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85?～163?)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从小好学，“有志操”（《后汉书?王符传》），与当时名士马融、张衡等多有交往，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个性耿介，“志意蕴愤”（同上），终身不仕，一心“隐居著书”（同上），讽刺时政，很负盛名。著有《潜夫论》十卷。
东汉中期以后，外戚当政，宦官专权，朝政腐败黑暗。特别是安帝以后，又连年对羌族、鲜卑族等少数民族用兵和水旱灾害频繁，致使封建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王符为了稳固东汉封建统治，除了在政治、经济上积极主张尊贤事能，革新吏治，农工商并重和反对奢侈淫乐等外，在人口问题上还很重视移民戍边。认为东汉朝廷在与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战争中，采取放弃边地，迫使边民内迁的政策是错误的。这不仅给边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很大损失，还给敌人造成了可乘之机，“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谓虚士，可袭伐也。”（《潜夫论?实边》。本辞条以下引文，凡引自本书的，只注篇名）因此，要想巩固边防，“安中国”（同上），就应把内地人口大量迁往边地，以“充边境”（同上）。其次，只有大量移民戍边，才能改变“边郡千里”，“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垦发”和“中州内部”，“人众地荒（狭），无所容足”（同上）的情况，合理分布人口，充分利用土地，迅速发展生产。王符的这一主张，虽然有利于加强边防和“土地、人民必相称”（同上），但在东汉朝廷一再采取苟安、退让政策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
在治国方略上，他主要继承了儒家的民本、德化思想，同时又强调刑罚的极端重要性。
一，民本论
王符继承、发挥了先秦以来的儒家“民本”思想，明确提出了“国以民为基”（《潜夫论·边议》，见《潜夫论笺校正》，汪继培笺，彭铎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版。下引此书仅注篇名。）的政治命题。《说文》曰：“基，墙始也。”“民为国基”首先意味着民为国始，国由民所产生，国因民而存在，所谓“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爱日》）。民是国家及君主须臾不可以失去的根据和条件。道理很简单：国家的财富，皆出之于民；国君之所用，皆民之所供。这里王符所要强调的是：民是国之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据，国对民有一种依赖关系，国要受到民的制约。
为了深入论证自己的命题，王符引出了汉代以来思想家常用的一个概念：“天”。在他看来，人类最初本无君臣上下之分。后来，由于强者凌弱，尤其是老幼孤寡经常受到欺负，人民倍受其害，正常的生活秩序无以维继，于是“天命圣人司牧之”，就是说“天命圣人”来管理人民。这位圣人给人们带来安定富足的生活并为人们所拥戴，这便是君主的由来。王符由此得出结论：“天之立君”并不是对君主个人的私爱，并不是让君主去奴役人民，而是要君主为民众“诛暴除害”。（《班禄》）。他明确提出：“帝王之所以尊敬[者天也]；天之所甚爱者，民也。”（《忠贵》。“者天也”三字原缺，据《后汉书》卷四十九本传引文补）“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本政》）在天、君、民三者的关系中，王符把民同天紧紧联系在一起，认为“民心”就是“天心”。
既然民如此重要，国君对民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简言之，君主不应恣心“役民”，而应该多方面“利民”。王符所谓“利民”或者“养民”，主要是要求君主及其臣僚关心人民的疾苦，其所作所为都应该“有功于民”。他说：“圣王养民，爱之如子，忧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灾患，除其祸乱。”又说：“圣王之政，普覆兼爱，不私近密，不忽疏远，吉凶祸福，与民共之，哀乐之情，恕以及人，视民如赤子，救祸如引手烂。”（以上见《救边》）此外，王符还提出“富民”的主张：“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怎样才能“富民”呢？“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务本》）要真正作到“以农为本”，就必须使农民有足够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为此，王符专门撰写了《爱日》篇。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他这种分析，言简而意深。他还说：“圣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务省役而为民爱日。”王符把发展农业生产看作是立国之本，要求封建统治者“务省役而为民爱日”，这种思想反映了广大农民的愿望和发展生产的要求，具有进步意义。
