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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海:“管仲奇迹”为何难以持续 
作者:[陈忠海] 来源:[] 2019-06-21


管仲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改革家,也是商人从政的成功代表。在他的主持下,齐国进行了一场内容丰富的综合性改革,使偏于一隅、不占优势的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的国家。然而齐国“一世而衰”,管仲创造的奇迹未能像商鞅变法那样使一个国家持续强盛。

商人管仲

春秋时齐国的疆域包括今山东省大部、河北省东南部以及河南省东北部一带,在当时并不是经济发达地区,该国由周武王的军师太公姜尚始封,第14代封君名叫姜诸儿,也就是齐襄公,《史记》说他“杀诛数不当”、“数欺大臣”,是个性格暴躁又昏庸无能的人。
       齐襄公曾派两名大臣驻守葵丘,约定“瓜时而往”、“及瓜而代”,但到来年瓜熟时他们并未见到有人来替换,就这么一件普通工作安排上的事情,竟然促使他们直接造了反,结果齐襄公被杀,经过一番混乱和争权,齐襄公的弟弟公子小白继位,即齐桓公。
       齐桓公是个有政治理想的人,他既想坐稳国君的位子、不重蹈哥哥的覆辙,又想在诸侯争霸中抢得先机,但摆在他面前的现实却与目标相距甚远。从外部看,齐国在当时还算不上一流强国,经济和军事实力都难助其称霸的雄心,在近年来的对外战争中屡尝败绩,近侧的鲁国、卫国以及山戎等皆为强敌;从内部看,齐国内政混乱,国君权威不足,权力结构分散,齐襄公因一件小事就轻易被杀,正说明这个问题。
       改革、变法在当时还是个新鲜概念,但齐桓公知道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任用能人,他看中了一个人,名叫鲍叔牙,但鲍叔牙认为自己的才能只够辅佐齐桓公做一个守成之君,无法实现称霸的梦想,于是推荐了自己的好朋友管仲,齐桓公于是拜管仲为国相。
       按照当时的标准,管仲实在不是国相的理想人选:他家境贫寒,并非世家贵族;早年为谋生与别人合伙做过一些小生意,每次总因为多占红利而让伙计们看不惯;参军打过仗,每次冲锋都躲在后面;做过几次小官,每次都因为表现一般而被免职。齐桓公与另一个哥哥公子纠争夺王位,管仲支持公子纠,在一次交战中还射中了齐桓公一箭,当时管仲本人被关押在鲁国。
      一个出身低下的商人,一个连本职工作都做不好的人,一个“站错了队”的囚徒,把整个国家交给他治理,这不是开玩笑吗?

经济奇迹

齐桓公决定开一个玩笑,尽管他未必是个幽默的人。
对齐桓公来说局面已经无法再糟糕了,国家衰弱、经济萎靡、君王无威,家底薄自然包袱小,找个人试试也行,万一出现了奇迹呢?齐桓公费尽心思把管仲接回齐国,在他没有脱下囚衣时便迫不及待地宣布了国相的任命。齐桓公最关心的是如何称霸,他为此向管仲求计,管仲要他别急,因为称霸之前必须先做好几件事。
       管仲认为要称霸先得兵强,要兵强先得国富,要国富先得民足,所以他的改革逻辑很简单。管仲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作为一名商人,理财是管仲的强项,他改革的重点首先放在了经济领域。
       为解决“民足”问题,管仲提出了“六兴之策”: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这是“厚其生”;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这是“输其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这是“遗其利”;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这是“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这是“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这是“振其穷”。
       也就是通过全面搞活经济、鼓励生产、减轻赋税、调节贫富、加强社会救助等使百姓充分富足,在这一系列措施中尤其以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推行自由贸易、鼓励消费等最为引人瞩目,作为2600多年前的一场综合性经济改革,其技术层面具有划时代的先进性。
      通过这些措施,“民足”很快得以实现,齐国的经济出现了繁荣,但“民足”不等于“国富”,在缺乏有效制度安排下,社会财富只会向贵族、大臣等既得利益者集中,管仲也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在搞活经济的同时推出了“四民分业”、“官山海”等措施,保证了国家财富的积累。经济发达、贸易繁荣为国家带来了丰富的税收,盐铁专卖等又使国家增加了额外收入,齐国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迅速成为“经济强国”。

“和平崛起”

