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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宏:西方人穷到住不起房—— 西方人究竟有多穷之二 
作者:[李建宏] 来源:[作者惠赐] 2020-09-22


住房问题是当今西方人面临的又一大难题。低工资和高房价的结合,让绝大多数西方人望房兴叹,少有不被其困扰者。2017年6月1日至19日,加拿大爱寇斯研究院(EKOS Research)对随机挑选的5,658名加拿大人进行的电话调查发现,约50%的低收入或工人阶层受访者认为,当地的住房成本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财力;38% 和 37%自认是中、上阶层的受访者对此也有同感。在房市最火爆的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地区,只有 6%和 2%的受访者表示住房是可以负担的。爱寇斯研究院总裁格雷夫(Frank Graves)对CBC说:“这是一个令人非常不安的调查结果,在加拿大的某些地区,无论是地理上还是在社会上,都已经达到危机的水平。”

在高得惊人的房价面前,很多西方人断然放弃了买房置业的美梦。2019年1月,加拿大《麦克林》杂志发文指出,自2015年以来,加拿大全国房价平均增长率为15%,一些热点地区的增长率竟高达30%-40%。失业者、低收入者、老年人、年轻人、土著人、残疾人、新移民和单亲家庭等弱势群体首当其冲,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根据2018年4月Angus Reid-CIBC的民意调查,和1981年时的同年龄组相比,千禧世代的住房拥有率要低很多。65%的千禧世代或者租房,或者仍然住在父母家里,这些人中40%的人认为买房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我周围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中,独立拥有自己住房的人可谓少之又少。大多数人都在高房价面前感到力不从心,因而打起了退堂鼓。即使是执意要买房的人,也很是勉为其难,不得不通过招租的办法,用以补贴房贷。从前,房东大多是把多余的一套房子出租,找寻租客同住的多为新移民。西方中产阶级特别是白人,除非有极其特殊的原因,否则是绝对不肯把自住房租出去的。即使必须出租,一般也是只租地下室。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我认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荷兰裔加拿大人,在当地政府作主管,工资不菲,去年刚刚买了一处旧房子。为了尽快偿还房屋贷款,他决定自己住到地下室去,把楼上的房子出租。我的两个邻居做得更加离谱,其中一个小时候和父母一起从波兰移民加拿大。大约十年前,她花了近二十万加币购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老公寓。虽然她的工资高达一小时三十块钱,还是找了一个房客帮助分担房贷。尽管如此,应付起昂贵的房贷、物业费、保险费、维修费和房产税来,仍然感觉很吃力,最后只得把房子一卖了之。接手的是一个白人模样却有着犹太名字的加拿大人及其未婚妻,他们竟然也找了一个房客。具体原因虽然不明,但是,对于高度注重个人隐私的西方人来讲,若不是有着万不得已的苦衷,一定是不会接受这样的住宿安排的。

更多的实在买不起房的人,只好租房来住。然而,随着房价、利率和房产税的一路升高以及租房人数的不断增长,房租也跟着水涨船高。在我居住的城市,一套很普通的一室一厅的旧公寓,月租金就要一千加币左右,这是中低收入阶层很难承受的价位。房子稍微新一点、或者装修和地理位置稍微好一点的,就更贵了。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大都市的房租更是贵得不得了。2017年夏,我曾到加拿大共产党员凯拉同志家做客。她在多伦多一个看起来很陈旧破落的社区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月租金竟高达两千元。而加拿大普通工薪阶层的月薪,也不过就是区区二三千元而已。置身在她那年久失修、破败不堪而又狭小阴暗的公寓里,我感到精神上备受压抑。

