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管仲是一位非常特殊的杰出人物，他既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作为伟大的政治家，管仲成功执政齐国约四十年，始于约公元前685年，此时，他已约四十岁。四十岁之前，齐国混乱，管仲曾经担任过一些职务，没有被重用。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有《管子》一书传世。《管子》博大精深，与其他诸子百家的书籍大不相同。此书既反映了这位学识广博、成功执政四十年的政治家治国理政的思想理论，也记录了大量内政外交的具体措施，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非常紧密。从《管子》治国理政的思想理论看，在周王朝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礼崩乐坏、法律制度废弃后，管仲使尧、舜、禹、汤、文、武的勤修内政、以民为本、以德服人的核心治国理政思想，在齐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复兴。而后，通过尊王攮夷，把这些核心思想重新推广到当时齐国影响力所及之处，这正是“一匡天下”的涵义所在。管仲辅佐齐桓公也非一帆风顺。齐桓公开始几年并不听从管仲的劝告，而是蠢蠢欲动，横冲直撞，滥用武力，多次碰壁。特别是不听管仲劝告，被鲁国谋士曹刿设计劫持，归还侵占的鲁国土地以后，齐桓公终于对管仲言听计从，大政方针由管仲全面谋划（《管子·大匡》）。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名言就出自《管子·牧民》。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的第一步，就是劝告齐桓公敬爱自己的人民，使人民丰衣足食。“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而民安矣。” （《管子·小匡》）做到这一切，当政者首先要以身作则，选用贤能：“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君以分之。”“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当政者以身作则，选贤用能，而后使国家政治顺应民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更具体一些，就是：“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时，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管子·牧民》）

《管子》治国理政，以民为本，因此，对民意极其重视：“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 （《管子·君臣上》）就是说，作为个体，每个人民并不一定聪明，但是，作为整体，人民的集体智慧就像圣人。就是商汤、周武王那么圣明的天子，大政方针也以民意作参照。《管子·桓公问》简述了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如何集思广益、体察民情，使国家政治免于过失。建议齐桓公设立谏诤机构（啧室之议），由直言敢谏的东郭牙主持，招纳敢于非上之过的正士。《管子》敬畏人民：“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以为不善。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 （《管子·小称》）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治国理政，须要良好的法律制度。《管子》有关于法律制度的叙述非常丰富。将《管子》中的法律制度（比如《立政》，《小匡》等）与《周礼》相比，可以发现有很多相通之处。从《管子》的总体政治思想与法律制度来看，认为管仲以《周礼》为蓝本，使几经内乱的齐国走向大治，并达到以周王朝的名义号令天下，应该不会太过分。其实，《管子·小匡》也提到周昭王、周穆王时期，遵循文、武之道，治国有方。周昭王、周穆王时期在礼崩乐坏之前。（《管子》与《周礼》的关系，后续将再次论及。）与《周礼》相比，《管子》也有很多独到的发展，特别是军事与外交方面。以德服人，须要勤修内政，也须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管子》中，发展军事与外交的策略都非常巧妙。为了避免引起其他大诸侯国的军力竞赛，《管子》的建军策略，看起来与《周礼》一样，也是寓兵于农。所不同的是，加强了人员与训练的专门化，在军队数量不增加的情形下，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

东周王朝自顾不暇，对蛮夷戎狄不仅失去了感召力，更是苦于受其侵扰。其他与蛮夷戎狄相邻的诸侯国，就是像燕国那样的大诸侯国，也疲于招架。东周王朝治下的华夏各诸侯国，没有了中央政府的节制，各自为政，基本上处与互相独立的混乱状态。有了训练有素的军力与强盛的国力，齐国倡导尊王攮夷，对蛮夷戎狄基本上是以战止战，使周王朝与各诸侯国免除受侵扰的痛苦。对华夏各诸侯国则是以德服人，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特别是像楚国那样的强国。楚国当时已经越位称王三代了，管仲对待楚国的策略极其巧妙。齐国带领的诸侯联军，兵临楚国城下，迫使楚平王派使者出来交涉。管仲避重就轻，不是指责楚国越位称王，而是指责楚国不向周王朝进贡特产菁茅，使周王朝祭祀用的酒不能适当处理（《左传·僖公四年》）。管仲不指责楚国越位称王，避免了楚国不接受而可能引起两大国之间的战争。而迫使楚国向周王朝进贡特产菁茅，一方面楚国难以推卸这样容易做到的事，另一方面也等于使楚国重新向周王朝进贡称臣。管仲的一系列外交奇策，使齐桓公拥有强大的国力、军力，而最终不以武力称霸诸侯几十年。

孔子在《论语·八佾》中，尽管也批评了管仲的一些违礼行为，比如，管仲家中拥有诸侯才有的一些设施。但是，在《论语·宪问》中，当子路和子贡贬低管仲时，孔子坚决地纠正了他俩的错误，高度赞扬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一匡天下，万民得益的功绩，接连称之为仁（“如其仁！如其仁！”）。孔子认为管仲达到了仁，这是极高的评价。对自己的高徒，孔子只认为颜回可以三个月不违仁，其余则一概不如（《论语·公冶长》、《雍也》）。

