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奇”与“杂”概括《淮南子》书的特点,从历史背景、作品思想、作品内容等诸多方面,论述了其特点形成的原因,并探讨了《淮南子》书在后代流传研究的概况。
《淮南子》是汉初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门人集体编著的一部著作,问世于西汉前期,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简单概括这部著作的特点,可以用“奇”和“杂”这两个字。说《淮南子》“奇”,有这样几层意思:一是它的作者们以悲剧收场的命运,为该书抹上了传奇的色彩。汉初封王莫不以声色游猎犬马为事,《淮南子》的作者淮南王刘安却笃好学术,折节下士,有风雅之姿,高尚之态。这样一个志高行洁的诸侯王,最后却落得自杀的结局,同死者数万人。淮南王是中国历史进入大一统政治格局的牺牲品,因此他的死是一个历史的悲剧。汉初封王在王国内部享有独立的赋税权、官吏任免权、行政权甚至货币发行权等等,朝廷只派“丞相”作为监督和联系,所以汉初的封国俨然是一个小朝廷。这在《淮南子》一书中也能找到例证,其中有“淮南元年”的记载,说明封国自有纪年系统。汉初王国不奉朝廷正朔而自行纪年,说明西汉王朝在当时还没有真正完成大一统的体制建设。但是,大一统是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朝廷也在凭借强力推进,因此在中央朝廷和封国之间,就出现了不可避免的权力抗争。这种对抗与帝位之争纠缠在一起,演成了西汉初年频繁的谋反与镇压事件。淮南王就是以谋反罪自杀身亡的,“坐死者数万人”,[1](P1424)“党与死者数万人”[1](P174),是当时振动朝野的一个大事件。淮南王编著《淮南子》,是有心为刘氏王朝治理天下提供某种设计的,称《淮南子》为“刘氏之书”,并且在汉武帝继位之初就把它献给了朝廷。他的这个心愿与他最后以谋反罪而死的结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为《淮南子》抹上了传奇的色彩。
《淮南子》“奇”的第二个方面,是它保存了先秦和当时思想的大量材料。《淮南子》不是淮南王和他的门人“创作”的一部书,而是他们“编著”的一部书,是他们对先秦以来思想的剪裁、整理和解说。有人说《淮南子》句句都有出处,恐怕言之太过,但是《淮南子》里眼熟的字词文句甚至段落触目皆是,却也是事实。这样,许多失传的典籍凭借《淮南子》保存其思想,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例如,农历的二十四节气,完整的名称最早见于《淮南子》,已经与今名完全一样。又如《淮南子》的《天文》和《地形》,保存了先秦和当时的许多天文和地理知识,是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地理的宝贵材料。再如《淮南子·缪称》保留了子思学派的思想材料,有清人辑佚的材料和地下出土的郭店竹简作印证。作为思想和知识的文库,《淮南子》的丰富性是同时代的其他著作难以比拟的。
《淮南子》的“奇”,还在于它恢宏的思想气势。《淮南子》有“牢笼天地”的雄心,试图在一部书里包容所有的思想和知识的领域,把它们组织成一个大系统。这造成了它在思想上的芜杂,它的组织停留在包容广泛的层次上,而没有完成思想的内在逻辑建构。但是《淮南子》高远的思想视野,宏大的思想气势,为它获得了奇书的声誉。总之,《淮南子》是一座读不尽的思想宝库,称之为“读不尽的《淮南子》”,确实不是谀词。
至于“杂”,已经是古以称之了。《汉书·艺文志》将《淮南子》列入“杂家”。于是《淮南子》在问世以来的两千多年里,就以杂家的名义流传着。导致《淮南子》思想芜杂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条:其一,《淮南子》的文风,是汉赋的铺排渲染,行文多用对偶句式,重叠着形形色色的华丽词藻,这些堆砌的词藻往往具有隐喻意味,因此词藻堆砌又成为意义叠压。阅读《淮南子》很容易获得一片绚烂的印象,同时也有被意义的光影所淹没的感觉,阅读时触目皆是嘉言,掩卷细想却难以理出一个完整的思路。《淮南子》的行文似乎不是在推进一个思路,而是在一个大致相近的意向上放纵想象和广纳众说。这种语言风格和言说方式,是造成《淮南子》芜杂印象的第一个原因。
其二,《淮南子》在思想上抱有太大的雄心,想在一部书里纳入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和论说,这是《淮南子》“奇”也是《淮南子》“杂”的原因。《淮南子》正文二十篇,只要看一看这二十篇篇目名称所涉及的范围,就能看出它有多么广泛。一部论域宽泛的书需要仔细安排思想秩序,而《淮南子》恰好在这个方面非常薄弱。这样,它纳入的内容越多,给人的感觉就越乱,作为思想材料,《淮南子》可谓一大宝藏,作为一个思想体系,《淮南子》却逃不掉“杂家”的名声。
