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在他的《新哲学讲演录》中写道：“中国传统不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显然不利于科学的发展”。言下之意，中国近代的落后挨打与此有关，而且道家思想也脱不了干系。为了确认此说能否成立，让我们先看一下他提出这一观点的整体语境。他说：哲学基本问题不能只限于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客体”的思维模式，而应是人对世界的关系问题、人对世界的态度问题。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可以初略地分为两个层次、三个发展阶段。两个层次：“人-世界”结构，“主体-客体”结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传统哲学，不包括“主体-客体”在内的“人-世界”合一，可称为“前主客关系的合一”；第二阶段，西方近代哲学，“主体-客体”结构；第三阶段，西方现当代人文主义思潮，扬弃（即包含而又超越）了“主体-客体”式的“人-世界”合一，可以称为“后主客关系的‘人-世界’合一”。张教授认为，中国传统不重视区分主体与客体，因而也不重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支配作用，不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这显然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不是指技术，科学不同于技术），在思想根源上这是与“前主客关系的合一”思想占主导地位有密切关系的。因此，中国应当从自己的哲学基础出发，批判地吸取中国的“前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的合理之处，把它同西方近代的“主体-客体”模式结合起来，走一条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的哲学之路。（《新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37-40页。） 那么，这个三阶段论是否真有道理呢？笔者认为，张教授的这一概括和评论有其合理之处。虽然这个三阶段论是否准确地概括了世界哲学的发展历史、以及这样的“正反合”是否有其认识论上的逻辑必然性，这个问题有待斟酌，但他关于中国主流传统比较不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一点，笔者有同感。这一缺憾尤其明显反映在儒家身上。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道法家在内外兼修、经世济民、治国安邦方面的思想造诣，曾经成就了几个大朝代每次都接连数百年的辉煌、和十八世纪以前中国在世界上长期领先的灿烂文明，可见他们对社会事务的认识水平和治理方法是非常出色的。显然，如果没有一定的认识论、方法论的自觉和指引、没有对于宇宙社会人生这个“客体”的 “科学”研究（即使没有使用 “客体”“科学”“认识论”“方法论”等术语），这样的成就是不可能达到的。这说明了道法家的“天人合一”信仰，并没有损害他们在主客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并没有使他们轻视或淡化对其所在的社会这个相对客体，作出科学式的、广泛深入的探究。这还说明了，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向外求索以满足物欲的科学是不是发达（传统上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样强烈的向外求索的物质欲望，但有着比西方人更自觉地提倡向内求索、提高精神境界、以求内圣外王的传统——从现在人类面临的危机看来，这不见得是缺点或弱点）。事实上，道家，尤其是以黄老为代表的积极主流派，不但世间世出、形上形下融会贯通，而且其形下学术和社会实践广泛涉及从道德伦理、到政治经济、到科学技术、医学养生等各个方面，是诸子百家广泛领域学术成就的综合集大成者。问题在于道法思想家们的理论和实践、认识和方法没有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一以贯之的主流，反而让偏于空洞的道德说教和抽象的理学思辨、但缺乏经世济民意识、不懂治国安邦方略，既不能把握全局、又拙于实际事务（所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儒家传人断断续续地干扰了两千年，或充当政治门面（所谓“儒表法里”），或排斥、打压真正的治国有方者（表里皆儒），造成历史上反复的治乱交替，直至近代尊儒之风越刮越凶，致使国家落后挨打、成为西方列强鱼肉的对象。也就是说，问题在于真正具有认识论、方法论自觉的黄老思想学派常敌不过没有这种自觉的儒生精英。要找落后挨打的关键原因必须从这里顺藤摸瓜地找下去。 笔者寻找的结果是：造成道法不敌迂儒的根子并不在于“天人合一”的本体观本身抑制了人的主体性，而在于中国主流传统的以君为“天”，所谓“天子”是也。且不说儒家，即使是法家，在这种传统的压力下也无力冲破昏君、庸君这块“天花板”而将合道之法贯彻到顶、贯彻久远。管子之能够成就其大业，从客观上来说，那是由于他的运气比较好，遇到的齐桓公不是一个自私昏庸的国君。中国历史上以君为天的概念究竟从何而来，倒是应该作为文化史家们的一个重要课题。所谓“以君为天”，实际上是将名义上的“天人合一”变成了“百姓合于天子”，或天子中心主义，这比一般的人类中心主义还要狭隘。所以关键不是要不要像现当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家们那样，在概念上将“天人合一”结构与“主客关系”结构结合起来（实际上他们尚没有能够逾越主客的鸿沟达到天人合一的认识境界，所以也谈不上两层结构的结合），而是要像道法家所主张的“以民为天、民合于天”，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这就回到了张教授的三阶段论。笔者相信，如果是“以民为天、民合于天”的“天人合一”，那么在这个合一的大框架中发挥人的主体性、主动性，提高对认识论、方法论的自觉，不断增进对世界、社会、人生的科学认识，使其真正为全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福祉服务，都不会成为大问题。机械的三阶段论既不符合历史实际，对哲学理论的发展及其社会应用也无必要。（摘自《道法社会主义：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形态革命》哲学篇第二章第二节；该书由香港东方文化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购买可加微信zhai2005071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