为了进一步论证其“国以民为基”的命题，王符还以历史上一系的反面事例来告诫当朝统治者：“愿察开辟以来，民危而国安者谁也？下贫而上富者谁也？故曰：夫君国将民之以，民实瘠，而君安得肥？”（《边议》）有史以来，“民危而国安”、“下贫而上富”、“民瘠而君肥”的事是从来没有的。相反，民乱必国危，而民乱之源正在于当政者不利民，民为生活所迫，“饥寒并至，则安能不为非”？“为非”必遭到官吏的严厉惩罚。这样，“愁怨者多”、“下民无聊”，国家自然就会出现危机。（《浮侈》）王符特别指斥那些骄臣恶吏对民的“横逆不道”。他们非但“无功于民氓”，而且“丧其本心”，“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赐人一钱；宁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因此，“骨肉怨望于家，细民谤言卖言言于道”。（《忠贵》）王符这里既注意到民乱的社会根源，又看到民乱所产生的社会危机。由于王符长期生活在民间，又注意观察和分析社会现实，所以对东汉末年的弊政洞悉无遗，上述议论，皆有感而发。
二，德化论
王符继承了儒家传统的“德治”、“仁政”思想，认为治国必须重德化，以德治国为治国之首务。他说：“人君之治，莫大乎道，莫盛乎德，莫美乎教，莫神于化”，“是以圣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他赞赏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说法，认为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务厚其情而明则务义，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德化》）因此，治国安民，应以“德化”为上策。
如何进行“德化”？王符强调两点，其一，当权者要修身正己，为人表率。“德者所以修己也”，（《德化》）“人君身修正赏罚分明者，国治而民安”。（《巫列》）其二，“德化”必须与“富民”结合起来，这也与孔子的“先富后教”是一致的。东汉末年，豪门权贵奢侈无度，封建官府横征暴敛，官吏贪赃枉法，使得百姓贫困破产。为此，王符主张重本抑末，爱惜民力，使民富足。他说：“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
三，重贤论
王符针对汉末黑暗政治提出又一个治世良方为重贤，要用得其人——君主“将致太平者”，“必先审择其人”（《本政》）。在这方面他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即“国以贤兴” （《实贡》）。他说：“凡有国之君，未尝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见者，所任不贤故也。”（《潜叹》）任贤与否是治国的关键：“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论，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国危君继踵不绝者，岂世无忠信正直之士哉？诚苦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尔。”（《实贡》）也即在他看来，当时的官员选拔制度出现了大的问题，贤才不是没有，只是无以得到提升。在他看来，只有切实做到尚贤使能，才能使政治清明，国家长治久安。这些主张显然是针对当时贵戚豪强专横、垄断仕途的黑暗政治提出的。
王符认为任贤最好不要等到危乱之时，而应该危乱未至就先行任贤。因为国家安定的时候，贤臣可以帮助君主防微杜渐，消除各种祸乱的根源。所以他说：“养寿之士，先病服药；养世之君，先乱任贤，是以身长安而国永永也。”那么国家已经危乱了怎么办？王符的回答是，仍还要“待贤而治”。他说：“身之病待医而愈，国之乱待贤而治。”（《思贤》）如果说有时候“病不愈而乱不治者”，主要是“所用之者非其人”，就是说“不得真医”、“不得真贤”。
王符还认为，无论先乱任贤还是乱后任贤君主都必须诚心“思贤”。他指出，君主之所以“所任不贤”，非世上无贤，而是“贤不得用”。殷朝在灭亡的时候，朝廷还有“三仁”（即微子、箕子、比干），“以汉之广博，士民之众多”，怎么还能没有贤才呢？在王符看来，贤才并不难得，这主要看君主自己有没有强烈的愿望，是不是真正关心“兆黎之愁苦”，是不是真正急求“贤人之佐治”（以上见《实贡》）。
当然，君主诚心“思贤”，还须有“得贤”之法。王符指出：“主有索贤之心，而无得贤之术，臣有进贤之名，而无进贤之实”（《潜叹》）也是“所任不贤”的一个重要原因。《潜夫论》有一篇《贤难》，“贤难”首先是“求贤之难得”。在王符看来，当时朝廷求贤不得的主要的障碍就在于骄臣“隐贤”、“蔽贤”。“人君选士，咸求贤能”，“然群司贡荐，竟进下材”（《叙录》）由于“在位者好蔽贤而进党”，“思贤之君”同“愿忠之士”便彼此相隔。结果围绕君主的，只能是那些贵戚宠臣和奸佞猾吏。
当时，尚贤使能另一个大障碍是“以阀阅取士”，高位厚禄全被世袭的王公贵族霸占。王符把这些人称为“噬贤之狗”。他说：“夫诋訾之法者，伐贤之斧也，而骄妒者，噬贤之狗也。人君内秉伐贤之斧，权噬贤之狗，而外招贤，欲其至也，不亦悲乎！”（《潜叹》）这些“噬贤之狗”，“率皆袭先人之爵，因祖考之位，其身无功于汉，无德于民，专国南面，卧食重禄，下殚百姓，富有国家，此素餐之甚者也。”（《三式》）王符认为，不打破这种以门阀取士的制度，所谓尚贤使能，只是一句空话。
四，明君论
王符的“民为国基”和“国以贤兴”，都是针对在位的君主而言的。而君主能否真正“受民”、“利民”和“尚贤”、“任贤”，又取决于其是否公正和明智。
