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开头有《经言》九篇，包括《牧民》、《形势》、《权修》、《立政》、《乘马》、《七法》、《版法》、《玄官》、《玄官图》，都是齐法家比较重要的著作。末尾《轻重》十九篇以前，有《管子解》五篇，包括《牧民解》（已佚）、《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制》，当是后学对《经言》中《牧民》等篇以及《明法篇》的解说，可知当时齐法家对这几篇《经言》以及《明法篇》的重视。

对发展生产和分明赏罚的重视

《牧民篇》是讲统治人民的方法，“牧”具有加以教养的意思。他们认为国家统治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人民有着“礼义廉耻”的教养，因而说：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还认为，要人民有“礼义廉耻”的教养，执政者必须重视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同时严格执行法令，使赏罚分明，对人民有奖励和劝戒作用。他们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法令行”；“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

《立政篇》是讲国君主持行政工作的办法，认为“治国有三本，安国有四固，富国有五事”。“三本”是任用官吏必须看“德”（德行）、“功”（功绩）、“能”（才能）是否适当。“四固”是要使“大德至仁”的人执掌权柄，“见贤能让”，“罚不避亲贵”，“好本事（农业生产），务地利，重（重视）赋敛”“五事”是指山泽的开发，水利的治理，桑麻五谷的种植，六畜的饲养和瓜果的播种，禁止工匠讲究雕刻和禁止女红追求花饰。作者认为要完成“五事”，必须及时发布命令，责成主管的官吏监督执行。还要防止“九败”（九种败坏）和实行七观（七方面观察）。

其中防止“九败”是重要的，《立政九败解篇》对此作了解释。他们说：第一败是“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这是反对宋钘、尹文、公孙龙等人主张“寝兵”（或作“偃兵”，即废止军备）。第二败是“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这是反对墨子主张“兼爱”。第三败是“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这是反对杨朱、子华子等人主张“全生”的，因为既要“全生”，就要大讲养生之道，注意饮食滋味，讲究声色，“纵欲妄行，男女无别，反于禽兽”（《立政九败解篇》）。第四败是“私议自贵之说胜，则上令不行”。这是反对道家的，因为“私议自贵”，就要“退静隐伏，窟穴就山”（《立政九败解篇》）。此外五败，是反对“金玉货财之说”、“群徒比周之说”、“观乐玩好之说”、“请谒任举之说”、“谄谗饰过之说”。

对计算簿划的重视

齐法家还对经济、政治上的重大问题，主张事先要计算筹划。《乘马篇》的“乘”是加减乘除的“乘”，“马”是计数筹码的“马”。认为国都的建设要“因天材，就地利”，耕作的土地必须合理的调整，山泽的开发必须有计划，士农工商的工作要分配适当，耕田使用犁也要适当，“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就是说成年男子可使用两牛牵引一大犁，未成年男子只能使用一牛牵引一小犁。而且要“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不能“失时”。他们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他们认为“地均分力”，就是实行“与之分货”的制度，这样就使“夜寝蚤（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审其分，则民尽力矣”。就是说“均地分力”可以促使各户努力耕作。

《七法篇》把“则”（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则）、“象”（事物的形象，包括外形、名称、时代、类别、状态等）、“法”（事物的规格，包括尺度、体积、重量等）、“化”（事物的相互教化，包括渐变、顺服、磨练、持久、适应、习惯等）、“决塞”（事物的矛盾对立，包括予与夺、险与易、利与害、难与易、开与闭、杀和生等）、“心术”（心中打算，包括老实、忠诚、宽厚、施舍、度量、宽恕等），“计数”（调查结果的统计结论，包括刚柔、轻重、大小、实虚、远近、多少等）称为“七法”。认为要制定法制，用以治理人民和统一思想行动，移风易俗；发布命令，举办大事，论材审用，都必须按“七法”经过调查研究。

