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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寿筠 :来 路 漫 漫 — 陆寿筠先生回忆录(一) 
作者:[陆寿筠 ] 来源:[] 2019-11-2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离骚》

(屈原是瞻望前路,而笔者则是回首往事。

 

 

一、足迹航拍

 

1. 送人领养

 

    笔者于1940年3月21日生于当时上海汕头路82号,原名“谭余”(排行第五:“中-庸-寻-常-余”)。生父谭正璧(1901-1991,文史学家、作家),生母蒋慧频(1911-1955)。我生在谭家,长在陆家。养父陆惠儂、养母李锦云本无子女。据养母说,我五岁(应是虚岁)时来到陆家(处于当时江苏省青浦县陆家圩村,今属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改名陆寿筠。陆家与生母娘家蒋家(处于当时蒋家巷村,离陆家圩三、四里路)本是远亲:蒋家祖上曾娶陆家女儿为媳(蒋家女婿本是陆家私塾先生的学生,陆家女儿一起听课。后逢太平天国起义,兵荒马乱,陆家先生就把女儿终身托付给了蒋家学生)。所以我身上也流着陆家的血脉。

    同时,由于这个姻亲关系,早在我出生之前,我的生身父母与养父母所属的陆姓家族就有过非同寻常的交往。如有一次,生父母为了躲避战乱、保护藏书,曾从上海带着所有书籍来到陆家圩村,在陆府上住了十多天;后来陆家为了保护这些书不致毁于延烧的战火,还特地在农地里挖了深坑,埋了一段日子。也由此可见,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做一点学问是多么不容易,真所谓“中国之大,容不下一张书桌!”

    将我送给别人抚养,对我生身父母来说实属无奈之举。在我出生前两年的1938年,生父在经历日冦发动的侵略战争所造成的灾难中,几经颠沛流离,最后在租界上的汕头路82号租房住下。因为不愿意与虎狼为伍,处境之艰苦,非常人所能想象。而我正是在这个最黑暗的时期来到了世上,来到了这个生存异常艰难困苦的家中。我在记事以后得知,因为兄弟姐妹多,母亲又常年患病,一家八口的生活就依靠父亲埋头写作卖稿维持,每天能喝上三餐稀粥已属不易之举,所以父亲不得已将我送人抚养。我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取名凡,因为生活的极其艰难,来到世上没有几个月就夭折了。另一个取名婴,为了她的生存也不得不忍痛送了人,据了解已随养父母去了台湾;后来在我与生父重聚后,他曾设法多方寻找,努力多年未能如愿,这亦成为父亲和兄弟姐妹们的一大憾事。可想而知,当时父亲将我送人时心中的痛苦该有多么的深重,这有他当时所写的诗句为证:

 

汉室轻文只重武,内战未闻息干戈。一朝烽火海外来,万里关山尽焦土!

……

阿余阿余最不幸,生逢离乱多灾情。愧为人父吾何言,留取他年娱晚境。


吁嗟乎!

儿啼女号侭消磨,斗室生涯不易过!何日云消阴霾尽,还我河山好放歌!

 

 

2.圆满

 

    据养母说,在来到陆家以前,我先是被送给黄渡镇上一对开膏药店的年青夫妇。(黄渡镇属于今上海市嘉定区,我亲生父母曾经的居住地。)当时我还很幼小,只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这一对抱养我的夫妇本无子女,开始时待我还不错。后来自己生了孩子,就嫌弃我了,把我丢在一边不管。他们不抱我,不喂我,用棉被把我裹成一个大包,装在椅子里,面前放些食物,说是让我自己用手捞着吃。后来有一次祖母刚好来探访,发现我瘦弱得不成样子,心急如焚,就把我抱回家。并立即请来享誉当地的“一帖药”名医、也是母亲本家蒋梅春来探治。蒋说:这个样子的孩子还有救吗?没把握,就开一帖药试试吧。结果总算把小命抢回来了。

    所以刚来到陆家的时候,我的身体是很虚弱的。据养母说,当时我虽已五岁,但走路都走不稳,两条腿一趴一趴的,摇摇晃晃。陆家养父母对我非常爱护,一向视如己出。他们知道我从未被喂过母奶(那时也没有牛奶),又遭受过膏药店夫妇的糟蹋,身体底子极差。因此从一开始一直到我发育成长的十多年里,养母想了很多土办法来滋补我的身体。他们也从不隐瞒我的出身。从我懂事开始就知道生母生了我以后就得了病,家中子女多,生计艰难。也知道生父母名字,并知道生父从事教书和写书,令我自幼向往那样的人生。

