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2009年第一书的《中国不高兴》出版后，不仅迅速成为畅销书，更引发了海内外的关注和争论。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一本书能够引起如此之多的关注，实在是一种巨大的成功。客观地讲， 《中国不高兴》不是一个理论体系的建构，文体的散文性和表达的激情化是其主要特征。语言的坦率与犀利、针贬对象的明确而尖锐实属罕见。然而，这些都无法解释何以这本书可以引发如此大的轰动和街谈巷议。而且毋庸讳言，对这本书褒贬还是相当两极。誉之者称为大时代崛起中国的巨人呐喊，贬之者如吴稼祥先生，则称之为病态的民族主义，甚至冠以“不高兴病毒”，并认为“毒化我们民族的心理”。

    显然，要真正理解这本书，还是离不开它的时代背景。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这期间虽有波折，但上升的曲线却是日益顽强而不可遏制。终于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开始了全面爆发，并意外的以极其特殊的2008年展示了这个时代的几乎全部进步和问题。中国百年复兴理想的实现从来没有过令人感到如此的接近，一种发自内心、有着具体物质基础支撑而不是虚幻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来自中国的声音愈来愈大，愈加直言不讳。

    与中国迅速崛起相对应的，却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不安、忐忑与戒心。并把这种心态转化成具体的外交遏制和越来越大的压力。如果我们回顾这三十年，每一次的东西方冲突都是西方主动挑衅(其实放眼过去一百五十年也一样，只不过不同点在于一个是掠夺，一个是遏制)，这固然是双方实力对比使然，更是西方利已本性使然。然而使西方想不到的是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兴起的民族自豪感。

    纵观人类历史，一个国家民族主义的兴起往往在如下两个历史时刻：一是国家和民族处于崛起过程中。二是这个国家遇到外敌挑衅、威胁或入侵之时。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五四运动”、今天美国的“9。11”都是如此。而且尽管美国被誉为最文明、最强大、最先进的民主国家，在此一刻表现的和其他国家都没有任何不同。接连发动两场复仇战争，甚至当法国公开反对之时，美国社会发起抵制法货运动，法国葡萄酒也被倒入水沟，甚至美国参议院的快餐店出售的法式薯条也被改为“自由薯条”。这个时候美国并没有表现出吴稼祥先生所主张的“一个伟大民族和一个伟大的人一样”的“坚强的心理素质”，更没有表现出“无论他或她曾经受过怎样的伤害，都不会丧失爱的能力，也不会让仇恨和报复主宰自己的心理”。

    当然，中国民族自豪感的空前高涨还与肇始于美国并危害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有关。 仅仅五年前，中国的金融界精英为中国银行体系的出路何在而忧心忡忡，甚至都担心即使送给西方银行都未必被接受。毕竟在他们眼里理论上已经破产和资不抵债的烂摊子有哪一个西方银行会充当慈善者?然而，现在中国人惊奇的发现，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五大投行全军覆灭，曾经市值高居世界第一被视为全球楷模的花旗银行居然资产缩水96%，股票价格跌破一美元，处于破产的境地。如果允许，中国任何一家银行都可轻而举的对之进行收购。曾经在西方眼里弊病丛生应该向西方学习的中国银行却居然成为全球最为健康的佼佼者。 在这种令人震撼的对比下，中国模式大有从一种可以和西方媲美的成功模式发展成为世界上唯一成功的模式之感。

    可以说，中国当前民族主义的兴盛是上述两种历史时刻的集合以及西方经济危机的催化而成，是有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共性和历史合法性、正当性。《中国不高兴》只不过是这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产物，是对整个民族心理的反应与折射。而绝非吴稼祥先生所称的什么病态，病毒。更不是什么的”暴发户心态”。

    当然，这五位学者的观点是否偏激或极端，还要从另一个角度既生活于同一时代的右派知识精英的表现进行对比来印证。 我们首先看全国最高学府之一的清华大学的学者秦晖教授。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有两条，一是全球化。二是低人权成本，进而得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对人类好不容易形成的文明的威胁。并把中国做如下描述：“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 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在他的眼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一片漆黑，四亿人口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纪录是进入不到他的视野。 (也难怪西方看不到西藏五十年天翻地复的变化，看看我们的知识分子精英连三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都视而不见啊!)再比如中国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在“三鹿”奶粉事件后，发出这样的评论：“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我们的民族出了问题，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是我们的血脉、我们的根基出了问题，而且病入膏肓，难以救药”。还有著名诗人艾青之子艾未未，在杨佳事件发生后，居然声明“我每秒钟都受到威胁，因为我生活在一个非常有危险性的国度里。”（真不知艾未未如何解释在每秒种都受到威胁的中国，何以高居世界第四大旅游国？） 这些右派立场的学者观点如果和《中国不高兴》五位学者相比，究竟哪一个更理性?哪一个更平和?吴稼祥先生指责《中国不高兴》妖魔化中国的自由派学者，请问，这些自由派学者是不是在妖魔化中国?在我看来，《中国不高兴》实是对这些自由派人士太过客气了。

