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称战国文字为“古文”，用这种文字写的《尚书》类文献就是“古文《尚书》”。还有两种书专名《古文尚书》，一是西汉孔安国整理的孔子故宅壁中藏58篇《古文尚书》，另一种是孔安国58篇《古文尚书》多出伏生所传33篇的25篇，因为过去三百年来，学人多以为这25篇是魏晋伪书，所以又称其为《古文尚书》或《伪古文尚书》，而称伏生所传为《今文尚书》。实际上，无孔安国传版本的《古文尚书》经文在晋代还由官方保存，所以魏晋人近乎没有造伪的可能性，它是到唐代才亡佚的。 1、《古文尚书》极具传奇色彩的历史
汉代距离战国不远，所以当时出了多种战国文字写成的“古文《尚书》”。 比如两汉之交，杜林就曾在甘肃一带得到漆书“古文《尚书》”一卷，这个本子由于“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所以影响较大，但并没有流传下来。《随书·经籍志》说它“唯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杜林“古文《尚书》”可能是一部折衷今古文的独特文本。
汉武帝的弟弟河间献王刘德是著名藏书家，他收集的都是“古书”，得到后就认真抄录将副本还给书主，而留下正本，又赐给人家金帛以便广泛收集。结果他收藏的书很多，几乎与朝廷一样多。这些书中除了《周礼》（即《周官》），还有“古文《尚书》”。《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河间献王德）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如果以汉朝人的观念，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尚书》类文献，也是“古文尚书”，当然今天我们没有这种观念了。
汉人所得的古文《尚书》最有名的，就是武帝末年从孔子故宅墙壁中得到的“古文《尚书》”。秦统一六国后，曾用禁止民间藏书、焚书的方法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孔子后人孔腾（还有说是孔子“末孙惠”，或是孔腾的哥哥孔鲋），就将包括《尚书》在内的先秦旧籍藏在了自家堂屋夹壁中。由于这批“古文尚书”是孔子家传，达百篇之多，很可能就是孔子亲自整理的《尚书》，所以其珍贵不言而喻。唐代学者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时指出：“《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而《汉记•尹敏传》云孔鲋所藏。二说不同，未知孰是。” 颜师古说的“《家语》云”，指《孔子家语》的“后孔安国序”所说。
“后孔安国序”作者是三国王肃将《孔子家语》公布于世前孔安国的某位后人，其对于孔壁《古文尚书》的身世记述较详细：“孔安国，字子国，孔子十二世孙也……子国少学《诗》于申公，受《尚书》于伏生，长则博览经传，问无常师，年四十为谏议大夫，迁侍中博士。天汉（公元前100年-前97年，汉武帝刘彻的第八个年号——笔者注）后，鲁恭王坏夫子故宅，得壁中《诗》《书》，悉以归子国。子国乃考论古今文字，撰众师之义，为《古文论语训》十一篇、《孝经传》二篇、《尚书传》五十八篇，皆所得壁中科斗本也。又集录《孔氏家语》为四十四篇。既成，会值巫蛊事，寝不施行。子国由博士为临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于家。”
参考孔安国《尚书序》及其他文献的记录，我们大体能够了解孔壁《古文尚书》极具传奇色彩的历史。
当年孔子将上古传下来的，能够反映中华文明大章大法的各类文献辑为百篇《尚书》，并作了书序，用来教化世人，让当政者知道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李斯统一天下思想的建议，下令：凡《秦纪》之外的史书及非博士官所藏的《诗》《书》、诸子百家语限期烧毁，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烧，禁止私学，欲求学的如周朝一样，以吏为师。
为了保存先辈留下来的《尚书》等文献，孔子后人将百篇《尚书》暗藏在于孔子故宅堂屋夹壁中。直到100多年后，鲁恭王打算扩大自己的宫室，拆毁孔子故宅时才发现了这批“古文《尚书》”。鲁恭王走到孔府堂上，竟然神奇地听到音乐之声。于是放弃了拆毁孔子故宅的打算，还将这批竹简完璧归赵，全部交还给孔家。
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少年时同伏生学过《尚书》，且博览群书。所以他就整理出58篇，其中33篇是伏生传下来的《尚书》，孔安国早就怀疑伏生所传的《尧典》应当包括《舜典》，结果这批新问世的竹简真得《尧典》《舜典》分立为两篇，是伏生将其合二为一了。
遗憾的是，这些竹简经过百年，多有残断，有的字迹已经不清楚。所以孔安国只整理出了58篇。当时曾任御史大夫的孔臧给从弟孔安国写信（《孔丛子·与丛弟书》），鼓励他继续整理下去，可惜孔安国并未听从孔臧的建议，否则中国文化史上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争论。
孔安国最后将整理出来的58篇经文，连同序一篇，并全部壁中竹简上交给朝廷。汉武帝下诏让孔安国为59篇作传，怎奈公元前91年发生震动朝野的巫蛊之祸，孔安国的《尚书传》竟然没有能够上奏朝廷，只在民间流传——官方收藏了《古文尚书》经文。
