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西方国家，普通民众的养老问题已经成为整个社会必须面对的异常严峻的挑战。据2017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所提供的数据，欧洲拥有全世界比例最高的老龄人口，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25%，2050年这一数字将提高到35%，2100年将进一步增长至36%。北美的老龄人口比例虽稍逊一筹，但也将从2017年的22%升高到2050年的28%。这一严重的老龄化趋势本已累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养活如此庞大的老龄群体，更是愈益成为西方国家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 在尽显龙钟之态的西方国家，一方面整个社会经济收入不断减少，另一方面需要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却连年上升。因此，西方各国的退休基金都存在巨大的财政缺口，很可能在短期内消耗殆尽。美国政府问责局（GAO）所公布的2016年退休储蓄报告显示，55岁及以上的退休美国人中，近半数的人（48%）养老金存款账户余额为零。美国财政部发布的《2019年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受托人报告》显示，社会保障计划内的合并信托基金将于2035年耗尽，届时社保计划将无法按期支付全部福利。从那时起直到2093年，该项目将只能兑现3/4的承诺福利。其它西方国家，也各有难处。2017年10月3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披露，47%的爱尔兰人没有退休金，而在有退休金的人中，高达80%的人认为他们到退休时将领不到足够的金额。英国的退休基金则存在4万亿美元的亏空，而且预计会以每年4%的幅度递增，到2050年将达到33万亿美元。因为英国全国的GDP只有3万亿美元，所以这意味着退休金亏空已经远远超过了该国的经济总量。即使是在最乐观的预测下，情况也将向着越来越严重的方向发展。法国、比利时、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等国，也存在类似问题。文章还悲观地认为，该问题的解决，远非西方政治家的能力所及。 西方国家的养老金制度非常复杂，但主要由以下三大体系组成：一是由联邦政府主导的、强制所有在职员工参加的社会养老保险，按照收入水平从工资单上自动扣除，同时要求雇主也必须缴纳一定的数额。美国社保退休福利（Social Security Retirement Benefits）和加拿大退休金计划(Canada Pension Plan)等，就属于此类。二是由雇主主导的，由单位和雇员共同出资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私人公司的401K计划。各级政府的公务人员退休金计划，也可以归入此类。三是由个人自愿参加的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如美国的个人退休账户（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和加拿大的注册退休储蓄计划(Registered Retirement Savings Plan)等。 然而，这些名目繁多的养老金，实则很难满足国民的基本养老需要。首先，政府的养老金乃是根据当事人退休前的实际工作年限和工资数额而定。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阴晴无定以及缺乏劳动就业保障，绝大人多数人的一生中都难免会有或多或少的失业时间，因而无法领到全额退休金。以加拿大退休金为例，2020年的最高领取额度为$1,175.83/月。但是因为极少有人能够干满四十年工龄，所以有资格领到全额退休金的为数甚少。特别是第一代移民，更是很难满足所要求的最高数额条件。所以，加拿大人平均每月实际领取到的退休金仅为696.56加元。第二类由雇主管理的退休金，实际上是属于单位为在职员工提供的一种福利。一般来说，只有政府、大学和大企业的员工才有资格参加，其它人等均无缘享用。为了节省成本，愿意出资为职工办理养老金计划的单位越来越少，投入的金额越来越微薄。而且，雇主退休金多为固定缴款计划（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极少有固定收益计划（defined benefit plan），退休后究竟能拿到多少根本无从得知。至于个人退休储蓄计划，则完全视自身经济收入和个人情况而定，属于个体纯商业投资行为，风险性极高，投入与收益均与国家和社会无涉。而且，入不敷出的中低收入者根本没有余钱参与其中。因此，绝大多数加拿大人能够领到的退休金，也不过就是六百多块钱而已，连交房租的钱都不够。 那些生活无以为继的老人，也就只得求助于政府的福利救济了。例如在加拿大，政府福利部门还负责运行几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福利项目，用于帮助中低收入的老年人，其中包括中国移民称为老年金的Old Age Security。老年金系根据个人收入和在加拿大的实际居住年限而定，目前可以领取的最高额度为$613.53/月。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加拿大数量庞大的移民群体，由于在加拿大居住年限较短，基本上无人能够拿到这个数目。那些在国外学习、工作和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加拿大人，也同样丧失了领取全额老年金的资格。