    我一到陆家,养母就开始教我识字、做算术(那时养父在上海一家运输公司谋生)。记得养母织布时,脚边放一张方凳当作小桌子,我就坐在小凳子上学识字、学加减乘除,学打算盘,写毛笔字。七岁时进入当地私塾小学,一开始就读三年级。先后进过两家私塾。后来进入当地一间公立小学,得到老师李传珪(音。国民党员,据说解放后去了台湾)特别重视,曾先后在不同规模和场合的人群面前作过三次“演讲”(背诵老师写的稿子):一次是在当时观音堂镇(后改名凤溪镇)中心小学的大礼堂,祝贺少先队成立;一次是在小范围内控诉日本鬼子的罪行。

养父母看到我读书读得好,决心让我读下去,但当时乡下没有高小。他们就让我去黄渡镇中心小学读高小,寄宿在同村人在镇上开的米行内。

    不久,解放军解放上海前夕,镇上人心惶惶,商店纷纷打烊。我也就离开住处步行回家(约五、六里路)。路上却遇倾盆大雨,到家后生了一场重病,高烧昏迷,身体僵直,眼睛都上了翳。养母日夜守候,连续不断地替我翻身,以免生出褥疮,自己二十多个日夜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当时又是求医,又是拜鬼。幸好离上海大城市近,据说还搞到针剂(大概是青霉素吧?)但是病情一直不见好转。那晚,养母绝望了,就对着我“身上附着的鬼”,又许愿、又威胁,软硬兼施地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带他走,那就马上带走,我受不了了,我不管了,我要去睡觉了。如果你们放了他,我一定会香火拜谢。”果然,那晚半夜,养母听到了我自己翻身的声音,真是喜出望外。后来情况就一天天好起来。记得刚能起床的最初几天,眼睛仍看不见窗外的任何东西。这是我幼年时第二次与死神擦身而过。据养母说,那年我九岁。

    等我完全复原,就独自去黄渡镇上散心。走到中心小学的门口,看到有初中补习班招生的告示(当时应该是1952年,乡镇尚无中学)。于是我去养父的一位朋友开的中药店借了一角钱作为报名费,立即报了名(虽然当时我名义上小学尚未毕业)。后来养父通过那位乡间小学老师李传珪办到了小学毕业证书,我就进了初中补习班。于是我每天带着午饭步行上学,来回各六里路,整整一年。

    但补习班只有初中一年级。所以第二年重新通过考试插班进入嘉定中学初中二年级。在那儿读了一学期(记得我生母方面的一位远亲是语文老师,曾充满感情地讲解方志敏写的《可爱的中国》),初二下学期随着(大概是)学校调整进入安亭师范学校初中部,直到1955年初中毕业。这两年住宿在学校。

    当时养父已被解雇回家务农,生活艰苦拮据。每学期开学和学期结束回家都是养父用扁担挑着我的铺盖行李长途跋涉步行接送。平时还要节衣缩食、卖鸡卖蛋、东借西凑筹措我的学费、膳宿费(我同时享受政府的部分助学减免)。寒暑假在家帮着做各种农活。

    初中毕业后,又由我自己决定考入苏州高级中学。离家更远了。学费、膳宿费也更高了。但养父母还是咬着牙支持我读到中学毕业,养父始终肩挑铺盖行李在家与火车站之间来回接送,每年四次。

    在苏州高中期间,我的学习成绩仍名列前茅,尤其擅长数学,也热爱文学,曾以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短篇小说《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获全校学生(30个班级)文学创作比赛三等奖。解放初期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在人民政府关怀下的顺利求学经历,对照幼年的苦难、尤其是在那家膏药店的遭遇,让我产生了要成为作家、以文字来揭露旧社会、颂扬新社会的强烈愿望。虽然我数学成绩特别好,同学们都以为我毕业后必然报考高校数学系,我也确实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文科。

    但是我高中毕业那年,本来是要报考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但是那一年复旦中文系、新闻系都不在江苏省招生,于是只得报考复旦外文系英文专业(现在看来,这也许恰恰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因为多了一个学习又一种语言、文化的机会)。记得当时高考作文题目是“我的母亲”,我写得非常顺手,字字真情,感到酣畅淋漓,虽然写的是养母。

    考入复旦以后,养父母又再艰苦支撑了我五年。除了享受部分助学金以外,在上海曹家渡鼎顺酱园从当学徒开始打工一生的大舅(养母之弟)也时有接济。

    1963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在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不久就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因一贯坚持反对迫害知识分子、反对打砸抢、反对武斗,与极左当局的做法相抵触,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反被打成“极左反革命小集团坏头头”,被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四人帮”下台后我们得到平反。