    不错，五位学者在书中提出，中国不高兴，是因为中国没有成为老大。用作者之一王小东先生的话讲就是“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西方人要排第二。”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国领导已知世界是一个长期的传统。而且如果与战火纷飞的欧洲相比，我们会发现正是由于中国的领导作用，亚洲才没有发生欧洲哪样连绵不断的局部或者席卷整个欧洲的兼并或宗教战争，整个亚洲才享受到长期的和平与稳定。只是到了清末，中国衰落，由中国主导的亚洲体系崩溃，才使得各个国家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也才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把整个亚洲都卷入的历史悲剧。 而西方主导人类历史短短的几百年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以及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当地土著几乎被消灭殆尽)，至于对中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欺凌与掠夺就更是令中国人刻骨难忘。请问西方的主导权有什么可以留恋的? 如果以史为鉴，如果中国再度成为已知世界的领导者，有何不妥?中国可以从第一到落后，西方也曾从落后到第一，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再度第一，西方第二呢?说是天命所归(实是天命复归)又为何不可?

    此外，吴稼祥先生还这样认为:” “不高兴”心理病毒可以感染一个人，也可以感染一个民族。最容易受感染的是那些曾经受异族侵略、掠夺和压迫的民族。”并以德国和中国并列为例。这显然是有违历史常识。德国仅仅一个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就演变成纳粹德国，对全人类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而中国长达一百多年面对西方数不不尽数的不平等条约，也没有演变成了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不但没有象德国一样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反而和欺凌它的西方一起共同对抗威胁世界和平的纳粹德国。 真不知道吴稼祥先生究竟是立场决定常识还是常识决定立场?

    吴稼祥先生谈到了”受害人心态”，其实我们应该首先反思的是西方到现在都无处不在的”迫害人心态”。二战之后，西方明白不可能再象过去凭借武力为所欲为，于是就变换手法。先是利用自己掌握的主导权制订各种符合自己的利益的规则，今年巴黎免首鼠首拍卖就是一例，西方凭借他们制订的1995年保护文物公约，塞进”50年有效期”条款。使得中国根本无法凭借国际规则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其次就以自己的价值观包装成普世价值，从而为干预他国事务提供理念基础。甚至不惜双重标准。 西藏1959年对于中国来说明明是捍卫国家统一和废除农奴制，和当年的林肯维护美国统一和废除黑奴制一样，但在西方眼里就成了侵略，成了侵犯人权。 并根据需要时不时的拿出来对中国进行勒索。”受害人心态”可以进入吴稼祥先生的视野，而”迫害人心态”何以就视而不见呢?

    吴稼祥先生在批判他认为不健康的”病态民族主义”时，提出了他理想中的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关于这个概念我不多说什么，仅仅举一个例子。2008年3月我应邀参加台湾观选团。期间曾与台湾深绿组织北社进行座谈。 一番争论之后，处于下风的北社成员突然给我们扣了一顶大帽子:从大陆到海外的学者有两类，一类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一类是包装着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我啼笑皆非之余不由问道:请问你主张的台独是不是民族主义?令我大出意外的是对方坦然承认:不错，我们是民族主义，我们也认为在民主和人权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主权。还有一个参会的自由派学者后来这样对我讲，宁要民主的贫穷也不要专制的经济发展，和文革时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有异曲同工之妙。请问，吴稼祥先生，你的自由民族主义是否可归入乌托邦?

     中国不高兴，是因为我们有屈辱的历史所以不高兴;是因为造成我们屈辱历史的西方仍然在给我们的崛起制造障碍不高兴;是因为有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进行自我贬低而不高兴;是因为中国还没有恢复到它历史上曾拥有过的辉煌而不高兴。中国实在是有理由不高兴，而且更应该深思的是，为什么有人反对中国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