这批上交朝廷的《尚书》经文让我们看到，伏生所传《尚书》不仅随意合并篇章，且多脱简、脱字。西汉末年刘向校书时，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校今文《尚书》，发现“《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汉书·艺文志》）
曾为秦博士的伏生所传秦代官学今文《尚书》并没有留传下来，亡于公元311年的西晋永嘉之乱。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流传本《尚书》，实际全部源自孔壁《古文尚书》。
《孔子家语》“后孔安国序”中说的《尚书传》58篇，就是后来东汉豫章内史梅赜献出的、包括孔安国传在内的《古文尚书》58篇，流传至今。其中包括西汉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28篇，恢复为33篇；另外就是孔壁中新问世的25篇。58篇《古文尚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是因为西汉伏生所传28篇早已由汉时通行的隶书写定，所以学者将之称为《今文尚书》，余下25篇就被称为《古文尚书》。
研究《古文尚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辨别其真伪。宋人开始怀疑《古文尚书》的真实性，到清代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似乎其为伪书已成定论。直到21世纪，才有学者明确指出阎若璩论证方法多有欠缺，所举事实多经不起严密推敲。《古文尚书》是一部珍贵的先秦典籍，而非后世所伪造。重要的论著包括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中华书局2006年版）、朱建亮《<伪古文尚书>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杨善群《中国学术史奇观：“伪古文<尚书>”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另外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胡治洪教授也多次发表文章力证《古文尚书》不伪，目前未见专著出版。
2、从宏观层面看《古文尚书》无作伪的可能性
最晚从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图书开始，中国就建立起了很好的藏书校书制度。当年刘氏父子校书，要将民间和官方藏书汇集起来参照校勘，以便得到最好的本子。西汉成帝时，山东东莱的张霸伪造102篇“古文《尚书》”献上，很快就被识别出作伪，因为当时国家藏书中有《古文尚书》，用之一校事实就水落石出。《汉书·儒林传》还特别提到了其造伪方法：“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
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献中最可宝贵之处，是有孔安国所作的传，让我们能够理解上古圣贤本义。当时缺了《舜典》一篇，后来南朝学者姚方兴于齐明帝萧鸾建武四年（公元497年）找到孔安国作传的《舜典》。可因为姚方兴犯罪，这个《舜典》也不知哪里去了，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国家收集藏书，它再次被发现。至此，《古文尚书》经传方成完璧，流传至今。
东晋无论民间还是官府，都有《古文尚书》的经文。所以梅赜基本没有伪造经文的可能性。《隋书·经籍志》对于58篇《古文尚书》的历史说得十分清楚。孔安国整理献上的《古文尚书》经文晋代秘府中尚存，直到唐代才亡佚。幸好还有梅赜献出的《古文尚书》，否则《尚书》学可能绝矣！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源头将永远成为历史之谜！
《隋书·经籍志》说《古文尚书》经文 “今无有传者”，是指唐代贞观年间魏征参考《隋大业正御书目录》、梁阮孝绪《七录》编写《隋书·经籍志》时，非指东晋。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只有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佚失了，《古文尚书》经文尚在。《隋书·经籍志》：“初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孔安国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与河内女子所献不同。又济南伏生所诵，有五篇相合。安国并依古文，开其篇第，以隶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其余篇简错乱，不可复读，并送之官府。安国又为五十八篇作传，会巫蛊事起，不得奏上，私传其业于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谓之《尚书古文》之学，而未得立……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济南伏生之传，唯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时又阙《舜典》一篇。齐建武中，吴姚方兴于大桁市（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虞书》疏作“大航头”，大航即大桁，当是一地——笔者注）得其书，奏上，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国学。”
