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子对司马迁在李陵这个原则问题上文过饰非的春秋笔法亦不满意，他写道：

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如谓其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衒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关羽之复归于昭烈，幸也；假令白马之战，不敌颜良而死，则终为反面事仇之匹夫，而又奚辞焉？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愧苏武而为之辞也。其背道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1]

诚哉斯言！

船山先生的文字刚刚经过明朝刚刚亡国的泪洗，因此对文人的“名士”作派极度憎恨，往往一针见血，不作虚与委蛇的虚论。但他说 “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的评语似不确。“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写史确实没有“挟私”,只不过是司马迁的“士大夫”格局与李陵趣味相合。李陵身上的那“高干子弟”中普遍存的“少帅”和“奇士”和喜欢剑走偏锋的“少帅”作派，在司马迁这里得到深切的呼应。他写道：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沬自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2]

司马迁此时虽受腐刑，但还津津于“奇士”“国士”“名将”，而整个《报任安书》絮絮叨叨怨妇一般就说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格局显然不大。事实上，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说他“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时，李陵已经变节。并在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陵率领匈奴军“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可能是事实最终教育了司马迁，以至他在正史中不再为李陵说话了。

格局即结局！今反观武帝时的那段历史，可以看到司马迁与汉武帝刘彻的格局确实不是一个高度，但不管怎么说，司马迁在他的格局中已做到极致，在政治上他不是伟人，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基本面上仍不失为让后辈尤其是作者我高山仰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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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通鉴论》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3～84页。

[2]载阙勋吾、许凌云、张孝美等译注《古文观止》（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6～337页。

[3]“御史大夫军至追邪径，无所见，还。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 《汉书》卷五十四《列传第二十四•李陵》，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汉书》，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9～1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