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浩大的文化工程纷至迭出。一说就是历时十年，积字亿万，盛世壮举，令人咋舌。”

    这几句文章，引自来新夏先生的《说说新编“儒藏”》（9月19日《文汇读书周报》），说得很切实，尤其“令人咋舌”一语最为传神。一个国家，不论如何富强，像这种“令人咋舌”的浩大的文化工程在短期内竞“纷至迭出”，总难以招架，这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呢？比如新编“儒藏”这项浩大工程，在我看来，即很有慎重考虑之必要。 

    为什么编纂“儒藏”呢？中国人民大学新成立的孔子研究院的说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道教有《道藏》、《续道藏》，佛教有《大正藏》、《续藏经》，两千余年来惟独儒家一直没有一部‘儒藏’，是历史赋予当今一代中华学人的责任，也是保存儒家文化遗产的需要。”

    汤一介先生举的理由是：“儒藏的编纂不仅是为了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的真精神，而且也是为了面向世界，对当今人类文化发展作出新贡献”。他还告诉大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又编辑了《中华大藏经》，使佛教藏经的集成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中国道协会也正在编辑标点本的《道藏》，以为现代读者和使用者提供一个更为方便的文本系统。”（《关于编纂〈儒藏〉的意义和几点意见》，《中华读书报》9月10日）如此说来，佛教道教在这方面都领先了，儒教岂可甘居人后？

    如果仔细一想，这些理由都站不住。为什么两千年来只有道藏、佛藏而没有儒藏？因为儒家不需要。道藏、佛藏都始于南北朝，那时两家竞争激烈，都要充当国教，都想压倒对方，所以和尚大规模译经，道士也努力造经。经书多了，就想编成大套的丛书。道教取名为“藏”，佛教先名“一切经”，后来名为“大正藏”。这都是宗教书，都由寺庙出资编印，主要也由寺庙收藏。儒家就不同了。历代皇家视儒学为正统，都要利用儒学来统一思想、笼络人才，所以在朝廷都有五经博士，都要编注儒家经典。士大夫也都要攻读儒家经典，诠释儒家经典，对佛道两家感兴趣的自然也有，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对道藏佛藏漠不关心，所以直到明末清初，才有两位学者感到没有儒藏是一种缺陷。现在有人举出这两位古人来证明新修儒藏之必要，但从反面来看，两千年来仅有两位学者如此主张，更可证明编修儒藏实非必要。何况早在两百多年前即编成了《四库全书》，正如来新夏先生所说，“虽无‘儒藏’之名，但有‘儒藏’之实”。来新夏先生说：

    “《四库全书》收书3461种，79309卷，尚有存目6793种，93551卷，二者合计共收书万余种，十七万余卷，较之佛藏的《中华大藏经》第一、二编所收书4200余种、23000余卷；道藏的《玄都道藏》所收道书7800卷，《四库全书》之规模气势，显然宏伟多多，而兼收佛、道二家，更见儒家胸襟开阔，四库工程不可谓不浩大，以之当‘儒藏’之实，是否可得儒生共识？”

    由此可见，即使“儒藏”真有必要，有了《四库全书》就已够了！今天，《四库全书》、《续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全书禁毁丛书》都已影印出版了，这岂不是更大而全的儒藏吗？何必又要花7至10年甚至15年至20年的功夫来炒现饭呢？

    汤一介先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他虽主张新编儒藏，但他反对用影印的办法，因为那是明显的炒现饭，而坚持要出标点本。来新夏先生对此提出质疑：

    “标点看似简单，实则甚难准确，即使长期从事古籍整理的学人，也不敢自拍胸脯说：‘我所标点，无一错漏！’若粗粗翻读一些标点本，几乎可以武断地说，没有不标错的书。标点一部大书，旷日持久，又算不得评职称的成果，谁肯担此重任？一拖就是几年。标而不校，等于半截子工程，又有谁来校定？标而有疑，又怎样来考订是非……”？

    这个困难，汤一介先生也知道，他承认“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深入研究并能胜任儒家经典的校点工作的专家学者数量并不很多，估计大约只有几百人，而且其中相当部分年事已高”，因此他又主张急需培养一批人才。但是这样的专门人才，果真能够在短期间培训得出来吗？

    由此看来，编修“儒藏”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实在是既无必要，又无可能。如果还是影印，那就是炒现饭；如果都要标点、校勘，那就不知拖到何年何月，且质量并无保证。退一步说，这项浩大工程搞完了，果真儒学就因此弘扬了吗？不见得。汤一介先生就承认：现在佛学的研究者都只看日本出版的《大正藏》，因为它有标点有校勘记，只是遇到疑难时才参考中国出版的影印本。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中国的道藏，一千多年来无声无臭，直到二十世纪英国的李约瑟博士竟从中发现中国古代有许多发明创造，才使世界、更使我们中国大吃一惊。为什么直到现在我们有些学者还只热心浩大工程而没有耐心去做踏实的学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