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前述商品价值三源泉论，包括三大来源价值之不可分离性和不可量化性，一个企业的生产资料只能为以下三方共同所有：一是人类共同财富（来自第一、第二源泉的价值）的所有者全人类共同体，二是参与管理的地域性社会共同体，三是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企业（广义）劳动者共同体。原则上应是这三方共同所有、共同支配、共同得益。所有权即包括了支配权和收益权。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不但各地经济活动本身，而且，与人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各地自然生态环境也彼此息息相关。既然现在整个人类的生存活动和环境如此休戚相关，又不可能退回到工业化以前的小生产时代，不可能把天下的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平等地分给每一个人，唯一可以保障“整个人类”平等共享的办法，就是实行对天然资源的人类共同体所有制。

随着地球资源的加速消耗，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利用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矛盾日益加深，人类经济活动所带来的、越来越昂贵的各种社会成本（环境污染、温室效应、气候剧变、生化核子灾难等等带来的人命、疾病、医药费用、物质财产和农业生产损失，以及其它尚未显露的灾难风险，这些损失成本之高根本无法估计，而且难以弥补），这些都被强加于全人类（包括子孙后代）共同来承担。前述关于跨国资本力图摆脱人类各级社会共同体的合理约束、越来越无法无天这一事实，更从反面说明，人类国际共同体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行使必要权力的合理性。

人类共同体理所当然地有权对于全球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利用、浪费和破坏进行符合全人类最大、长远利益的管理、协调和约束，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同时纠正以往和现行的不公正所造成的各种严重恶果。

至于人类世代积累的智慧财富应属全人类共同所有（不排斥新的发明创造成果在短期内属发明创造者专有），关于这一点似乎也没有可以反对的理由。美国先人杰弗逊就说过，“知识的领域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这句名言还被刻在美国玛丽兰大学图书馆的石碑上。

为全人类共同体所有，从本质上来说，应是为全世界全体（广义）劳动者所有。反过来说，一切（广义）劳动者作为人类共同体中积极为社会作贡献的一员，都应具有共享（是共享，不是私分）人类共同财富的权利，这是最基本的财产权、最基本的天赋人权。如果离开这一基本人权而谈论其它什么“权”，离开这一最基本的财产权而谈论其它派生的财产权，就是舍本逐末。所以，这个最基本的财产权应作为规范世界上一切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律。

在基层企业中，资本（如果其来源大体上合理的话）和劳动之间，必须在原则上逐步实现，以平等合作、共创共享社会财富代替现代形式的人身依附，实行（广义）劳动者股份联合公有制，劳资合营、民主管理，也就是共享所有权。

同时，由于全球各地区人们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和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以及社会管理的需要，人类社会又实际分成众多不同的文明体和民族国家，每个国家又分成若干不同的省或州，再分成县市、乡镇等。为了叙述的方便，可以将企业以上、人类共同体以下各级地域性的社会共同体合并作为一个层级看待，统称为地域共同体。其中以民族国家的地位最突出、最具代表性、也最关键。

地域的和全人类的共同体在社会的经济活动和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三级所有的市场经济中，他们的权力与责任是，概括地说，在相应的地域范围内，提供银行、保险等服务、跨企业的基本物质设施建设（水电输送、交通等，如当前由中国发起、协调的“一带一路”亚欧大工程）、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全民福利等方面的投资、创办、经营和管理；以及通过共同体银行对资本市场宏观调控、通过法律保障共同体全体劳动者的平等地位。同时，向有关企业、公民个人征收税金，用以支付以上管理活动所需费用。

国家等地域共同体凭借着这一共同所有权，可以、而且应该上联全人类、下联基层企业，名正言顺地援助弱势群体、弱势国家，共同制约不合理资本、尤其是跨国资本的无限扩张，从而促进全人类的普遍福利。

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如果把公有制的基础下札到企业基层，即实行全民所有、政府（人大、国务院）宏观管理与劳资合营、民主管理相结合，那么，对外可以抵御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包围、侵袭、腐蚀、吞并，对内可以抵制来自私人经济的排挤、腐蚀，并促进大社会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的渐进式稳步推展。唯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根子不致被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自由化浪潮所吞没。

对于生产资料的三级联合所有权，并不排斥个人或家庭对于生活资料和合法所得货币资产的私人所有权。法律必须同时保障一切合法所得的私有财产。生活水平上的有限差距，在相应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可以刺激人们创造性劳动的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摘自《道法社会主义：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形态革命》政治经济学篇第一章第七节；该书由香港东方文化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购买可加微信zhai200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