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LTERNATIVES TO ECONOMIC BLOBALIZATION》一书

   GDP（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采用，这时它取代了此前使用的GNP（国内生产总值）。我们稍后在本节里回头讨论这一重要区别。

    这两个衡量指针都根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美国的经济学家们试图找到一种方式来衡量这个国家的生产能力以什么样的速度增长，以满足战时生产的需要。在当时出于那样的目的它是一个有用的衡量指针，但继续采用它却导致了扭曲的分析和结论，从而加剧了本章前几部分中描述的问题。

    GDP衡量社会表现依据的是单一的经济标准，所有经济生产的总和的市场价值——也就是说，资源转化为商品并售出的速度，进入这个过程的活动，以及正式的经济中所有其它的我们为之付款的服务和活动。其假设是：随着GDP的增加，社会会更为富裕：GDP的增长会带来进步和国家富强。竞选公职的政治家承诺增加GDP，而大部分的国内和国际机构用它来作为它们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

    但是，很悲哀的是，这个体系是有缺陷的，因为它衡量的是错误的东西，而没有衡量它应该衡量的。对森林的彻底砍伐、对山顶的掠夺式开采、建设有毒的倾倒场所：所有这些都在GDP中表现为具有正面意义的产值。而军事设施和军事活动的扩张、监狱的建造、战争、犯罪（以及为防止犯罪所动用的资源）以及自然灾难后的重建也是如此。

    商品在海洋上长距离的运输被视为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增加了许多层的经济活动，从生产到港口，从装船到发货。本地生产用于本地消费，由于涉及到的运输较少（以及较少的环境影响），被看作创造了较少的价值，因为它对GDP的贡献不是那么大。

    无人为之付款的家庭劳动，对病人和老年人的照顾，社区内用于自给自足的粮食种植——通常都是由妇女所从事的活动——对GDP没有贡献，因为极少有货币换手，所以就不把它们统计在内了。同样，当任何人决定把土地、森林或其它原始地区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时，情况也是如此。它并不作为一项积极的行动显示出来。夷平森林或在那片土地上开采铜矿或把它转变为机械化农业或住宅开发，这会增加GDP。

    就像David Korten喜欢指出的那样，用GDP做经济或社会健康程度的标准，“不比把一个人腰围的快速增加作为个人健康改善的指针更有道理。对社会的经济活动的优先次序应用这样一个标准，已经造成了经济活动的优先次序和资源配置的巨大扭曲，这把这个世界带向了社会和环境的崩溃。”

    在《需要有衡量进步的新标准》一文中（这篇文章收入了Jerry Mander和Edward Goldsmith主编的《反对全球经济的事实》一书中），两位作者Clifford Cobb和Ted Halstead（当时是“重新定义进步”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是使用GDP作为衡量标准的一个主要批评者）指出：“GDP是常规经济学的世界观在统计上的沉淀。基本上，它假设生产出来的每一样东西依照定义都是好的。它是一张没有成本栏的资产负债表；它不区分成本和收益、建设性和破坏性的活动，也不区分可持续和不可持续的活动。它是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的计算器。它把市场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当成是对人性的增进，同时却对发生在货币化交换领域之外的任何事情都视而不见，无论这件事对人类福祉是多么的重要。”两位作者总结说：“如果说不这样做，经济学家一般都说，就是做‘价值判断’。但拒绝做出这样的判断，这本身也是一种判断。”

把消极面考虑进来的重要性

    GDP不仅排除了有益的非货币化的经济活动，而且能方便地（对公司而言）在增长中省去了某些当下和未来的活动对社会造成的实际成本。最令人震惊的是GDP没有统计自然资本——表层土壤、矿物、森林、河流、海洋中的生命以及大气——的消耗，而这些自然资本的减少会耗尽任何社会的未来。马里兰大学的Herman Daly，前世界银行的一位官员，曾哀叹GDP的这一疏忽，并指出自然资本是世界上所有真实财富的基础。

    Cobb和Halstead对此表示同意：“当一家木材公司砍伐一片古老的红杉林时，GDP增加了林木的市值那么多。但它没有考虑进去损失树林所涉及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成本。”GDP实际上把资源的过度利用当作收入而不是消耗，这样就造成了在判断任何经济体长期的健康状况时令人瞠目结舌的扭曲。

    类似的，粮食种植从小规模、本地化、使用有机肥的体系转变为产业化的农业，增加了杀虫剂和化石燃料的使用以及对长距离运输的需要。所有这些都是GDP的正面指针。但它们都有严重的健康影响，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疾病。但令人诧异的是，对健康的这些影响也作为正面因素出现在GDP中，因为它们增加了医生的收费、医院的服务、救护车、医疗器械、药品等等。（杀虫剂和石油的使用所造成的脏乱要求昂贵的清洗作业，但这些对GDP也是有利的。）所以，从GDP的观点来看，公众健康问题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

    特别是在高收入的国家中，经济增长（GDP的增加）的相当一部分源于销售诸如瓶装水之类的东西，它实际上是对水供应的纯净度和安全的下降所做出的响应。另一个例子是对保安系统的需要的增加，这也是为了补偿社会中另一个负面的趋势。

    在GDP会计学这个荒谬的世界里，甚至是坚实而稳固的家庭生活对经济也一无贡献，反而是离婚会产生律师费，而且可能意味着至少会增加一个需要购买家具和配备各种商品的新家庭——这对GDP是个正项。生下自己的孩子的女人对GDP没有贡献，但如果她雇用一个替身为她生孩子，这笔费用计入GDP——同样还有向律师、医生和其它中间人支付的佣金和费用。留在家里照顾他或她自己的孩子的父母对GDP没有贡献。出去工作支付日托的父母增加了GDP。太过平常的是，GDP的增长实际上衡量的是社会或环境的恶化而不是进步。