    期间于1969年与同事兼战友李XX结婚。1971年大儿子文中(文化大革命“中”)出生,那时我们两人第一次受审查批判刚刚结案不久。1977年小儿子文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吉、结谐音)出生。在个性、思维、乃至体貌各方面,文中像我,文吉像李。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李和我是根本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且不说年龄反差,她比我大三岁,主要是两人的家庭出身太不相同:她父亲是一位在上海经营茶叶外贸生意很有成就的企业家,而我的养父母是早已破落的书香门第的后代,已破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以农为生。当年哪曾想到,数十年后我们之间严重的思想分歧表明:我们的结合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历史误会。

    1986年8月23日我以访问学者身份赴旧金山(教会)大学进修。后定居旧金山至今。在美数十年来,打工谋生之余,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研修学术,思考社会人生,探索、写作。开始时,对于对立严重的西方社会及其支离破碎的学术大失所望,曾经因此彷徨和消沉。1996年接触佛学,打开了新的思路,涤荡了自己执着于个人英雄主义的心灵,并吸取佛学关怀人生的积极一面、及其心物一元整体论世界观(不同于西方传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心物割裂二元分立论),进而与道家阴阳平衡整体论思维框架相接,用之于对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观察和剖析。幸运的是,互联网的普及为非主流的思想提供了广阔的表达空间。2007年在网路上结识了立志弘扬中华道法原文明的新法家朋友,他们的思路与我多年思考的结论一拍即合。于是我接受他们邀请,担当了新法家网站英文版主编的任务。虽然基本上这是只有精神和劳力的付出、没有物质回报的义工,但却是我一生中唯一属于我自己的事业。我坚信这是一件意义深远、值得我付出余生的事业。数十年的艰苦探索终于有了着落,实乃此生之幸。

    我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以后,每月都有贴补养父母的生活。但因为工作在外,没能经常关心伺候他们,文革中更是带给他们不少的担忧和惊吓,这是一件憾事。养母一生多病,75岁时因黄疸肝病过世。我当时还在上海,陪伴、伺候了她最后十余天。我来美后,养父由我妻悉心照料,实属不易。我在美国先后得知两位父亲过世的消息,没能最后见到他们一面,是永远的遗憾。

    这里追述一下与生父重逢的过程。出于养父母善良的本性,他们很早就亲口告诉我生身父母的实情,从不隐瞒。于是在苏州高中求学的时候,很可能是中间那一年,我决定试着寻找生父。因为从小知道生父是写书的,估计有些名气,所以就写了一封信给上海解放日报社,请他们帮我寻找。不多几天就收到父亲来信,邀我去上海见面,我很高兴地在南京西路父亲老房子内住了若干天。可惜一、二年前母亲已经过世,没能见到一面。我这一生实际上从未认识生身母亲的实际样貌,只有从遗照上看到。

    关于寻找生父,我事前好像并未征求过养父母的意见,也并不感到他们会反对。的确,他们对此、以及对后来我与生父一家的来往表现出充分的理解和信任,从无任何异议,我与他们的关系也仍一如往常。那是因为他们心地善良,相信他们教育出来的我也是通情达理、会正确处理两方关系的。这是我的幸运。1980年代前期,我来美以前,住在上海江宁路726号的时候,养父来上海探访我的小家时,也顺便去南京西路591弄140号与生父见过面。两位老人高兴地叙谈了好久,彼此感到深深的欣慰。

那时,我也曾请父亲和姐姐谭寻来家做过“客”。(还有三位哥哥:大哥谭中,家在江西萍乡,二哥谭庸家住昆明,两人偶尔在上海见过,基本没有联系。老四谭常家住上海,也只见过面,没有联系,后因肺癌早亡。

 

3.精神榜样

 

    虽然我一直不在生父身边,但是他深深的父爱是永远不会磨灭的。现在能记得的最早印象是:大概在刚去陆家以后不久,养父或养母带我去黄渡镇上当时生父的居处探望。其它情景已记不清了,只记得父亲给了我很多小人书,有的指导如何做纸工,有的讲趣味小故事。

记得其中一本手工书,纸张较厚实,里面印了各种各样的彩色图案:树木、花草、房子、栏杆、人像、动物…… 可以一个个剪下,然后再按指示黏贴到指定的位置,就成了立体微缩景观。

    其它书中有两个小故事我至今不忘,还曾讲给我的大孙听过。其中一个说,有一过路人看到旁边高墙的上方贴着一张告示,但看不清上面写着什么字;恰巧告示下搁着一架长梯,于是他就兴冲冲爬上梯子,看清了告示上四个大字:“油漆未干”—可是已经太迟了:他低头一看自己的身上,已是满身油漆……

    另一个故事说:有一小孩看到大人在一个信封上贴了很多邮票,就问大人为什么贴那么多的邮票;大人说,因为信很重,所以要多贴邮票;小孩又问:“多贴邮票以后,不是更重了吗?”  

