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中南海又见到周总理的时候，他一眼认出了我，说:"小鬼，你调到北京来啦？"我说:"是啊，我调到海政歌舞团了。"总理的记忆力就是这样好。

那时候毛主席和江青好像不住一块儿:因为怀仁堂舞厅很大，有好几个门，主席和江青每次都从不同方向的门进来，而且时间也不一样。每回都是主席先到，江青后到。江青到了以后的第一个舞，主席总要跟她跳，这些我们都知道，所以那时谁都不凑过去。江青总是前呼后拥的，而且非常注意打扮。

记得她有一回穿着白纱的连衣裙，舞起来一飘一飘的。那时候我们这些女孩子工资都不高，像我吧，每个月发了工资都要寄钱给父母，剩下的钱除了吃饭，很少有富余，就是吃饭，也只能每顿买半个菜。这种情况下，别说香水了，能买瓶雪花膏擦擦就不错了。那时候女伴们都说我"臭美"，其实我的"臭美"不过是往辫子上扎了块花手绢儿，我们的军装也有半长的裙子，蓝色或是白色，也很好看，如果有人穿布的连衣裙，那已经是最漂亮的打扮了。所以当年江青的打扮给我们的印象很深。

刘少奇每次参加舞会，都是和王光美还有一个小女儿一起来。他跳起舞来很稳当，但人不像总理那样随便。和其他中央首长一样，他也穿中山装，常穿的是一身灰色的，脚上穿的布鞋，又叫"老头鞋"。主席也是灰中山装，脚上的皮鞋是砖红色的。刘少奇爱说话，有一回还跟我开玩笑说:"你是杭州人--那你是东施还是西施呀？"我说:"我当然是西施啦，怎么能是东施呢？"王光美那时候很年轻，穿着很朴素，经常就是蓝裙子。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王光美挥霍打扮，我们都觉得很纳闷儿。

朱老总常穿一身黑色中山装。他那时候年龄大了，怎么也得有七十多岁了吧，我们请他跳舞，都要先把他从座位上扶起来，慢慢跳完了，再把他送回座位上去。他人老了，话不多，常常是拍拍我们的手，笑笑，像对待小孙女。不过有一年国庆刚过，他见了我就问:"小鬼，你去游行了吗？"那年国庆游行，我正好在文艺方阵里，在海军《红珊瑚》剧组的彩车上，扮演剧中的一个角色，做出一个"前进"的造型，一直保持着那个雕塑式的姿势，经过天安门广场。那个彩车内部有20名身强力壮的解放军战士悄悄地跟着走，因为彩车在经过广场的时候是绝对不许停的，中途一旦发生机械故障，这20名战士就要推着彩车走完剩下的路程。彩车这样大，我虽然站在顶上，但从天安门城楼的位置看过来，却一定是非常小的。所以我对朱老总说:"对呀，我参加了游行--您老人家眼神儿真不错！"朱老总笑了:"我是拿望远镜看的。"

国务院紫光阁的舞会，周总理是常去的。总理和各位部长都很辛苦，这样的舞会，并非完全的休闲，倒有一半时间是在工作。常常是总理跟我们正跳着舞，来了一位部长向他汇报工作，总理就撇开我们，跟那位部长谈话；谈完了回来没跳上一会儿，又来了一位部长，总理就又停下来，又去谈工作。这样的时候舞会还是照常进行的，我们就和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翩翩起舞。

军委三座门那边的舞会，休闲的气氛就比较浓，因为将军们大部分都携夫人来，我们的舞伴也就多半都是警卫员和秘书们。

很少见到邓小平，据说他爱打牌，休闲的时候，多半找搭档打桥牌吧。贺龙也很少见到。陈毅是非常喜欢跳舞的，只要有舞会，中南海也去，紫光阁也去，三座门也去。他到了哪儿，四川话呱呱一响，哪儿就很热闹。

要说那时候天天都有舞会，我们也没觉得腻烦，而是很想去，因为每场舞会下来，精神和物质的快乐都有。精神方面，自然是觉得光荣自豪；物质方面呢，舞会中间有一盘盘的炒杏仁儿、大香蕉和其他水果点心，都是平常吃不着的东西。十一二点舞会散场，首长们都走了，我们就留下来吃了夜宵再回去。夜宵都很丰盛，有鱼有肉。这一切，对于每顿饭只买半个菜的女孩子们来说，都非常美好。有时候吃完夜宵还招待我们看参考电影，都是香港的左翼电影，夏梦主演的最多。

这样的舞会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停了有一年多。那时候我们正下部队演出，从武汉至广州，我们吃过用芭蕉根做的菜，馒头每人每顿只有一个，女孩子都主动把自己的那个掰下一半，分给男同志吃--那时候真是阶级兄弟的情义。三年自然灾害过后，舞会恢复了，但舞会中间的点心水果没有了，我最爱吃的炒杏仁没有了，只剩下了茶水。夜宵也简单了，鱼呀肉哇没有了，就是炒菜。

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舞会自然就不再有了。我因为跳过《咏梅》和《酒歌》，也遭到了批判，说我跳"花鸟鱼虫"。《咏梅》虽然是根据毛主席诗词改编的，可"梅"毕竟是花的一种；彝族舞《酒歌》里面，我戴的帽子远远看去像只鸟，所以就又沾上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