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曾说：“静坐这项工夫在宋、明诸儒是很注重的。”[1] 宋明诸儒有一种独特的观点，认为读书学道与静坐养生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所谓“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善养生者，学道读书亦为养生；善治学者，养生静坐均可治学。从根本上说，两者是一回事。所以，理学大师朱熹对学生说：“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明儒高攀龙《水居》诗云：“兀兀日趺坐，忻忻时读书。”清儒梁章钜更是一语破的：“学道养生本是一串事，但学道者，虽养生亦为学道；养生者，虽学道亦为养生耳。”（《退庵随笔》卷十二）程颐见人静坐即叹其善学，王阳明欲以静坐补小学收放心。翻开《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静坐养生在宋明诸儒的读书治学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不仅把静坐看作是进学的基础，而且还把它视为明理的阶梯、见性的法门。
（一）静坐——进学的基础
做任何事都得有一个基础，读书治学也不例外。只是宋明诸儒把静坐当作进学的基础，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特别。朱熹指出：“始学功夫，须是静坐。静坐则本原已定，虽不免逐物，及收归来，也有个安顿处。”（《朱子语类》卷十二）朱子把静坐当作进学的基础，读书的安顿处，不外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身体是读书治学活动的物质前提，健康的体魄、旺盛的精力是读书活动能持之以恒的基本保证。读书之前静坐养气，能使神清气旺、精力充沛，以这样的身心状态去读书治学，效果自然会好。这方面朱子本人深有体会，他晚年时常头昏目眩，不敢着力读书，静坐后才觉得好多了。梁章钜也深有感触地说：“余尝十日九疾，生产作业之事，既不能自力，而读书作文，亦皆苦不能精思，只坐（因）气薄耳。”（《退庵随笔》卷十二）另一方面，读书治学活动首先要求安心，所谓“须是静方可为学”，心绪不宁是无法读书学习的。因此，朱子告诫门人，平时少说一点闲话，省去一些交际，抽出时间来静坐养气，这对读书治学大有裨益。晁补之曾说：黄庭坚“于治气养心能为人所不为，故用于读书为文字，致思高远，亦似其为人”（《鸡肋集》卷三十三）。这表明“治气养心”的静坐功夫会带来“致思高远”的读书效果。读书前稍事静坐，整容收心，进入虚静恬淡的精神状态，这就为读书治学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心理条件。相反，心猿意马，放心不求，则精神涣散，读书的效果自然也就很差。有鉴于此，宋明诸儒才强调以静坐求放心、息思虑。朱熹说：“为学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泛滥无所收拾，将甚处做管辖处？其他用功总嫌慢。须先就自心上立得定，决不杂，则自然光明四达，照用有余。”（《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王阳明在《传习录》中也说：“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久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
宋明诸儒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把静坐当作入门的课程向门人传授。《宋元学案·上蔡学案》记载：谢良佐从程颢受学，程对他说：“尔辈在此相从，只是学某言语，故其学心口不相应。盍若行之。”谢问怎么办？程说：“且静坐。”同书《槐堂诸儒学案》也记载，詹阜民一日侍坐陆九渊，陆曰：“学者能常闭目亦佳。”詹“遂学静坐，夜以继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楼，忽觉此心已复澄莹中立”，乃自吟道：“翼乎如鸿毛遇顺风，沛乎若巨鱼纵大壑，岂不快哉！”王阳明当年在滁州时，清闲无事，问学者大增。他“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王文成公全书》卷三）陈白沙也认为：“作圣之功，其在兹（静坐）乎！有学于仆者，辄教之静坐。”（《白沙集·复赵提学佥宪》）
由上可知，宋明诸儒提倡静坐之事，与禅师道徒以静坐为出世求仙之术不同，他们只是把静坐当作读书的手段，进学的基础。对此，王阳明说得明白：“所谓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拿，未知为已，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儒学案·姚江学案》）
（二）静坐——明理的阶梯
读书期于明理。如何明理？朱熹的回答是“静坐”——“读书闲暇且静坐，教他心平气定，见得道理渐次分明。这个却是一身总会处。”（《朱子语类》卷十一）“读书闲暇且静坐，庶几心平气和，可以思索义理。”（《宋元学案·沧州诸儒学案上》）朱子不厌其烦地强调静坐，说明静坐能使人心平气定，如此方能见得道理，领会书中的义理。这种观点是有科学道理的。美国学者费尔·纽尔恩博格认为：静坐后身心处于放松状态，意念高度集中。自然肌体的放松解除了积聚在身体中由于自控系统失调产生的压力，意念的集中使自身逐渐学会对意念的控制，逐渐抛开外部世界的纷扰、烦恼、失望、嗜好、幻想等，从而使心理获得平静。而“静”正是明理的前提。朱熹说：“穷理以虚心静虑为本”（《朱子语类》卷九）；王夫之也说：“静而万理皆备”（《张子正蒙注·太和篇》）。智慧生于精神，精神生于安静。智慧是在静定中孕育产生的，故佛家戒、定、慧三学，以静（禅定）为核心，主张在静中求得“般若”智慧。宋明诸儒对“静”的功夫也是非常强调的，丁福保在《静坐法精义》中引清人唐鑑的话说：“静字最为要紧，大程惟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公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力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正是基于对静字功夫的认识，饶鲁不惜被人讥为学禅也要行静坐之事（见《宋元学案·双峰学案》）。
静坐——虚心——明理，这是宋明诸儒读书的方法，治学的阶梯。行静坐之法，收散漫之心，凝思虑之神，此乃读书明理的先决条件。至于如何行静坐之法，高攀龙在《静坐说》中作了明确的解释：“静坐之法，唤醒此心，卓然常明，志无所适而已。志无所适，精神自然凝复，不待安排，勿著方所，勿思效验。初入静者，不知摄持之法，惟体贴圣贤切要之语，自有入处，静至三日，必臻妙境。”一旦臻于妙境，悟性大发，书中义理自然见得分明。这从朱熹说的一个例子中便可得到证明。《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记载，朱熹曾听李侗说罗从彦对《春秋》的理解很肤浅，不若胡文定。后来，罗随人到广州，在罗浮山静心养性两三年，才把《春秋》看得较透彻，并领悟了书中的大义。朱熹说他开始对此并不理解，认为读《春秋》与心静有什么关系？以后终于明白：“盖静则心虚，道理方看得出。”
