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财富生产的三要素，我们不妨从《大学》中选取下面一段：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这一原则本来应用于君主：如果一个君主拥有美德，就能统治人民，拥有土地，积累财富，（在这儿意味着资本），就会有许多东西可以享用。但这一原则也可以普遍地用于所有人。以商人为例。他必须首先拥有某种广义的德行，或曰长处，无论是体力上的、还是在智力上的、或是道德上的。如果竞争是完全自由的，他将获得与自己的长处成正比的财富。一个人如果一无长处，或者，由于某种原因不能显示出他的长处（例如有工作能力，却什么都不干），他将自外于人，不能靠自己获得任何财富。社会中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也不能长存。

游手好闲之人、寄生虫和小偷，尽管他们是坏人，但他们仍然具有某种可以取得财富的德行。因此，德行是根本，财富仅是它的结果。

于是，按照《大学》所言，生产的要素有三：第一是有某种德行的人，二是土地，三是资本。三个要素均属于生产的范畴。然后“使用”一词出现了，消费就跟着开始了。

将生产要素分为三部分是一个普遍的经济原则，它甚至能应用到原始生活中的单个人身上。首先，他自己必须是一个人；第二，他必须生活在某块土地上，利用土地捕鱼或打猎；第三，他必须有某种资本才能进行渔猎。在原始生活中，资本一定从属于土地，因为他可以没有资本而营生，但没有土地却完全不能生活。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土地仅是资本的一部分。一个人可以有许多其他生产资料而不必拥有土地。因此，社会生活中只有两个要素：人和生产资料。但在孔子时代则不是这样。在井田制下每个人都接受一份土地，否则他就没有或极少生产资料。因此土地是一个独立的要素，在所有生产资料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而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和人造商品的区别非常突出，因为土地不是人工制造的，也不会败坏。《大学》将这三个要素分开来阐述是正确的。

将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经济体，这一原则仍较为正确。国家财富的第一要素是人，第二是土地，第三是资本。不被占有的土地不能形成一个国家，除非它属于人。那些仅有可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人们也不能形成国家，除非他们拥有一些土地。可以存在这样的人们，他们有人力、有土地、有资本，却没有国家；但没有这样的国家，它既没有人、也没有土地、也没有资本。

按照《大学》中的的顺序我们将首先讨论人，然后是自然。换言之，我们将人置于土地之先。的确，土地不是人造的，甚至先于人类而存在。不过同样确实的是，土地之所以对人有用只是因为人参与了大地的生命，否则，这个世界只是一片荒野。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人文科学。我们应首先关注人。而且，因为人类的力量已经得到了发展，自然受着人类的摆布。所有的自然力只是像机器一样，帮助生产财富，而自然界的真正主宰是人类。因为上述理由，我们在讨论土地之前先讨论人。

这一先后次序对中国人产生了特殊的经济上的影响。中国为什么人口这样多？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拥有超出其养育能力的那么多孩子？为什么中国学者从不考虑如限制人口这样的理论？这是因为《大学》中说人是生产的第一要素。按照这一原则，土地和资本都后于人。所有中国人都熟知这一原则，他们有谚语说：“钱是人挣的。”问侯的时候，第一个半句是“添丁”，第二个半句是“积财”。新年来到时，人们写的、说的都是“人财两旺。”一个家庭、一个社区，或整个国家如果人口增加了他们特别高兴，不仅因为更加热闹，也为了经济生产，因为他们认为人是主要生产要素。这无疑是由于《大学》的思想影响。

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 - 1897，美国经济学家、現代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人物）说：“不是食物增长导致人口增长，而是人口的增长导致食物的增长。有更多的食物，只是因为有更多的人。”【1】这在中国是常识。《大学》将人置于土地和资本之前，正是基于同样的理论。

杜佑（卒于1363 A.K. 或812 A.D.）在其《通典》的第一部分，即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述一开始，也列出这三个生产要素，他说：

“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 有其谷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谓之治政。”【2】

他的论述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的，但这三样东西是所有经济生活所共有的。“地”和“人”不需要解释，“谷”一词是资本的主要代表，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因此，按照杜佑的观点，生产的要素也是三个——即资本、土地和人。他的顺序正好与《大学》的相反，但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为他用的是递进的顺序，而《大学》则反之。

注释：

【1】Henry George，Progress and Poverty,P.97.

【2】《通典·食货一·田制上》。

（节选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陆寿筠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