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幽王被申国和蛮族联军杀死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当周王朝的光荣和权力已成为明日黄花的时候，变法之潮在春秋之世激荡起来，并一直持续到李悝时代。这段时间有几件事值得一提：首先法家从地域上分为两支，一是东国法家，或称齐法家；二是秦晋法家，或称晋法家。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区分了晋法家与齐法家，认为在理论上二者的区别很小，思想核心则完全相同，比如信仰道家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以趋利避害的自然主义人性论作为政治哲学基础等等。

表面看来晋法家对商业的限制很强烈，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和今天一样，西部远不如东部商业发达。晋法家同样重视商业，《商君书·去强第四》中就说：“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意即农民、商人、官吏三种人是国家在什么时候都应该有的人。

春秋时代的改革暗流主要表现在中国东西部两次大的变法，分别是“管仲易齐”和“郭偃更晋”。这两次变法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君商书·更法第一》记载，商鞅与同僚争论变法时还将郭偃作为榜样，说“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家理论家韩非在《韩非子·南面第十八》中写道：“管仲毋易齐，郭偃毋更晋，则桓、文不霸矣。”

管仲的改革在《管子》一书中介绍得较详尽，但郭偃连生平都已经很难考证了，只知公元前636至公元前628年晋文公在位期间，他曾帮助文公变法。关于晋国变法的内容，《国语·晋语四》作了简要介绍。那是公元前636年，流亡归来的晋文公新政的主要部分包括：

“文公会见百官，授与官职，任用功臣。废除旧的债务，减免赋税，布施恩惠，舍弃禁令，分财给寡少的人，救济贫困，起用有才德而长期没升迁的人，资助没有财产的人。减轻关税，修治道路，便利通商，宽免农民的劳役。鼓励发展农业，提倡互相帮助，节省费用来使资财充足。利器便民，宣扬德教，以培养百姓的纯朴德性。推举贤良，任用有才能的人，制定官员规章，依法办事，确立名分，培育美德。昭显有功勋的旧族，惠爱亲戚，荣耀贤良，尊宠贵臣，奖赏有功劳的人，敬事老人，礼待宾客，亲近旧日的友人。胥、籍、狐、箕、栾、郤、桓、先、羊舌、董、韩等十一族，都担任朝廷近官。姬姓中贤良的人，担任朝廷内务官。异姓中有才能的人，担任边远地方的官。王公享用贡赋，大夫收取采邑的租税，士受禄田，一般平民自食其力，工商之官领受官廪，皂隶按其职务领取口粮，家臣的食用取自大夫的加田。于是政治清明，民生丰安，财用充足。”

从上面我们看出，“郭偃之法”还没有完全脱离周初的政治经济框架，尽管已经有“赋职任功”和“赏功劳”，但“胥、籍、狐、箕、栾、郤、桓、先、羊舌、董、韩等十一族，都担任朝廷近官。姬姓中贤良的人，担任朝廷内务官。异姓中有才能的人，担任边远地方的官”，说明郭偃的政治改革中仍残存较多封建世袭因素。

在春秋改革暗流中有件事值得一书：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赵鞅、荀寅占领汝滨，令晋国民鼓石为铁，以铸刑鼎，上刻范宣子37年前制定的《范宣子刑书》。

这下可激怒了远方的孔子，他惊呼：“晋国恐怕要灭亡了吧！其失掉了法度了。晋国应该遵守唐叔传下来的法度作为百姓的准则，卿大夫也应按照他们的位次来维护它。这样，百姓才能尊敬贵人，贵人也因此才能保守他们的家业。贵贱的不错乱，才是所谓法度。文公正是因此而设立执掌官职位次的官员，在被庐制定法律，以至作盟主的。现在废弃这个法令，而铸造了刑鼎，百姓都能看到鼎上的条文，贵人还用什么来被尊敬？贵人还有什么可保有？贵贱没有次序，怎么治理国家？（《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原文：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历史车轮并没有按孔子的预言前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布衣驰鹜”的平民社会即将到来，孔子“国将不国”的呼号在大黄金时代成了血缘特权贵族们的丧钟！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