“民足”、“国富”为“兵强”提供了经济基础,在齐国的军事建设方面,管仲同样推行了改革,不仅扩充军备,而且从体制上加强了国家对军队的控制力。
      过去,由于行政权、财权的分散,军队实际上分散地掌握在贵族、权臣们的手中,国君对外用兵必须与他们商量,常常遇到讨价还价的情况,这样的军队自然缺乏战斗力。为解决这个问题,管仲提出了“乡里建设”的构想,把齐国分为15个乡,每个乡分为10个连,每连分为4个里,每里分为10个轨,每轨由5户构成。如果每户征兵1人,每个乡就能征兵2000人,把5个乡的兵源集中在一起就是1万人,编为1个军。
这样齐国的常备军就有了三个军,总兵力保持在三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在后世也许不值一提,但在当时的诸侯国里绝对是了不起的规模。不仅军队的数量可观,而且士兵按照“乡里制度”层层征召上来,打破了原有的权贵垄断,国家此时也有能力提供军费支出,所以这支军队被牢牢地掌握在了国君的手中。
       齐桓公终于可以用这支军队称霸天下了,但齐国的争霸之路与后世许多国家不同,它很少四处征伐,而是用诸侯会盟的形式体现霸主的权威。公于前681年齐桓公在鄄地召集宋、陈、蔡、邾等四国会盟,在春秋时代第一个代替周天子充当盟主。在这次会盟中,齐桓公因为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而受到周天子的肯定和赏赐,齐桓公于是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各诸侯国的联军进入楚国,质问楚国为何不按时向周天子进贡祭祀所用的茅草,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楚国不得不低头认错。齐桓公在位42年,其间真正的对外打仗只有两次,一次为保卫燕国击退山戎,一次为保卫邢国击退狄人,而主持诸侯会盟有九次之多。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种“和平崛起”的奇迹成为以后乱世争雄者们的梦想,曹操在《短歌行》中赞叹道:“齐桓之功,为霸之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正而不谲,其德传称。”

一世而衰

然而,齐国的辉煌仅昙花一现。
公元前644年管仲去世,临终前向齐桓公推荐隰朋任国相,不巧的是隰朋这一年也死了,与他有“管鲍之交”的好友鲍叔牙也死于该年。第二年齐国就发生了内乱,齐桓公被软禁后活活饿死,死后60多天竟无人知晓,其后晋、楚、吴、宋等诸侯国先后崛起,齐国陷入长期低迷。
        从管仲改革创造的经济奇迹看或不至于此,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即使出现了易世之争,有足够厚实的“家底”也足以让其重振雄风。200多年后商鞅在秦国变法,不久商鞅死、变法废,秦国也出现过内乱,但变法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却无法冥灭,秦国因商鞅变法而走向百年强盛之路,最终一统天下,齐国为何“一世而衰”呢?
       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用人不当,齐桓公晚年出现了竖刁、易牙、开方等小人,他们最后祸乱了齐国,正是齐桓公用人不当、管仲荐人不力导致了小人弄权,齐国迅速由辉煌走向了衰落,所以苏洵在《管仲论》中说:“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
      还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制度建设问题,管仲的改革多为人治而非法治,许多改革措施没有像商鞅变法的二十等爵制、户籍制、什伍连坐制那样成为制度固化下来,今后无论谁执政都不影响政策的执行,而齐国随着改革决策者和主要推动者的离去,改革事实上也消失了。
      这些说法各有道理,但或许并不是问题的要害,“管仲奇迹”未能持续,更重要的原因也许与改革措施本身相关。管仲善理财、以商治国,固然创造了经济的繁荣,国家财力因此大增,甚至打造出了数量可观、装备优良的军队,但这些繁荣和强盛又是脆弱的。
      齐国创造了对内对外贸易的繁荣,因此赚了很多钱,然而商业的本性重交易而轻生产,这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又因为商业获利更容易,人们既然可以通过这条渠道致富,就会把它做为优先方向,不仅繁重的生产劳动不被大家羡慕,更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战场上厮杀以博取向上晋身的机会,这是以商治国的弊端,至少在那个时代“商战”不如“耕战”更为坚实牢靠。
      《管子》一书列举了许多“商战”成功的事例,如齐国有意向楚国重金购鹿,楚人大量养鹿而忽视粮食生产,致使楚国米价狂涨,迫使楚人大量逃亡,楚国元气大伤,不得不像齐国屈服。然而,类似这样的故事都显得有些传奇,真实性值得怀疑,齐国“九合诸侯”靠的显然不是普通人稍微琢磨一下就会明白的小聪明,而是数量可观的甲士和战车。
       齐国拥有大量的甲士和战车,但无法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这是机制造成的。也许管仲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曾提出了著名的“利出一孔”思想,强调国家对百姓和一切社会资源的绝对控制,强调百姓希望得到的一切都由国家来掌握、分配和赐予,但仔细考察一下这句话也许只是一种主张而非业已达成的现实。
       在一个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盛行的社会,很难完全控制人的思想、利益和欲望,自然也无法完全控制人的行动,“利出一孔”更像是为争取君王对改革支持而提出的口号,真正的“利出一孔”也许只有到商鞅变法推出了二十等爵制后才逐步实现。商人出身的管仲固然是一位成功的改革家,不过这场改革没有带来足够的长效红利,齐国还是迅速衰落了。
       有一句话:“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也许这句话还应该反过来强调:“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有钱却不是万能的。”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不富、国不富是“万万不能的”,但只有民富、国富也不是“万能的”,由民富、国富到兵强、国强再到实现持续强盛,有时差的还真不是一两步。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网2016-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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