很多低收入租不起房的人,只得求助于政府和一些社会公益机构所开启的廉租房和房租补贴项目。由于社会需求量过大,这些项目供不应求,申请人常常要在候补名单上等候多年,所以远水解不了近渴。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债台高筑的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消减福利措施,需要等候的时间也就一延再延。人们只得想方设法自寻出路,于是合租方式应运而生。两三个人合租一套公寓,或者五六个人,甚至七八个人合租一套房子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时髦。从前接受这种居住安排的多为青年学生和新移民,现在很多低收入的当地成年人也不得不寻找合租伙伴。几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住在一起本来就不容易,对于崇尚个人自由的西方人更是一个相当巨大的挑战。这种西方式合租,像极了曾在中国盛行一时的集体宿舍或几家人一起合住的“团结户”。恍惚之间,竟令我产生了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

在高房租的压力下,“以性代租”的方式悄然进入人们的视野。西方国家的租房市场上,充斥着男性房东公开寻找年轻性感女房客的广告,并承诺可以为其减免租金。作为交换条件,房客必须给与“替代支付”,而所谓“替代支付”就是性服务。为了觅得一小块昂贵的容身之地,一些年轻女性不惜出卖肉体。如今,这种以“性租金”为名的变相“性产业”已风魔整个西方世界。2018年,《泰晤士报》、《每日邮报》以及BBC等多家媒体相继披露,在过去5年内,至少有25万名英国女性为了减免房租和房东发生了性关系。

还有一些连合租也负担不起的穷光蛋,就只得另打主意,于是西方的很多城市中冒出了一个个帐篷城(tent city)。它们大小不同、规模不等、形态各异。有的是正规的帐篷,也有的则是用木材、树枝、纸板、废旧轮胎和金属,或者其他一切能找到的材料搭建而成,内部只能容纳最基本的生活必备品。因为当前美国人大规模丧失住房的现象始于里根执政时期,所以有人将这类住处戏称为里根村(Reaganville)。这一名称系从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的贫民窟胡佛村(Hooverville)而来,当时流行的权宜用品还包括“胡佛毯”(保暖用的旧报纸)、“胡佛旗”(把空口袋内外翻转)、“胡佛革”(鞋底烂穿时用于修复的纸板)和“胡佛马车”(因买不起燃料而由马拉动的汽车)。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未来出现以现任总统特朗普或者未来某位总统的名字命名的“特朗普村”或“XX城”等,只不过就是时间问题而已。

如今,西方国家各大城市的帐篷城已初具规模。这些地方不仅肮脏已极,而且治安状况极差,很多甚至成为法外之地。在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的市中心,曾经巍然屹立着一座由几百名流浪汉组成的帐篷城。该城长期处于政府的有效管辖范围之外,就连警察也不轻易介入。因此,城中居民宣布实行自治,一名长期居留于此的男性被委任为市长之要职,号称Mayor(市长) Karl Schmidt,该城后被政府强行关闭。然而,随着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今日的多伦多依然帐篷林立,所谓的帐篷城“自治区”飞速崛起。有西方媒体戏称,它们堪与美国西雅图的“国会山自治区”(Capitol Hill Autonomous Zone )相媲美。

如果连帐篷城也住不起,那就只好浪迹街头了,正可谓贫者无立锥之地。西方国家的城市里,历来都有大批流浪汉的存在。这些人居无定所,白天无所事事,在城市各处游荡。夜晚则随便找个可以栖身的地方睡下,或在桥底、或在树旁、或在汽车里、或在商场中、或在停车场、或者干脆就在露天随地倒下。由于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无法定期洗漱沐浴,他们往往衣衫褴褛,所到之处臭气熏天,属于酗酒、吸毒、强奸、抢劫、斗殴和谋杀等犯罪案件高发的群体。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无家可归者的数目不断递增,流浪人员收容所人满为患、应接不暇。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也证实这种说法绝非不实之辞,同时还提供了更加精确的数字。2017年,整个美国每夜有553,742名无家可归者。2018年,欧洲无家可归者国家组织 (Feantsa) 和法国Abbe Pierre 基金会联合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出现了无家可归者大幅度增加的情况,并特别点名批评了伦敦、巴黎、都柏林、维也纳、雅典、华沙和巴塞罗那等欧洲名城恶劣的住房状况。自2010年以来,英国首都伦敦的无固定居所的家庭数量增加了50%。自2009年以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青少年无家可归者增加了75%。在希腊首都雅典,每七十人中就有一个无家可归者,其中大多数人是在2011年以后丧失家园的。