《八观篇》认为了解国情必须作八个方面的调查研究：

（1）巡视田野察看耕耘，计算农业生产；

（2）巡视山泽察看桑麻，计算六畜生产；

（3）进入都城察看宫室、车马和衣服；

（4）考查灾荒，计算从军人数，察看台榭，计量财政开支；

（5）进入州里察看风俗习惯，了解人民所接受上面的教化；

（6）进入朝廷观察君主左右，分析朝廷上下所重视的和轻视的；

（7）考察法令的执行情况，有哪些行于民与不行于民的；

（8）估量敌国和盟国的强弱，考量君上的意志，考察人民生产的有余或不足。

重视农业的政策

《管子》有《治国篇》，认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农民），民富则易治也”。主张重视“本事”（农业生产），禁止“末作文巧”（奢侈的工商业）。还认为农民的苦难，由于官府的急暴的征税和商人操纵粮食的买卖。官府的急暴征税，迫使农民以“借一还二”的高利贷应付。商人秋天买进的粮价是“五”，而春天卖出的粮价是“十”，又是“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性质。当雨水不足时，农民又要靠“借一还二”高利贷来雇人浇地。再加上关市的税、政府规定常年征收的“什一之税”以及各种劳役，也等于一项“借一还二”的高利贷。这样一个农民要养四个高利贷的债主，因而农民常常流亡，家无积蓄。他们特别指出：“嵩山之东（“嵩”原误作“常”，从《管子集校》一说改正），河（黄河）、汝（汝水）之间，蚤（早）生而晚杀（“杀”谓凋落），五谷之所蕃也。四种而五获（四季种植而五谷皆收），中年亩二石（中等年成亩产二石），一夫粟二百石（一夫种百亩收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所以粥（鬻）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嵩山以东，黄河、汝水之间，今河南省中部，是当时农业生产最好的地方。当时中原地区一般农田的生产，中等年收亩产一石半，当战国初期李悝在魏国推行“尽地力之教”时，就是这样估计的“河汝之间”“中年亩二石”，是当时最高的亩产量，但是农民还是穷得出卖儿女，因此他们主张要重农抑商，使农、士、工、商的每年收入不要相差太多，这样就使得农民能够专一务农而开垦田野，“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术数、法令、分职、威势的兼用

《管子》的《明法》和《明法解》两篇，是齐法家讲究法家统治理论的主要文章，《明法篇》的著作较早，《明法解篇》是详细解释《明法篇》的，著作当已在战国晚期。他们和韩非一样主张“法”、“术”、“势”的兼用，但是比较重视“术数”方面，还特别提出了“分职”。《明法解篇》开头就说：“明主者，有术数而不可欺也，审于法禁而不可犯也，察于分职而不可乱也。”同时指出“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势”，群臣就不敢为非和不敢欺主，“以畏主之威势也”。“人主者，擅生杀，处威势，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他们认为，国家危亡有四种情况，法令一开始就发不出去叫做“灭”；发出去中道被留住叫做“壅”，“下情一开始不能上达叫做“塞”，上达中道被停留叫做“侵”，都是法制不能确立的原因。《明法解篇》指出，必须“有不蔽之木，故无壅遏之患”。“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群臣之道，下得明上，贱得言贵，故奸人不敢欺。乱主则不然，听无术数，断事不以参伍”。所谓“兼听独断，多其门户”，就是用“术数”使臣下不可欺。所谓“断事不以参伍”，就是“听无术数”。可知用“术数”就是要“断事以参伍”，要多方面加以比较考验。《明法解篇》还说：“主无术数则群臣易欺之，国无明法则百姓轻为非。”又说：“明主操术任臣下，使群臣效其智能，进其长技。故智者效其计，能者进其功。以前言督后事，所效当则赏之，不当则诛之，张官任吏治民，案法试课成功，守法而法之，身无烦劳而分职明。”可知齐法家所说“术数”，基本上和申不害所说的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术”相同的，所说“分职”也就是申不害所说的“治不逾官”；所谓“兼听独断”也就是申不害所说听到、看到和知道一切而后做到“独断”。