其三,《淮南子》的思想立场游移不定,困惑于道家的追求自由和儒家的维护秩序之间,这是导致《淮南子》芜杂的根本原因。《淮南子》有在道家的立场上安顿全书的意图,站在道家的立场上尤其是庄子的思想传统上追求自由,《淮南子》会认为儒家维护秩序的价值准则是自由的桎梏,每每称“此我所羞而不为也。”[2](P66)但是正如庄子所言,来自血缘的亲子关系和来自政治的君臣关系是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两种基本关系。[3](P155)这种关系使人从纯粹的“人”即“真人”,变成了社会关系中的“角色”,这样,人的理想状态“真人”和人的现实状态“角色”之间就有了矛盾。庄子只是一个思想者,在揭示了人作为“真人”和作为“角色”的矛盾,揭示出真人追求自由的本性与角色受制于现实的冲突之后,发一声千古之慨叹,也就罢了。《淮南子》却不同,它的作者,既是喜好读书的思想者,又是拥有大片封地的诸侯王,除了有同于庄子的感慨外,还有庄子无需担当的“务于治”的现实责任,所以《淮南子》必须处理人的角色属性和由此而来的人际关系,这就进入到儒家的秩序范畴了。原来“羞而不为”的秩序安排,也就要“不得已而为之”了,为与不为的矛盾,表现在《淮南子》里就是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作为受制于朝廷的封王,淮南王向往自由;作为有安顿天下之心的贤王,淮南王不能忽视秩序。淮南王身份的尴尬或许造成了《淮南子》时而重秩序时而重自由的矛盾态度,它时而在道家的立场上贬斥儒家,时而在儒家的立场上协调儒、道思想,这种思想立场的游移,是《淮南子》显得芜杂的根本原因。
《淮南子》大约完成于汉景帝时代(公元前156-前141年),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继位,淮南王在晋见时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自己的侄子,年轻的新皇帝。据说像淮南王一样爱好文艺的汉武帝非常欣赏,“爱秘之”。不过从汉武帝刚一继位就向博士们发出的“天人三策”来看,汉武帝关心的是大一统秩序的建立和保持,以及建立秩序的根据和维持秩序的方法,《淮南子》中非常重要的自由问题,并不为汉武帝所关心。从汉初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汉武帝时代是一个转折,此前是道家黄老思想占居主流,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道家思想就逐渐边缘化了,儒家成为主流。思想风尚的改变使在《淮南子》那里冲突着的自由与秩序的关系问题不再被人关注,只剩下了秩序问题在独尊儒术的名义下被思考。所以汉武帝的“爱秘”,也是《淮南子》边缘地位的写照。
或许是因为思想风气的改变,或许是因为淮南狱案的影响,使淮南王及其著述在相当的时间里成为忌讳,在整个西汉,看不到《淮南子》的传行。到了东汉,《淮南子》才成为通行的典籍。东汉末有许慎和高诱注解《淮南子》,根据现存的许注八篇和高注十三篇来看,二家之注都侧重于名物训诂,而不甚关心思想的阐释,。高诱在《叙目》里表扬《淮南子》,称“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又称此书“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似乎有在道家的思想系统上解释《淮南子》的意图,然而又说“是以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4](P2)。他本人的注释也少有思想阐释的内容,这使《叙目》中“大道之深”的评介落了空,只剩下“援采以验经传”给出的功能定位。“援采以验经传”是高诱为《淮南子》定的位,也是《淮南子》长期流传的实况。东汉以后就不断有人援采《淮南子》为经传作注解,例如《后汉书注》、《文选注》、《史记索引》、《蒙求注》等等。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也有《淮南子》的材料;还有《意林》一类的作品,对《淮南子》进行了摘抄。但在《淮南子》两千年的流传史中,却见不到对《淮南子》作完整的思想解释。《淮南子》的这种流传方式,使《淮南子》逐渐积下不少的颠舛讹脱,再加上写刻致缪,文义变迁,读懂《淮南子》变得越来越困难。
清代以来,校勘之学大兴,《淮南子》也得到了文本的校勘整理,其中以王念孙的成就最大。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煌煌十六巨册,其中第十二到十六册是整理《淮南子》的。王念孙以坚实的小学功夫和丰富的材料考证《淮南子》的误文,并对许多难解之文的含义进行解释,一共九百余条。他在这项工作上的成就,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①在王念孙之后,俞樾《诸子平议》的《淮南子》部分,杨树达的《淮南子证闻》等等,也是阅读《淮南子》的重要参考。
现代从思想上研究《淮南子》,是从胡适的小册子《淮南王书》开始的。胡适以科学的态度研究《淮南子》的思想,揭示《淮南子》有宇宙论的思想,同时批评这个思想充满了想象;指出“无为”是《淮南子》推崇的行为方式,同时批评论证这种方式的根据不足。胡适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他的《淮南王书》却没有理睬《淮南子》的人文追求和困惑,而是以近代科学的证明精神来考量《淮南子》的长短。胡适以后,从思想上研究《淮南子》的就很多了,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都有一个西方学术分科的背景和一个同源的学术眼光,尤其是那些以《淮南子》的某某思想为题的文章,更是如此。可以说《淮南子》的思想研究从一开始就纳入了西学的背景。但是,《淮南子》研究的正途是回到《淮南子》的问题和困惑,去寻求解释和答案,而不是以西学为版型把它裁剪成一套现代的衣装。
参考文献:
[1]五行志[A].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4]张双棣.淮南子校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