王符认为，君主作为国家的代表，首先自己应该公正无私，然后才能防止和制裁臣下的以私害公。他说：“夫国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则宄乱绝。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术用则公法夺。”（《潜叹》）君主既然作为封建国家的代表，他就应该处处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用“公法”来衡量政治上的是非。由于“民为国基”，民的命运关系着整个封建国家的命运，所以君主就应该自觉地“爱民”、“利民”而杜绝对一切“扰民”、“虐民”之举。由于“国以贤兴”，大臣的状况也关乎着整个封建国家的兴亡，所以君主也应该自觉地“尚贤”、“任贤”，而对一切“蔽贤”、“妒贤”的有害封建国家的行为，也必须绳之以国法。这样，君主自己把整个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可以通过国法（公法）来防止和制裁那些损害国家利益的不法行为，天下自然安定和太平。
在王符看来，君主是否公正无私，最大的考验和最重要的标志还在于如何用人。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到底“用人唯贤”还是“用人唯亲”。“唯贤”则公，“唯亲”则私。他说：“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孰非天官也？是故明主不敢以私爱，忠臣不敢以诬能。夫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官以私己乎？”（《忠贵》）
王符这里再一次把“天”搬出来，其目的是要把封建国家的公利神圣化，并用这种神圣的力量来制约君主。他要求君主从国家的公利出发“尚贤”、“任贤”，而不能出于“私爱”而重用其亲信。不然，就是“偷天官以私己”，必将受到“天”的惩罚。
君主的公私之分和明暗之理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个君主如果为私欲所蒙蔽，理智上必然昏暗不明。而由于君主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其理智是明是暗，更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存亡治乱。王符指出：“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暗也。”（《明暗》）
按王符的观点，君主的理智是明是暗，其思想根源在于致公还是谋私，其思维方式则在于“兼听”还是“偏信”。他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那么明主何以“兼听”？第一，君主首先要放手让群臣讲话。他说：“治国之道，劝之使谏，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以上见《明暗》）在他看来，君主并不是什么神人。“人君常有过”，这时就需要群臣进谏，指出他的错误。这样由于“兼听纳下”，“贵臣不得诬，而佞人不得欺”，君主自然思想明智。第二，君主还要特别倾听卑贱者的意见。王符引用《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意思是说，有些事情，君主甚至应去询问砍柴的樵夫。他认为，秦二世并非不知道历史上曾有“田常囚简公，踔齿悬泯王”的事，但作为君主“隔限疏贱”、“慢贱信贵”，“不纳卿士之箴规，不受民氓之谣言，自以为己贤于简、泯，而赵高贤于二臣也”，所以对“天下溃叛”一点不知道。其实，卿士的地位虽然不高，然正因此却更能了解下情。民谣出自百姓的心声，更直接地表现了他们的苦乐爱憎。这一方面，王符特别强调“参听民氓，断之聪明”（《潜叹》）。总之，“兼听”要求君主“无距言”、“无慢贱”。什么样的意见都要让人讲，什么人的意见都要听，好话、坏话都不例外。当然，言者未必都可以采用。但“有用”与否只有听后才能分析。如果事先就拒绝“无用”之言，那许多“有用”之言也就听不到了。为了“上无遗失之策，官无乱法之臣”，君主一定要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五，重法论
王符的理想治国方案是“德治”。但他同时认为，仅有“德化”是不行的，治“乱国”必须用法治。当时腐败的吏治、恶劣的世风必须“明罚敕法”才能纠正。“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行也”。（《三式》）王符之所以如此强调法治，是因其充分认识到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他采纳的是先秦法家的基本主张：“国无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述赦》） “君诚能授法而时贷之，布令而必行之，则群臣百吏莫敢不悉心从己令矣。……故政令必行，宪禁必从，而国不治者，未尝有也”。（《衰制》）总之，法令刑罚是维护封建君主制的重要支柱。王的上述观点皆可在《商君书》、《管子》、《韩非子》等著作中找到渊源。
何以以法治国，王符讲的是君主“明操法术，自握权柄”。这种观点和先秦法家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但还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即贵势而不尚独断，尚法而不崇尊严，任术而不贵阴谋。他认为，“所谓术者，使下不得欺也；所谓权者，使势不得乱也。术诚明，则虽万里之外，幽冥之内，不得不求效；权诚用，则远近亲疏，贵贱贤愚，无不归心矣。”（《明忠》）可见法治的核心是要把法、术、权(即势)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使之互相制约，互为补充。总之，王符十分看重君主在法治中的作用。如君主能经常颁布法律并检查执行情况，使命令得到贯彻执行，群臣官吏就不敢不尽心服从君主指示了。君主的指示无人违犯，法律能顺利施行，国家就没有治理不好的。而只有推行法治，才能避免法轻君卑的现象发生，才能真正做到法重君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