身处战国时期的孟子，对管仲的功绩颇有微辞，认为管仲执政齐国四十年而不能使齐国称王天下，没有尽到责任（《孟子·公孙丑》）。其实不然，管仲没有使齐国称王天下，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春秋与战国的时势很不相同。自西周到春秋，周王朝有昏君无暴君，周厉王开始施暴，就被驱逐了。到了春秋时期，东周王朝虽然微弱，但在各路诸侯和人民心目中，还是天下共主。取代残暴如夏桀、商纣容易，因为他们成了天下公敌；取代一个微弱的王朝，反而不易，因为同情者不乏其人。（以今天没有实权的联合国作比较，强大如美国，要想取而代之，必然引起世界公愤。）实际上，几个事例确实表明，春秋时期的各路诸侯对周王朝，不敢轻易取而代之。在齐桓公之前，公元前707年，郑庄公打败了周桓王，使他中箭受伤，部下催促乘胜追击。郑庄公非但不敢追击，反而设法派重臣连夜造访周桓王营帐，慰问伤势（《左传·桓公六年》）。紧接着齐桓公之后称霸的晋文公，于公元前635年，勤王有功，周王朝论功行赏。晋文公请求周襄王允许自己死后，以周天子的墓制安葬。周襄王指出这是二天子，与礼不符，晋文公就不敢再提了（《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四十多年后，公元前592年，强悍的楚庄王追逐戎寇，到达东周王朝疆界，乘机阅兵，向周王朝炫耀武力。周定王派使者慰劳楚军，楚庄王试探着问鼎的大小轻重，挨了使者一顿数落，灰头土脸地带着军队回到楚国去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对东周王朝作非分之想（《左传·宣公三年》）。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晚期，逐鹿中原的七雄基本都已各自称王，东周王朝在中华民族的政治舞台上已经没有位置了，能否取代东周王朝只是七雄各国自身的能力问题，而不是名义上的障碍了。

另一方面，齐国几经内乱，积淀不深，齐桓公本身也缺乏王者的德才。齐桓公能够成为春秋第一霸主，完全仰仗管仲的辅佐。管仲一去世，齐桓公任用的三位小人，易牙、竖刁、公子开方，与齐桓公的五个儿子相继作乱。三年后，齐桓公死了都没人收葬，齐国的霸主地位也立马消逝。实际上，齐桓公也曾试探着问过管仲能否称王，管仲知不可为而不强求，让齐桓公去问鲍叔牙。鲍叔牙再让齐桓公去问另一位贤臣宾胥无，宾胥无委婉地告诉齐桓公，古圣王称王的情形。齐桓公此时才自知之明地想道：周王朝是经过了几代人不懈努力，勤修德政，推翻暴君商纣，才取得王的地位。齐国的情形，后代不如自己，自己还不如辅佐的贤臣，因此就不再对称王作非分之想了（《管子·小问》）。

管仲坚守诚信。《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桓公五年，公元前681年，齐鲁会盟，齐桓公被鲁国谋臣设计劫持，被迫接受还地放人的条件。齐桓公被释放就后悔，准备放弃诺言，不还地。当时，齐强鲁弱，齐桓公完全有条件继续拥有侵占的鲁国土地。管仲劝告齐桓公，不要因为那些侵占的土地而对天下诸侯失信。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劝告，不以强凌弱，如约把侵占的土地还给鲁国。这一行动果然如管仲所料，天下诸侯看到齐桓公不再以强凌弱，纷纷归附。二年以后，齐桓公使各路诸侯心悦诚服，取得了霸主的地位。这说明，对弱者守信才是真正的守信，这种守信也会感人至深。对强者的守信，多半会被认为出于无奈或被迫，强者也多半会认为这种守信理所当然，因而难以有感人的效果。

管仲深明大义。公元前648年，管仲以七十多岁高龄，受齐桓公委派，为周王朝平定了戎寇，周襄王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准备以上卿之礼接待管仲。管仲虽然身为齐国宰相，但因出身低微，爵位却在高氏、国氏两家世卿之下。管仲如果接受上卿之礼，下一次周襄王接待高、国两氏，就得违背常礼了。因此，管仲坚决推辞上卿之礼。为了不使周襄王为难，管仲自降一级，接受下卿之礼（《左传·僖公十二年》）。所以，被孔子指为非礼，管仲家中拥有诸侯才有的一些设施，也许情有可原。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遇事需要处理，经常说：“告仲父。”齐桓公的侍从听了，羡慕地说，做君主怎么这么容易（《吕氏春秋·审分》）。由此可见，管仲一定少不了直接接待来访诸侯，家中有些接待诸侯的设施，也许就在情理之中了。在治国理政上，管仲敦促齐桓公选贤用能、勤修内政、爱护人民、以德服人。使强大如楚国，也不敢与齐国争锋，而众多弱小的诸侯国则视齐国为救主。限于春秋时期的大势，管仲只能使齐桓公称霸诸侯，实际上却是替周王朝推行王道。当然，以齐国一国的力量，所推行的王道只限于华夏圈内，没能像西周早期，远及蛮夷戎狄。然而，管仲所取得的成就，应该不亚于没能完成统一大业的周文王所达到的：“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 （《尚书·武成》）这大概是孔子认为管仲达到了仁的原故吧。周文王在中华民族传奇策略家姜太公的辅佐下，如何达到：“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流传下来，年代久远，无从可考了。《管子》一书对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的思想、策略，特别是外交策略，有非常精细的描述，对后人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