    还有无数的例子，其中采矿公司从土著居民的土地上开采黄金和其它矿藏，所使用的方法毁坏了表层土壤，毒害了当地的水源，向河床倾倒了大堆大堆的固体废物。人力和自然方面的损失可能是非常巨大的，而当地人的生计来源可能毁坏得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但GDP帐户仅仅记录下了矿石销售的收入和开采矿石的成本。

    军事活动提供了最好的例子。军事设施、人员工资和大学里对武器系统的研究的所有增加都加进了GDP之中，尽管可以肯定它们还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感。一旦这些设施实际用于战争中，巨大的破坏就会出现，这需要随后的重新发展和重建——又是GDP的另一个正项，虽然这些行为的整个循环自始至终都是负面的。对因这些行为而致的死亡、破坏和污染根本就不加衡量。这样，一个进入备战状态的国家由此可能看起来在经济上更为健康，接受到更多的投资和其它经济利益。

GDP统计不利第三世界和穷人

    编制GDP指数的目的，是为了有助于衡量不同年份的经济增长，而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增长是改善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和民众的生活的关键。我们认为这个假设是错误的，是引人入歧途的。GDP视之为正项的生态退化对穷人影响是毁灭性的，因为它减少了穷人赖以生存的资源——森林、土地、水源和生态多样性，降低了他们自足生活的能力，而且增加了他们的贫困。不管怎么说，GDP对从增长中谁会获益不置一词，而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对于实际上会帮助穷人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基本的食品、医疗服务、水、住宅、教育、工作培训等等，以及为富人而生产更多的奢侈品——高档的食品、宾馆、高尔夫球道，GDP不做区别。这是GDP作为社会业绩的一个指针毫无用处的另一个表现。在经济快速扩展时期，太过常见的是通过掠夺穷人GDP实际上增加了，因为这样的增长常常源自生产性资源从社会的弱势群体系统地转移到有钱有势的人那里。这是低收入国家今天普遍的体验，在这些国家里，许多的开发项目——通常都由世界银行和其地区性姊妹开发银行的贷款所融资——都涉及到征用穷人赖以维持生计的土地，并将其转而用于水坝、旅游景点、产业化农业和林业地产、住宅开发等等，它们的目的是让那些已经比被迁置者更富裕的人获益。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对生产性资产的控制整合到有产阶级的手中，而工资则被压低了，因为在被迁置者中工薪者的人数增加了。按照经济增长和GDP指数的逻辑，所有这一切都要算作是进步。

    数字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全球化国际论坛近期的一份题为《全球化帮助了穷人吗？》的报告中，引自经济学家、研究人员、学者和记者的一百多条引文显示，在世界上经济增长最为加速发展的30年时间里（从1960年到1990年），一国之内和各国之间穷人和富人的差距极大的增加了（参看第三章中的第七方框。）许多这些资料实际上来源于通过全球化推动快速经济增长的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甚至是中央情报局。

    GDP的衡量指针对于世界的南方还有另外一个直接的负面影响。那里的大量生产活动都是出现在非正规部门——社区和家庭之间的合作和交换——以及生存性农业中。这些都不出现在国民帐户上。这些活动隐匿不见的净效果是为开发机构打开了方便之门，它们可以要求采取更为“生产性”的经济方式，如对资本密集的基础设施、产业化农业、高技术装配业务等等增加外国投资。所有这些都可以形成GDP意义上更好的数字，而且增加进步的幻象，但它们直接破坏了传统的经济、文化和自力更生的体系。对地方活动的某种小规模的经济支持不会让世界银行的发展数字显得那么地光彩夺目，但是却对当地民众要有利得多。

    最后，我们要提到甚至更为隐蔽但却是阴险的对衡量标准的操纵，这发生在1980年代的中期，那时官方的衡量体系从国民生产总值（GNP）转成了GDP。按Clifford Cobb和Ted Halstead的说法，这一转变造成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它夸大了跨国公司的贡献。在老的GNP之下，跨国公司的利润归属于公司所在的国家。如果固特异在印度尼西亚拥有一家工厂，那里产生的利润会包括在美国的GNP数字中。但现在，在GDP下面，利润包括在了印尼的数字之中，尽管利润要回到美国来。”

    这一战略上的转变使得南方国家的财富看起来在增长，而实际上跨国公司为它们北方国家投资者的利益而带走了这些利润。南方国家一无所获。依Cobb和Halstead的说法：“突然，跨国公司成了没由头的恩赐……它在更大程度上掩盖了全球化的社会和生态成本。”

衡量什么是重要的

   最近，有使用像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东京证券交易所指数这样的指数的趋势；在有些地方，它们正在替代GDP成为最受关注的经济指针。有些国家的电视台和电台每小时发布市场波动报告，伴随着大量的评论。但是，股票价格是比GDP更没有意义的人类富裕程度的指针。世界人口中只有极小一部分拥有股票（尽管在美国大约有一半人这样），而且由于1990年代后期股市泡沫随着公司丑闻不断地被揭露出来而破裂，股票价格和实质价值几乎没有了联系。股价的提高，增加了那些持有股票的人相对于那些不持有股票的人的金融力量，但如果没有生产能力的相应增加的话，这对社会主要是负面的——这是不断增加的不公正的源泉之一。

    但我们也看到了非常有希望的新努力的迸现，开发出新的更好的指针体系，去更为准确地衡量那些重要的事情。通过联系加拿大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所、环境加拿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或者重新定义发展（美国）这样一些机构，读者可以了解其中一些的更多细节。这些机构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部门一道，提供了部分这些指针建议的详细清单.（参看http://iisdl.iisd.ca/measure/comp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