我居住的地区本是当地一个比较好的社区,但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流浪汉出没。大约自2010年以来,我公寓后门的屋檐下就多了一个青年男子的身影,后来我发现他竟然在此安营扎寨。从此,恶臭发霉的衣物被褥和残羹剩饭,让我对此地退避三舍。一次,我终于鼓起勇气与他交谈,才知道他叫约书亚,是个地地道道的印第安人。我问他为什么不去流浪汉收容所,他说因为曾和人打架被禁止入内。实在没有地方住了,才在这里躲避风寒。但是,其他的邻居却没有我这般好心,他们见到他就报警。在和警察周旋了好几年之后,他才终于从这块风水宝地销声匿迹。还有一次,我去公寓内的公共洗衣房洗衣服。一进门却发现地上躺着一个肮脏的大活人,我吓得惊叫了起来。他听到我的叫喊,二话不说就从地上爬起来,一阵风般地迅即离去,只剩下我目瞪口呆的站在原地无所适从。

2017年圣诞节期间,我去温哥华访友。为了向我说明该市的贫困问题有多么严重,加拿大共产党员道格拉斯同志特意带我到大街上去看望流浪汉。在温哥华中心地带富丽堂皇的大街上,每走几步就可以见到三三两两沿街乞讨的流浪者。这些人年龄、性别、种族各不相同,但都神情沮丧、双目无神,看似心灰意冷、了无生趣。有的愁眉苦脸地在道路两边不停地来回走动,主动向过往行人讨要财物;有的则有气无力地窝陷在轮椅中,时不时地晃动着手中的破帽子,显然是希望好心人可以向里面投放几颗小小的硬币;也有的无精打采地站立在墙角边一声不吭,独自默默承受着这个嫌贫爱富的世界射向他们的鄙夷的利剑;还有的旁若无人地疯狂哀嚎,尽情发泄着对这个悲惨世界的种种不满;更有的酩酊大醉,在酒精或毒品的刺激下,或者摇摇晃晃地不知所终,或者干脆如烂泥般瘫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其惨状令人不忍卒睹。事后,加共的几个同志告诉我,在流浪汉云集的East Hastings Street,境况更加惨不忍睹。

我在七十年代初期尚很穷困的山东农村长大,对贫穷的滋味至今记忆犹新,但仍被眼前这印入眼帘的人间惨景所震惊。特别是和周遭豪华靓丽的高楼大厦交相呼应,更是让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涌动出一股无以言表的心酸和不平之感。然而,行色匆匆的人流若无其事地从流浪汉们身边经过,对他们触目惊心的苦痛完全是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这座举世闻名的现代化大都市以至整个西方社会,早已理所当然地将他们的存在视为资本主义现存秩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的痛苦与绝望非但引不起世人丝毫的同情与怜悯,惹来的反倒是憎恶与恐惧的目光。而西方主导的某些国际机构竟一再将温哥华列为全球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显然并没有将他们的生存状况考虑在内。

我在加共中央党校参加培训期间,曾经向温哥华所在的卑诗省党委书记乔治同志提出建议,问他是否可以考虑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接待中共党员来此类地方参观访问。迄今为止,中国政府组织的参观团和考察团,专注的都是西方光鲜亮丽的一面,其丑陋肮脏的另一面却被严重忽视。我期望中国同志能够深入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与西方底层百姓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我想此情此景一定会激起他们的千情万绪,或许会帮助他们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那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说不定这不失为一个加强党员干部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教育的好方法?!

(作者简介:李建宏,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现旅居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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