静坐虚心方能读书明理，反过来，读书明理也有助于心静神定。这大概就是“学道养生本是一串事”的涵义。这种明理与养静的辩正关系，还是朱熹论述得透彻：“静坐便理会道理，自不妨，只是专要静坐，则不可。理会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今人都是讨静坐以省事，则不可。盖心下热闹，如何看得道理出？须是静，方看得出。所谓静坐，只是打叠心下无事，则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则心愈明静矣。”（《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这也再次说明静坐在宋明诸儒的生活中，是作为进学的基础、明理的阶梯来修持的。由于静坐与读书可以互相补助，宋明诸儒在治学活动中每每边静坐边读书。这样做既是为了劳逸结合，更是为了能在静坐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便领会书中的意蕴深旨。《宋元学案·震泽学案》记载，王蘋初见程颐，程叫他看《论语》。他回去看了一段时间，“既于大义粗通矣，又往求教”。程则让他“玩索其意味”，他“又退而读之”。这次，他采取了“读了又时时静坐，静坐又忽读”的方法，忽然有个入处，他赶快跑去告诉老师，程这才表示首肯。
（三）静坐——见性的法门
《中庸》开篇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段话给宋明诸儒留下了不尽的话题，宋明理学所谓的“天理”与“人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性”、“情”、“心”等命题，都由此生发而来。“喜怒哀乐”，情也。情之未发为中、为性、为天理。所以，观“喜怒哀乐之未发”时作何气象，也就是求中、见性、明天理。那么，如何观“喜怒哀乐之未发”时气象呢？宋明诸儒的回答仍然是“静坐”。刘宗周说：罗从彦、李侗“二先生专教人默坐澄心，看喜怒哀乐之未发时作何气象”（《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李侗尝从罗从彦为学，他回忆道：“某曩时从罗先生学问，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及一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静坐而已。罗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李侗按照罗从彦的教导，“默坐澄心，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在乎是也。”（《宋元学案·豫章学案》）
在李侗看来，于静坐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气象，“不惟于进学有方，兼亦是养心之要”。孟子说：“尽其心，知其性。”心即是性，心能专一澄静，则天理可存，人欲尽去，如此也就是见性了。此即杨时所谓：“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宋元学案·龟山学案》）静坐——养心——见性，这是宋明诸儒伦理学的基本公式，其含义就是以静坐之身，求虚静之心，见本性之静。关于人的本性，《礼记·乐记》言：“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体会喜怒哀乐之未发，必须抓住静的本性。而静坐养心正是抓住静的本性的法门。这就叫以静求静，成始成终。高攀龙指出：“夫静坐之法，入门者藉以涵养，初学者藉以入门。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胶结，何从而见平常之体乎？平常则散漫去矣。故必收敛身心，以主于一，一即平常之体也。主则有意存焉，此意亦非著意，盖心中无事之谓，一著意则非一也。不著意而谓之意者，但从衣冠瞻视间，整齐严肃，则心自一，渐久渐熟平常矣。故主一之学，成始成终者也。”（《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一》）这里说的“平常之体”，即“本心”、“天理”，也就是理学家要体察的喜怒哀乐未发时之气象。
宋明诸儒，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都认为“性即理”、“心即理”。二程说：“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又说：“理与心一，而人不能会之为一”（《河南程氏遗书》卷五）。朱熹非常赞成二程和张载关于“性”的学说，他说：“伊川（程颐）性即理也，横渠（张载）心统性情，二句颠扑不破。”（《朱子语类》卷五）同时，他又认为：“理即是心，心即是理。”（《朱子语类》卷三十七）王阳明则说：“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传习录》），并以此为其理论的“立言宗旨”。一句话，理就在心性之中。静坐养心，养得静性不动，本心不躁，便能体认天理。故李侗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宋元学案·豫章学案》）默坐之时，此心澄然无事，晶莹透亮，如此之心便是性，便是中，便是理；学者默识此心，就是见性，明天理，也就是观喜怒哀乐未发之气象，并不是默坐澄心之外，又别有天理当体认，本性当认识，气象当观察也。所以，程颐、李侗二人在静坐见性的问题上，尽管说法不同，却都是正确的。有人问王阳明：“伊川谓不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延平（李侗）却教学者看未发以前气象，何如？”王阳明回答说：“皆是也。伊川恐人于未发前讨个中，把中作一物看，如吾向所谓认气定时做中，故令只于涵养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处，故令人时时刻刻求未发前气象，使人正目而视惟此，倾耳而听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皆古人不得已诱人之言也。”（《明儒学案·姚江学案》）这段话不仅可以看作是《中庸》“中和”思想的注释，而且也可以理解为理学“见性”学说的总结。它道出了宋明诸儒静坐养心、求中见性思想的真谛。
总之，一向被视为道中方术、佛门禅功的静坐养生法，在宋明诸儒的倡导和努力下，终于脱去神秘的外衣、涤除宗教的色彩，堂而皇之地走进文人的读书生活中，成为文人入学的基础、明理的阶梯和见性的法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