也就是说，即使是在相对比较理想的情况下，人们最终到手的退休金（CPP）+老年金（OAS)总数也就是在一千二百到一千七百块加币之间，很多人甚至还拿不到这个数。对于那些年收入不足$18,600的老人，政府每月定期向其发放一种叫做保证收入补助(Guaranteed Income Supplement)的社会福利。如果配偶的退休金达到一定数目，老年金和保证收入补助的金额也将随之消减。说得更清楚明白一些，在以高福利著称的加拿大，除非是那些夫妻双方都在大学、大公司或政府部门工作过至少二十年左右的极少数幸运者，绝大多数人的养老金也不过就是这区区一千五百块钱了。 有些不了解西方国情的中国人可能会觉得这些钱也不少了，如果一人一千五，夫妻二人就是一个月三千块钱，子女再补贴一点，不是生活得很滋润吗？但是，西方国家没有子女赡养父母的文化，也没有赡养父母的法律义务。再者，在低结婚率和高离婚率的西方社会，能够夫妻二人白头偕老共度晚年的，那还真不是一般的幸运。对于大量从未结过婚、中途离异或晚年丧偶的老年人来说，在物价极其高昂的加拿大，这点钱很难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他们在本就孤苦无助的日常生活中，还要独自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毫无任何生活质量可言。 由于政府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手段推动经济发展，通货膨胀疯狂地蚕食着老人们仅有的一点财产。加之养老金的上涨幅度远远落后于通货膨胀，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大幅度缩水，单身、离异或丧偶老人的日子不是一般的艰难。为了弥补退休金的不足，很多人退而不休，或选择其它办法补贴家用。有一个以前一起工作过的女同事，是个土生土长的加拿大白人，从未结过婚。从大学毕业起，就在加拿大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三四十年，也是靠着这一个月一千五百块钱左右的退休收入艰难度日。无奈之下她不得不重返职场，到一个零售店当起了店员，否则连账单都付不起。我在“西方人穷到吃不上饭”那一部分中提到的那个南斯拉夫人的退休生活更为窘迫。他欢欢喜喜地退休之后，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窘境。由于移民加拿大时年龄已经比较大了，他的房贷至今尚未付清。一个月一千五百块钱的退休金根本不足以支付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开支。逼得他不得不另辟财路，靠着在脸书上倒卖旧家具，方可勉强应付生活开销。这个年近七十岁的老人，整日起早贪黑地为生活劳苦奔波，根本无暇安享晚年。还有一位来自智利的移民（我在《灾难正在悄悄逼近海外华人》中提到过他），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在加拿大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三四十年，目前也是度日为艰、老无所依，不得不靠变卖家具维生。他那曾经装满了漂亮家具的客厅和餐室，如今已空空如也、面目皆非。他经常向我抱怨他捉襟见肘的退休生活，并且警告我说，如果我继续留在加拿大，等待我的将是更加悲惨的晚年。他总是极力鼓动我想方设法尽早离开加拿大，在他看来这是脱离苦海的唯一出路。 其它西方国家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养老成了整个西方世界难以应对的一大难题。不久前，ING国际储蓄调查 2019在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行了一项调研。在调查了14,695人之后发现，大多数人担心没有足够的钱退休。在被调查者中，四分之一的人没有任何储蓄，几乎不可能存储退休金。一半以上的欧洲人表示，他们在退休之后仍将继续工作。在最悲观的西班牙和法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没有足够的钱退休。即使是在美国，也有三分之二的人担心没有足够的钱退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老年人在退休后被迫继续工作的人数和比例都越来越高。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在1977年至2007年之间，65岁以上的劳工增长了101%。其中，65岁以上的男劳力增长了75%，女劳力增长了147%，76岁以上的劳动力增长了172%。 西方国家的退休年龄大都定在65岁以上，而且毫不考虑性别差异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对于很多人来讲，能够熬到退休年龄已是万幸，谁知退休后还要继续拼搏，实在是太不人道了。众所周知，人到老年之后，往往体力不佳，精神不振，且多患有这样那样的疾病。西方老人以年老体弱之躯，在本应颐养天年的年纪，却还要继续奋战职场，与年轻人一较高下，实乃不得已之举。如果哪一天他们真的到了实在无法工作的时候，又有谁来养活他们呢？根据西方国家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西方老年人的前景的确不容乐观。正如彭博社在2019年2月19日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在政府消减福利、低利率以及微弱的市场回报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未来退休者的境遇完全有可能比当前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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