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浩大的文化工程纷至迭出。继新编《清史》启动之后，近又有纂辑《儒藏》之说。纂辑《儒藏》是件好事，许多名家，多有议论，但我总觉得尚有未能已于言者。忝为学人，不揣固陋，漫加议论。
一疑：编纂者是一家还是二家
我从《中华读书报》（2003．1．29）上，读到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主持编纂《儒藏》的消息，甚感欣悦，因为这是儒生们数百年来的宿望。但时隔不久，又见《光明日报》（2003．4．1）以全版篇幅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邀请学者座谈编纂《儒藏》价值的座谈会发言，并在编者按中明确宣称：“儒藏拟编成500卷，以孔子研究院为组织机构，集聚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力量。计划7至10年完成”。二者各说各的，谁也不涉及谁，使我这个局外人，深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是一家，怎么看上去似乎任何关联都没有，而且都是各有首脑；若是两家，那么大的一套书，人力物力，难以计量，分头进行，叠床架屋，劳民伤财，莫此为甚！要干不如合二为一。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进瞎子摸象之言：摒弃“文人相轻”之积习，树立“文人相亲”之新风。
二疑：“儒藏”编纂前无古人吗
《中华读书报》的记者在报道中说汤一介教授主持的《儒藏》，是“前无古人的浩大工程”。把《儒藏》作为书名，确实未曾见过；但“儒藏”之说，据记忆所及，却是几百年前的事了。只是很少有人述其缘由，只有戴逸教授在座谈会上数典而未忘祖，提到了明末的曹学亻全。他曾慨叹说：“二氏（指佛、道）有藏，吾儒何独无藏？”遂决意修“儒藏”以与佛、道成鼎立之势。乃采撷四部，按类分辑，历时十年，因南明唐王覆灭以身殉，书遂中辍。曹氏不仅有说，而且有行。可惜壮志未酬，但曹氏无疑是“儒藏”的最早倡导者。
时隔百余年，在清乾隆前期，山东一位著名学者周永年（1730—1791年）正式提出了《儒藏说》，反复阐述了“儒藏”的正名、立意、作用和意义，并提出条约三则，具体地规划了珍善本书的刊行流通、典藏办法、经费筹措与管理、贫寒者的资助等事务。
在《儒藏说》的影响下，后来又有朱筠等人积极建议和推动，清政府也为体现其盛世修典的文化一统，决定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馆编纂《四库全书》。这是一部以儒家经典为主体，囊括古今一切主要著述，并涵盖佛、道典籍的巨型丛书，完成了二百年来儒生呼吁编纂“儒藏”的意愿。《四库全书》虽无“儒藏”之名，但有“儒藏”之实。较之佛藏的《中华大藏经》第一、二编和道藏的《玄都道藏》，《四库全书》之规模气势，显然宏伟多多，而兼收佛、道二家，更见儒家胸襟开阔，四库工程不可谓不浩大，以之当“儒藏”之实，是否可得儒生共识？如果剔去佛道韩墨的内容，《四库全书》也不失为一部像样的《儒藏》。这近二百年发展历程的言和行，至少应该算“儒藏”发展史上的先驱阶段。目前所为，可以说是在继承基础上的重大突破，说是“前无古人”，似可商榷。
三疑：对“三个问题”的解答之疑问
自《四库全书》纂成，又经二百余年，汤一介教授出而倡导编纂新“儒藏”，可称一大功德。他认为编纂“儒藏”是一种文化自觉行为，“对中华文化的复兴是有重大意义的，尤其是在文化剧烈动荡的今天”。中国人民大学座谈会亦以编纂《儒藏》为“弘扬优秀传统，培育民族精神”之要务，题目如此之大，我当然赞成。从两处报道看，从历来“儒藏说”的流变看，新编《儒藏》无疑是一项“浩大工程”。当然，偌大一项工程不能没有担忧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座谈会上诸位专家的讨论发言中对新编儒藏说了很多意义和重要性，也提出了一些注意问题，如如何划定收录范围等，而汤一介教授则已感到“随着编辑工作的实质性的进展，出现了三个问题，即：采用影印本还是标点排印本；编辑指导方针是大而全还是小而精；体例断至清朝、五四，还是当下。”他并呼吁更多学人关心此事。这种坦诚，令人感动。汤一介教授对自己提出的三个问题，都做了解答，给议论提供了空间。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四库全书》和续修，都是影印的，已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为实用起见，‘儒藏’采用标点本应更好”。标点看似简单，实则甚难准确。若粗粗翻读一些标点本，几乎可以武断地说，没有不标错的书。标点一部大书，旷日持久，又算不得评职称的成果，谁肯担此重任，一拖就是几年。标而不校，等于半截子工程，又有谁肯来校定。标而有疑，又怎样来考订是非，更何况《儒藏》所选，不会与正续四库所收完全一致，如有出入，《儒藏》也有保存原汁原味的任务。如果有人要参用《儒藏》所收诸书，而非读标点本不可，那就难乎其为言了！所以我说“还是影印本好”。
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表示，“既是系统整理工程，应该大而全；但大而全应该分步骤走，最重要的典籍精华先编，次重要的再编，从小而精过渡到大而全。”我认为“大而全”和“小而精”本来就是一对模糊而相对的概念，只有二者同在，才能比较。《四库总目》和《简明目录》比，一个是“大而全”一个是“小而精”，如说新《儒藏》“大而全”应指比谁“大而全”。大和小都是无限制词，怎样算大，怎样算小，有没有“量”的指标，而全和精更难确定标准，“全”是不能绝对存在的，也可以说没有真正的全，任何一部全集都不能说“全”，不然为何又有续编，有佚文，“全”只能说大致而已。“精”则根据什么标准，由谁来定，如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又如何统一标准。先编、再编，如何划界？如按本身价值是否重要来定，势必要等全部审读完？二者过渡，是否先编先出版，再编再出版，还是编齐了一齐出版，如果准备一齐出版，那又何必分先编和再编呢？
汤一介教授非常肯定地回答了第三个问题说：“断代至于清应更好”而主张把“五四期间的典籍作为续集，集外集等”。这个“至于清”，词义含混，究竟是“清初”、“清中叶”，还是“清末”，一差就是百多年。如果指清末，那就舍弃了民国时代的38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50余年。这前后近百年，有为数不少的儒家文献，如未能收入，终感遗憾。尤其是当代人编纂体现当代精神的当代书，而不收当代著述，似感缺漏，所以我认为此书断代上限可不封顶，下限应断在2000年，以为世纪之作。至于《四库全书》及其续修、存目、禁毁等四库系列，所收绝大部分为儒家经典，新《儒藏》究将如何去取，实难善加区处。而韩、日诸国受影响之作，则应本着“谁的事谁办”的精神，让他们自己去说如何受中华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人不要越俎代庖去为他们出正集之外的《儒藏外传集》，还是各办各的事为好！
（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