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6月4日下午，拜访好友熊敏华女士，品茗聊天，论及中国文化。承蒙敏华厚爱，她竟然将我的谈话录了下来，并让人整理成文字；兹稍加润色，公开发表，以求教于大方。

一、中国的内在修养与印欧文明的修道观念迥异

佛教传入是中印两大古文明的双向交流：一方面是佛教自身的演化。宋以后佛教在印度本土几尽消失，但在中国和阿富汗等地，大乘佛教不断发展，给了佛教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动力；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在吸纳佛教的时候出了很大问题。宋明理学家用佛教观念解释中国本土文化，导致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修养体系被埋没。

对于不同空间、时间的文化体系，不能轻易嫁接、互释，这会导致严重后果。《诗经》的第一篇《关雎》大家耳熟能详，“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过去百年来，学人普遍将其视为爱情诗，认为男主人公因思念女子而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这是典型的“以今释古”，不能因为今天我们都用手机，就断言孔子也用手机。读《毛诗序》就知道，这首诗是站在女性大家长的角度写的，现代基于爱情的婚姻始于18世纪后期，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数千年前都没有今天的爱情婚姻观念。

在《关雎》时代，婚姻是“合二姓之好”，古代非常重视门当户对和阶级制度，家长在安排婚姻时起主导作用。因为家长会周全考虑各种因素，在印度至今仍多有这样的传统观念。

自宋代起，佛教被用来解释中国文化的核心经典《大学》。对《大学》中提到的“格物致知”，宋明理学家借用佛教观念，将之解释成类似于佛教的“开悟”境界，这严重偏离了“格物致知”的原意。朱子《大学章句》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再比如说，佛教强调“无常”，认为一切因缘都变化无常。而中国文化则强调“常”，“不知常，妄作凶”，意指如果不了解常理常道，轻率行事就会带来凶险。这就像做生意，如果连市场行情都不懂，就很难成功。

无论做什么，都需要遵从一定的规律和法则。只有掌握了这些规律和法则，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变化，避免迷失方向。中国文化非常注重这些，这符合现代科学精神——宇宙规律是科学的基础。

《大学》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止”强调本分与职责，“静”又是什么意思呢？正如《韩非子·喻老》所言：“不离位曰静”，不离本分才是静与定，是真正的“大定大静”——“静”并非指打坐、不动，这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妙之处。

当下我们生活在一个快节奏、不确定的世界中，现实需要我们静下来，韩非子说的那个“静”，实际是佛教的最高境界。作为一个人，你该先尽到父母、儿女的责任，而不是跑到山上去，那叫“小乘”、“自了汉”。中国人讲回到红尘中去，如何在各种境界里头尽本分。不出不入，无出无入，不分出世和入世——实际上韩非子所讲的正是最高的“禅”。

许多人在光怪陆离的世界中迷失了自我，天天慌里慌张，不知道一辈子要做啥。所以你要静下来思考，先坐下来、静下来，有时间反思正确的人生道路。当然也不是坐下就不起来了——清净不是道，享福不是道，脱离人间不是道。

韩非子说的“不离位”，是修身的起点，这特别简单。《大学》说，你看鸟儿晚上还知道找个枝儿落下，人为啥不如鸟呢？鸟儿还知道在那儿停下来休息，还知道“止”。所以，它说为人父母要止于慈，对上级要敬重忠诚，要止于敬，等等。中国文化的内在修养（内圣）与印欧文明的修道观念迥异，不是远离尘嚣，进入深山老林去念经冥想。所以用佛教观念解释《大学》，肯定会驴唇不对马嘴。

二、当代中国人的世界责任和历史使命

中国文化为何能几千年生生不息？这与它重世俗的特质及其背后的世俗性知识体系有关。你看印度、埃及、巴比伦等古文明都已消逝，只有中国屹立不倒至今——我们的文字直接继承自甲骨文、金文。

100年前，孙中山先生讲为何中国没有像印度那样亡国。一是中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使得各国都想分一口，不愿让其他国家独吞，从而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独特文化。

我和石家庄学院付金财老师正在出版的《中国人的政治教科书<今文尚书>》（该书已由华龄出版2024年7月出版）告诉人们：一个政治组织怎么保持强大？其中有一篇叫《洪范》，政治组织的基本原则，“洪”就是“大”，“洪范”，就是大法——这是“中国式”“中国模式”的文化基因。

过去四五千年，历史变迁可谓沧海桑田，但中华文明的基本原则，我们的文化基因没有大的变化。《洪范》主张政治上要有个稳定的重心，现在叫党中央，党的领导。有了这个政治重心，我们就像不倒翁，不易倒掉。

而西方从未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它讲二元对立的斗争，殖民掠夺——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这样，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方这种文化基因仍未根本改变。21世纪，国际社会仍是丛林法则当道，那些弱小的族群，只有形式上的独立，没有真正的主权。前些年我去日本考察，他们的专家说日本不是真正的主权国家——事实真是这样，日本是美国的附庸国。进入21世纪，随着西太平洋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的附庸性有加深的趋势。

中国不是这样，它是超越各种族群与宗教边界的“天下”。4000多年前，中国中央政府的统治范围可能覆盖了东亚极大部分地区，当时各种鬼神、宗教太多了，怎么统一起来？靠将某个单一宗教确立为“正统”“国教”，会人为造成对立。所以我们发展出了内圣外王的“道术”，它源于上古的治国理念。“道”，说白了就是整体规律，普遍的道理！手机的强实用性对全世界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它能风行全球。我们就建立起了这样一个治国理念，叫作“道术”，它超越了不同族群和宗教，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疆域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因为它不把任何人当敌人，“王者（道）无外”！

反观西方，至今还没有显著的超越宗教的安身立命、安邦治国知识体系。宗教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其中有一个逻辑突破不了：宗教的普世性仅局限于宗教之内。你信仰一个宗教的上帝之后，大家才是平等的兄弟姐妹；如果不信仰的话，你就是异教徒，乃至成为敌人。当然基督教比犹太教更普世，基督教徒不认为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当代强调宗教宽容也有利于不同宗教和平共处，但从根本上解决和平问题还要靠中华道术及其背后的生活方式、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体系。

我们读《旧约》，会看到以色列人对异教徒实行野蛮屠杀时，并没有在道德上受到任何谴责。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神圣旨意——考虑到目前以色列人对加沙民众尽乎无差别的杀戮，上述观念需要我们特别警惕！

以邻为壑，这种西方文明形态与人类持久和平、持续发展的高尚理想背道而驰。所以，我们要大力宣传中华文化，在西方主导的文明范式之外，找到一条新路——这是所有中国人的世界责任和历史使命，值得我们奋斗终生，死而不已！

（翟玉忠，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大《六经》工程”总编辑；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天雪节气”2024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