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学中有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仁或人道，另一个是义或正义。也许十分有趣的是：按照中文词源学，“仁”从“人”，“义”从“我”。因此，仁的本义是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义的本义是“我”的一个方面。对他人我们要爱，但对自己则力求言行合乎正义，因此我们应该按照最高的道德标准严格自律，而按照人性的一般水平宽容对待他人。孔子说：“是故君子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1】对自己，孔子将道德训条置于经济生活之上，有时要杀身成仁。但对于社会整体，他将经济生活置于道德说教之上。

《论语》最好地说明了这一原则。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议论说：“‘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2】

在教化人们之前，要先使他们富起来，无论他们是多还是少，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诗经》中将下面的句子重复了三遍：“饮之食之，教之诲之。”【3】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懂得孔子对两个阶层的人提出了两个不同的原则，我们将会避免混淆——一个原则对应的是官员和士，另一个是一般的普通民众。对于上层人士，道德生活是第一位的，不过对于下层民众，经济生活是第一位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4】所谓君子和小人，他指的是社会地位。这一学说董仲舒讲得很清楚，他说：“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5】当然，这样的论述只是理论，而不是事实。然而我们必须懂得在孔子心中有两个阶层，并为他们设立了不同的原则。一方面，对于从皇帝到士的上层，他禁止他们寻求私利，他们应将自己的生活规制于道德境界之中；另一方面，他允许下层人民求利，认为他们该那么作。因此，在社会管理方面，孔子将经济生活作为优先考虑。在《大学》中孔子这样来描述一个好政府的绩效：“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我们可以肯定，在孔子的改革方案中他认识到了经济进步是第一位的。

不幸的是，因为宋代的儒家不能完整地理解孔子的学说，认为他甚至不同意言利，孔子的学说被看作对实际事务无关紧要，以致后来中国人为了不得不实施经济改革而吃了很多的苦头。他们铸成大错的原因是误解了孟子和董仲舒的论述。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6】董仲舒告诉江都王说：“夫仁人者，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7】孟子和董仲舒这两句话只是就义论义，它们自身没有什么问题，并不意味着经济问题应一概置之度外。他们有自己的著作，甚至在本文的引文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的经济学说。这里他们是在同君主和王谈，当然，孔子是禁止这样的人言利的。我们从不期待给所有的人开同一张药方，为什么要将这些论述应用于所有人呢？无论孔子、孟子、董仲舒，还是宋以前的任何一位大儒都从来没有说过普通人不应言利。还有，宋儒没有将公益与私利相区分，将两者都置之不顾。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注释：

【1】《礼记·表记第三十二》

【2】《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3】《诗经·小雅·绵蛮》

【4】《论语·里仁篇第四》

【5】《汉书·董仲舒传》

【6】《孟子·梁惠王上》

【7】《汉书·董仲舒传》

（节选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陆寿筠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