满蒙回藏各民族一齐要救。”[5](P27)正是因为他们主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他们对民族自决理论是不赞同的。他们对于以民族自决为口号,策动民族分离,更是坚决反对。
3.主张外不亲善,不认同国际主义及反帝主张。青年党在对外政策上主张外不亲善。什么是外不亲善呢?“排斥含依赖性质的亲善主义,而主张自强不息。要首先靠自家的能力,全国拼命,在帝国主义中间杀出一条活路来。”[5](P18)以往,我们把青年党的外不亲善主张简约为反俄。事实并不如此简单。这里面有理论、历史、策略、地缘多方面的原因。从理论上而言,青年党把国家当做基本利益单位。青年党认为每个国家的利益都是不同的,因而每个国家无产阶级的利益也是不同的。真正的国际主义是不存在的。在关键时刻,每个国家的人民,包括无产阶级都会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所以他们认为,在中国不应该提倡世界主义、国际主义,而是国家主义。从历史而言,中国有八国联军侵华的沉痛记忆。青年党认为,如果向所有帝国主义挑战,中国会陷于危
境。“当此国际复杂的情势之下,外力干涉之例一开,均势之局面动摇,大则以中国问题投入世界战争漩涡,共管之祸,即在眉睫,小则此后中国民族自决的路径上,也不免要处处受外国势力的牵掣。”[1](P208)从策略而言,青年党对李鸿章的“以夷制夷”策略还是颇为赞赏的。“不知帝国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本不是一个整个的组织,其本来性质就含有竞争冲突的成分甚多。对于中国的侵略也不是国际的,而是国别的,中国若想解除不平等的束缚,只有利用这种列强间冲突抵触的形势,从中分别应付,断不能高唱打到一切帝国主义,促成列强的团结一致,自行断送独立的生命。”[8](P900)从地缘政治而言,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对日俄的戒心远超过对欧美的戒心。曾琦早年有一首《俄患》诗,可清楚表明青年党人对俄国的看法。诗云:“韩范今谁是?中原隐患多。北门无锁钥,南国有干戈,东寇方寻衅,西邻又见诃。伟哉林少穆,遗策重防俄。”[9](P167)当然,外不亲善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抗战爆发后,青年党就放弃了外不亲善的主张。
三、小结
青年党力倡国家主义,在当时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青年党认为当时中国外有列强虎视眈眈,而内部却军阀混战南北分裂,之所以有这种特殊现象,是缺乏国家观念所致。“中国人大半只有私仇而无公愤,只有私情而无公谊,吾人非努力培养国家观念,殆未易矫此弊也。”[9](P96)青年党是希望通过提倡国家主义,一则培养国家观念,二则在各派之间凝聚一个共识。余家菊说:“国家主义者,并不要四万万人无论什么事,什么地方都要一致,不过只要在某一种情形之下,某一种范围以内,或者对于某一件事情必须完全相同。”[7](P343)青年党以共同的历史文化来看待民族问题,无疑包含有深刻的合理性。从理论而言,正是共同的历史文化造就了民族主义。
也就是说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民族凝聚的根本力量。从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言,也是为了纠正民族虚无主义。不可否认,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及其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国内思想文化界弥漫着一股民族虚无主义。他们甚至认为除了小脚与辫子之外,中国文化没有任何特色。胡适说:“我们的文化,比起欧洲一系的文化来,我们所有的,人家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又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10](P272)甚至,一些早期共产党人也有类似的错误看法。萧楚女在《显微镜下之醒狮派》一文中说:“我们不懂所谓本国文化究竟是什么?所谓本国文化,当然是本国所特有的文化。我们在中国所有的文化中,打起灯笼找遍了,也没见在小脚与辫子之外,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值得我们引为光荣。”[11](P558)这是青年党不能接受的。所以,他们强力提倡民族文化。当然,青年党的民族理论也有极大的误区。这突出表现在它对阶级斗争的看法。青年党之所以激烈反对阶级斗争,在于他们害怕阶级冲突导致民族内部冲突,不利于一致对外。青年党认为:“中国目下的急务是被压迫的中国与列强争斗,力求国家的生存,而后全国人民无论有产的或无产的,才有所托命。否则国内阶级争斗利害一分,便使对外争斗的力量减少一分,便大有害于生存了。”[1](P118)青年党的担心,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它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其实,阶级斗争与民族解放是对立统一关系,既有冲突,也有同一。民族国家认同不能解决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同样,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也并不必然导致民族、国家利益认同上的冲突。在当时,阶级斗争也具有民族动员的现实意义。通过实现阶级利益来实现民族利益。关于这一点,早期共产党人恽代英有深刻阐述:“有些人(如国家主义者)说,国民革命是爱国保种,但我们就不是这样说。我们说国民革命是要各阶级为自身的利益团结组织起来奋斗。
他们说是为国家,我们说是为民众自己。我们是反对他们那种空洞不着实际的说话。若说为民众自己的利益,便比较容易唤起一般人。不然,现在许许多多有知识的人,叫他去救国尚且靠不住,其他更不用说了。可是我们说为民众自身利益,人们便要说我们不要国家。实则我们何尝不要国家,不过‘爱国家’这句话实在太空洞了,不如说为民众自己,为解放四万万人,比较容易使人勇敢去奋斗。”[12](P834-835)从世界范围而言,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以阶级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青年党对国际主义的看法,应该说更多出于工具理性的考虑。抗战爆发后,青年党就不再反对国际主义。青年党对民族自决的看法,无论在当时或现在都有深刻合理性。应该说,当时很多人对民族自决理解有偏颇。其实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主要
是针对殖民地而言,并非一个国家内无限民族自决。十月革命前,列宁确实有民族无限自决的倾向。这主要是因为列宁认为沙皇俄国是民族的监狱。民族自决有利于推翻沙皇统治,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列宁乐观认为革命胜利后,实现民族平等后,民族分离倾向就会消失。但十月革命后,形势并不如列宁预期。列宁对民族自决就有了重新界定。列宁在《关于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一文中写道:“重要的是,我们不去助长‘独立分子’,也不取消他们的独立性,而是再建一层新楼———平等的共和国联邦。”[13]十月革命后列宁之所以还反复强调民族自决权,主要是针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而言。目的在于打击帝国主义。列宁认为这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当然也符合俄国的战略利益。列宁清楚地知道十月革命后,俄国面临的形势。列宁说:“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全世界的国家体系,将取决于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反对苏维埃运动和以苏维埃俄国为首的各个苏维埃国家的斗争。”[14](P230)在这场斗争中,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足举轻重的战略力量。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对民族自决权有一个阐释,我认为最能符合列宁的思想。斯大林说:“在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这个口号(即民族自决权,作者注)对我们来说是革命的口号。因为各苏维埃国家是根据自愿原则联合成联邦的,所以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各民族按照自己的意志没有使用分离权。因为我们所说的是那些受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压制的殖民地,是阿拉伯,美索不达米亚、土耳其、印度斯坦这类国家,所以各民族有分离权的口号就是革命的口号。”[15](P96)当时很多人,当然也包括一些早期共产党人片面理解了列宁民族自决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内也可无限民族自决。陈独秀说:“我们对于西藏及蒙古,分离或联邦都赞成,因为他们和本部都是语言、风俗绝对不同的民族。”[16](P37)青年党主张多民族统一,反对民族无限自决无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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