    生父对我的思念和关怀是始终如一的,但为了让养父母安心(这是后来他亲口对我说的),他不得不强抑自己思念之情,知道我生活得很好,就忍耐着不主动来找我。与生父重逢后不久,我就考上了复旦大学。为此,他当然十分高兴,并为我买了雨伞、雨鞋等生活用品,给我以关怀和鼓励。我知道我的兄弟姐妹中,除了大哥谭中因参加过地下党领导学生运动,作为调干生在合肥矿业学院学习过,其他几个兄弟都只读到中专就参加工作了。可见父亲的家境始终并不宽裕,也因此他对我能读上大学,当然更增添了几分喜悦之情。

    自从我进了复旦以后,走动更方便,曾多次去南京西路看望他。但由于年轻不懂事,后来心里对父亲有些疙瘩,就很久没有去。1963年复旦毕业时去了一次后,又好几年没有去过。直到文革后期评法批儒,学校与工厂交流,我在一家厂里看到我的一个兄弟谭埙的大字报,才又恢复联系。(他是比我年轻的两个兄弟之一,由于他们是双胞胎,父亲舍不得再送人,因此将他们留在身边。另一个名谭篪,他后来为父亲写了传记《谭正璧传》得到出版。在诸兄弟姐妹中,他与我联系最多、最持久。)父亲不计前嫌,捎话叫我去玩,从此我又经常地去看望父亲,跟他聊天,而且谈得很融洽,正应了他在那首感念诗中所表白的“娱晚境”的期盼。

    除了物质上的关怀,父亲留给我的更多的是精神财富。我自幼懂得求学上进,显然是生父的形象通过养父母之口对我的感染熏陶,而我养父母祖上也都是书香门第,所以他们对我生父的敬重也很自然。随着年龄与学业的增长,我的人生目标也越来越明确,我之放弃最擅长的数学而选择文科,除了感念新社会这一人文情愫,生父对我的影响也是一大因素。进了复旦以后,父亲的勤奋精神始终激励着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每天坚持写日记,锻炼自己的思想和写作能力。

    虽然我没有见到过母亲,但得知她与父亲在精神意趣上非常地契合,曾经合力从事于写作,尤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共同编纂了《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更是让我对他们既敬仰、又羡慕。后来在国外,每当我走进当地城市或高校的图书馆,都能看到厚厚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显眼地陈列在书架上。父亲毕生著作涵盖文学史(通史、专史、多种雅俗文学史料考究)、诸多方面语文能力修习读物、多种体裁的文学创作(包括借古喻今、声援抗战的历史小说、和曾经在剧院上演多次的同名历史剧《梅花梦》), 出版书籍一共不下150种,总字数1000万字以上。其中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收藏的就有十多种。我为有这样的父母而感到骄傲;并且暗下决心,虽然我的能力非常有限,但也要像他们那样勤于学习,精心耕耘,将自己所学回馈社会。尤其要像他们那样,决不为了计较物质生活而放弃对精神、对学术的追求。关于这一点,自从我看到了父亲的居处和生活环境以后,印象尤其难忘。

    当年我虽然不知道一位有如此成就的作家、学问家该有什么样的生活条件、住什么样的房子,但是父亲在上海南京西路的居住条件仍然令我感到十分意外,不是因为其宽敞舒适,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其格外窄小局促,与我未看到以前所设想的简直是天差地别,更与父亲对社会的贡献及工作需要太不相称了,甚至令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自从1957年第一次重见父亲直到1986年最后一次见到他,我看到的一直是两间小小的斗室。其中一间最初作为几个兄弟的卧室,后来一个兄弟结婚搬出,又作为另一个兄弟成家的新房。另一间就作为父亲和(常年在生活和工作上辅助他的)姐姐的卧室兼书房、餐室、会客室。父亲为了工作和研究,自然需要有不少藏书,而他为了所追求的事业又是不惜重金地搜书,以至一个个高达屋顶的书架又占去两间斗室的大部分空间,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回旋转身之余地。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兄弟成家后,所有书架都只得搬到父亲那个“多功能”房间,因此原有的两张床不得不改成一上一下的叠叠床;而那些书架都同时作为隔离不同功能区的“屏风”了。父亲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刻苦研读,著书立说,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而努力不懈地奋斗了终生。

    父亲的居住条件一方面让我很不理解,感到这不是盼到了“云消阴霾尽,还我河山好放歌”以后应有的情况;另一方面让我对父亲更加肃然起敬,不由得想起了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父亲和母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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