齐法家把申不害所说的“术”，加以扩展而使用“术数”，是一个重大发展。齐法家观察事情和分辨是非，讲究“七法”和“八观”的调查研究。“七法”的调查研究，最后一法叫“计数”，就是总结调查研究的结果，要归结成“计数”，这个“数”就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其中包括数量上变化规律，也包括质量上变化规律。《七法篇》说：“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又说：“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这个“数”既包括数量多少的变化，体积大小的变化，距离远近的变化，重量轻重的变化，还包括性质上刚柔、虚实等等的变化。因而这个“数”就具有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质。《荀子·富国篇》开头就说：“万物同字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为”读作“于”），数也。”这个“数”是指万物发展变化规律。《荀子·议兵篇》说秦“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这个“数”就是指军事发展变化规律。《管子·法法篇》说：“上无固植（上面意志不坚定），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指经常的法制），民有不竭（人民不肯尽力），数也。”这里“数”是指政治发展变化规律。《汉书·艺文志》把天文、历法、五行、占卜的著作称为“数术”，“数术”也称“术数”，因为这类著作都是讲自然发展规律的。因为古时科学技术和迷信方术相混，天文和历法是讲究自然发展变化的科学规律，五行和占卜就混有迷信的方术。齐法家使用于政治上的“术数”，当然是指国家大事发展变化的规律，因而这种“术数”实质上就是政治学。《明法篇》说：“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常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齐法家主张君主必须用“术数”来防止臣下的欺诈，就是主张用“七法”和“八观”的调查研究，辨明国家的真情，使君主能够按照事物发展变化规律来治理。申不害和韩非所用的“术”是隐秘而不给人知道的，而齐法家所用的“术数”，要根据多方面调查研究的结果，当然是公开进行的。

正因为齐法家重视“术数”，如同韩非一样把推行法家政策的大臣，称为“法术之士”。《明法解篇》说：“凡所谓忠臣者务明法术”，“治则奸臣困而法术之士显。”《韩非子·人主篇》也说：“且法术之士与当涂（途）之臣不相容也。”

“任法”和“违法”的主张

《管子》有《任法篇》，主张一切依凭法制而行动，所谓仁义礼乐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他们认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圣君只要“守道要”，“垂拱而天下治”。《管子》还有《重令篇》，主张一切以法令为重，必须做到“号令”足以“使下”，“斧钺”（指刑罚）足以“威众”，“禄赏”足以“劝民”。所谓“守道要”，就是要依据天道作为纲要。《重令篇》说：“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因此必须做到“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正）理（即正义）”。所谓“天道之数”，“数”就是指发展变化规律。

《管子》又有《法法篇》，所谓“法法”，前“法”字是动词，就是要以执“法”的手段来推行法治。开头说：“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就是说：不用执“法”手段来推行法治，事情就没有常规；“法”不用执“法”手段去推行，法令就不能执行。他们认为法令之所以不能推行，往往由于赏罚定得太轻，如果赏罚重而不能推行，该是由法令定得不切实际，君主不能以身作则，因此制定法令要慎重，对人民的要求要适当，不能“求多”、“禁多”和“令多”，“俭”是君主必须掌握的“道”，要确实做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此正民之经也”，因此他们主张对小过不能赦，赦小过就会使人逐渐累积成重罪，以致妨碍法令的执行。法令一经公布，就该“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戮），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这样“明君在上，道法行于国”，就使得“贤者劝而暴人止”，人民“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这就是他们理想中的“大治”境界。

他们这种理论和主张，是从黄老学派发展而来。他们指出：“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也。”“尧之治天下也，犹埴（粘土）之在埏（模型）也，唯陶（陶工）之所为；犹金之在炉，恣冶（冶匠）之所铸，其民引之而来，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尧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任法篇》）。他们主张用尧的治法，以为比“黄帝之治”进了一步，就是他们所谓“牧民”。

顺应“天遣”发展变化趋势和规律的理论

《管子》有《形势篇》阐释他们政治主张是顺应“天道”发展变化趋势和规律的。《形势解篇》是逐段逐句解释《形势篇》的，这是《管子》书中文章较长的一篇。《形势篇》讲到君主要“王天下”必须“得天之道”。“道之所设，身之化也，持满者与天，安危者与人”。这与春秋末年越国大臣范蠡所说：“恃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国语·越语下》），看法是相同的。《形势解篇》解释说：“天之道，满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贵而不骄，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情，故能长守贵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满者与天。明主救天下之祸，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祸安危者，必待万民之为用也，而后能为之，故曰安危者与人。”这与《重令篇》主张符合“天道之数”，《法法篇》主张“俭其道乎”，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君主制定法令，必须使天下致利除害，合于民心的好恶，合于民情，是符合于天道的；做到“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也是符合于天道的。《形势解篇》还说：“人主务学术数，务行正理，则化变日进，至于大功。”这是说君主必须努力学习“术数”，努力按正义行事，就能顺从事物发展规律而变化，天天进步，从而成就大功，因为“术数”就是讲究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形势篇》说：“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性）也，异起而同归，古今一也。”这是说古往今来，事物开始虽有不同，发展变化的规律是一致的，要解决今天的疑问只要观察以往的变化，要知将来的结果只要看过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