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在谈到民主的历史时曾说：“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而在头2300多年，它一直被看作是个‘坏东西’；直到最近100来年，它才时来运转，被当作‘好东西’。”【6】

笔者要说的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民主确实是一个坏东西。

考察一下被称为古代世界民主典范的雅典吧。我们用不着搜遍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证明雅典直接民主制的不得人心，也不需成千上万遍引述伯里克利的话，说雅典人拥有一个优越的体制，不是一个由少数人统治的体制，而是一个由大多数市民共同参与的体制；大家只要读读雅典历史，任何有良知的人看到雅典人自毁长城，众多英雄贤哲惨死于民主制下都会痛心扼腕。

公元前478年，波斯战争结束。战争带来的团结也结束了，以雅典帝国为中心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中心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建立了起来。

波斯战争中的海军统帅，雅典将军特米斯托克利斯（Themistocles，公元前527-前460年)不仅是个博学的战士，更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注意到，雅典和斯巴达的冲突是战略性的，必须不断削弱伯罗奔尼撒同盟雅典帝国才有真正的安全，雅典帝国对自己同盟的控制才会持续下去。不用说，这里边有丰厚的利润。

于是特米斯托克利斯拿起了“民主”这个欧洲版的春秋大义，告诉伯罗奔尼撒半岛各城邦，如果他们实现民主政治，雅典将会全力支援他们。大约是伯罗奔尼撒同盟中“自由派知识分子”太少，总之特米斯托克利斯的号召没得到太多的同情。

糟糕的是，在国内特米斯托克利斯真的迷信起民主来，他要将在波斯战争中和自己同风雨的第四等级无产市民地位提升。这是灾难性的，保守派从来就怕真正的人民主权。

雅典政治明星、稳健保守派首领阿里斯德岱斯（Aristides，公元前530-前467年）也要让特米斯托克利斯尝尝陶片放逐的味道。公元前471年，为战后雅典复兴作了杰出贡献，并为雅典未来发展处心积虑的特米斯托克利斯被驱逐出境。这仅仅是自由派知识分子顶礼膜拜的陶片所作的坏事之一——事情还远没有结束。特米斯托克利斯在雅典无法呆下去，意味着他在希腊所有城邦都很难呆下去。由于特米斯托克利斯“破坏了和平”，在斯巴达的强烈要求下，雅典发出了对特米斯托克利斯的追捕令，这位英雄走投无路，只好逃往被自己打败的波斯；波斯王没有像美国绞死萨达姆一样杀了特米斯托克利斯，反而收留了他。有历史学家记载说，波斯王最后甚至聘请特米斯托克利斯担任向雅典海军进击的波斯海军总指挥。

这次英雄入地无门了，年迈的特米斯托克利斯在异国他乡自杀（有历史学家说他是自然死亡）。

特米斯托克利斯死后的第二年，公元前461年，年富力强的伯里克利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位富翁靠自己的钱和雅典帝国从盟国那里搜集来的钱创造了所谓的“民主黄金时代”。

如同南宋一朝，伯里克利大权在握的三十年繁荣是纸作的。公元前431年雅典与斯巴达爆发了将所有希腊城邦都卷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持续了27年，最后以雅典的失败告终。想必当时特米斯托克利斯早就被同胞忘记了，否则，公元前404年，当雅典与斯巴达订城下之盟，要雅典拆除一切防御工事，解散提洛同盟，交出舰队，放弃民主政治，服从斯巴达的统治之时，雅典市民怎会奏着音乐、载歌载舞地去屡约呢？ 

伯里克利在战争伊始就死于一场瘟疫，伯罗奔尼撒战争很快将雅典民主拖入历史学家所谓的“群愚政治时代”。雅典民主的灾难性后果显示出来，公元前406年，海军提督柯农率雅典海军在小亚细亚海岸大破斯巴达海军，他的政敌却以在暴风雨中未能挽救士兵生命为由，将六名海军将军处死。在雅典全城市民为他们人权的胜利狂热喊杀声中，只有苏格拉底一个人反对这一判决——7年之后，他就为自己的理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再说第二个古代民主样板罗马，她根本就不是民主制，也很难说是什么共和政体——尽管罗马人直到帝国时代还骄傲地称自己是共和国。

西方严肃的作家直接称之为贵族寡头政治。英国罗马史学家大卫·肖特(David Shotter)在《罗马共和的衰亡》【7】中就指出，西方古典政治家脑子里的罗马政治体制离现实较远，虽然名义上罗马统治权属于各种议会的人民，但由于经济、政治、军事和宗教各种因素，人民会听从于“较为优秀的人”，也就是贵族领袖，这些人实际上利用元老院和行政官员控制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有学者轻率地断言：罗马的视察团曾在公元前453年到公元前452年间考察了希腊，从而沾上了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吉光。历史事实是，罗马人并没有模仿雅典，原因可能是他们很快看到了雅典民主制导致的腐败和混乱。

民主发源地希腊给了民主持续的坏名声。直到19世纪初，美国人才小心翼翼地拾起民主，但还是缺乏特米斯托克利斯的勇气称之为“春秋大义”。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1796-1857年）在1847年出版的《英汉字典》中仍这样向中国人解释民主：“众人的国统，众人的治理，多人乱管，小民弄权。”这里，麦都思是诚实的。

注释（略）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修订版]，华龄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