若梅赜造假，当时必如张霸所造伪书一样，有人根据秘府所藏指出其伪，但直到唐代了，也无人对梅赜所献孔传《古文尚书》提出异议，可见其必为真本。
另外，我们从孔安国之后《古文尚书》整体有序流传上看，梅赜所献书亦是真本。
由于《古文尚书》一直没有列于学官，教授博士弟子，所以始终只在民间流传。这包括两条途径，一是通过研习《古文尚书》的师生代代相传，二是作为家学在孔家流传。
孔安国之后，《古文尚书》的传承次序《汉书·儒林传》记载较详细，但只到王莽时代王璜和涂惲。上面说：“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惲等皆贵显。”
进入东汉，涂惲传《古文尚书》于贾徽、贾逵（公元30-101年）父子。《后汉书·儒林列传》载，东汉初年孔子十九代孙“孔僖字仲和，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孔僖之子“长彦好章句学；季彦守其家业，门徒数百人”。足见当时民间《古文尚书》流传之盛！
东汉官方承认《今文尚书》，当时谶纬哲学大兴，今文《尚书》章句之学（内学）多荒唐不经之论，而讲经义的外学，反而不容于世。据《孔丛子·连丛子下》记载，当时有“孔大夫”劝孔季彦放弃家业，明哲保身，不要再研究《古文尚书》的经义，否则会危及自身，但孔季彦明确告诉孔大夫，您每天听我讲说古文经义则连连称善，以为章句内学迂远、怪诞不通，为何想让我放弃，而研习迂远怪诞不通的章句内学？我治学不为利禄，而是为了求得其义理。这样即使遭受祸患也心甘情愿。先圣遗留的训示，见于孔壁发现的古文经文，临淮太守孔安国为之作传，阐发义理，可谓深得其妙。由于古文经义不在策问考试之例，世人自然不识。而古文经义之所以没有泯灭，全靠我家世世代代独立研习不辍。如今您竟以利禄之故，欲废先辈之道，这让我很失望。如果听您的，将会使先辈之义失传于今日，而使后世明达之人，见今文经学的俗说而嗤笑先圣。我的努力是为了先人。物极则变，百年之后必定会有德行高尚的君子恨不与我同世而学。“孔大夫谓季彦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内，皆为章句内学，而君独治古义。治古义，则不能不非章句内学。非章句内学，则危身之道也。独善固不容于世，今古义虽善，时世所废也，而独为之，必将有患，盍（盍，hé，何不——笔者注）姑已乎？’……季彦曰：“君频日闻吾说古义，一言辄再称善，善其使人知也。以为章句内学迂诞不通，即使人愚也。今欲使吾释善善之知业，习迂诞不通之愚学，为人谋如此，于义何居？且君子立论，必析是非，以是易非，何伤之如？主上聪明，庸知不欲两闻其义，博览古今，择善从之，以广其圣乎？吾学不要禄（要禄，求取利禄——笔者注），贵得其义尔。复以此受患，犹甘心焉。先圣遗训，壁出古文，临淮（临淮，指曾任临淮太守的孔安国——笔者注）传义，可谓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识其奇矣。斯业之所以不泯，赖吾家世世独修之也。今君猥为禄利之故，欲废先君之道，此殆非所望也。若从君言，是为先君之义灭于今日，将使来世达人见今文俗说，因嗤笑前圣。吾之力此，盖为先人也。物极则变，比百年之外，必当有明德君子，恨不与吾偕世者。’”
每每读到这里，笔者都感叹孔季彦不顾个人安危荣辱，传播《尚书》经义的伟大。想到今天，阐发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的经义者凤毛麟角，不亦悲夫，不亦悲夫！若无孔季彦那样的仁人志士，恐怕身处21世纪的我们再也无法向世人讲清楚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了——孔氏一门对中国文化传承的贡献长期以来被严重低估，如果没有孔家子孙代代传播《古文尚书》，这一重要政书及其精义可能早已失传。 汉以后至东晋梅赜，其传承次序也较清楚。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尧典》疏引已失传《晋书》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皇甫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这个《古文尚书》传承脉络已有学人详细研究其真实性，班班可考，远非伪书论者所说的“茫昧无稽”。
另外，学者们还依据《全汉文》《全后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中有关《古文尚书》的资料，证明《古文尚书》自西汉末年至西晋晚期一直绵延不绝。我们不再赘述，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胡治洪教授的《汉晋之间古文<尚书>流传情况补证》。【1】
张岩先生在《审核古文<尚书>案》一书中，还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的“字频”分析法证明，《古文尚书》不可能作伪。其的研究方法是，先选出《尚书》与先秦两汉二十多种文献万字含量（或多或少）明显不同的108个字，这108个字多是《尚书》中的常用字。其中“多字组”（100字）万字含量比其他参照文献万字含量平均多出一倍以上（5:1）,“少字组”（8字）万字含量比其他参照文献平均少一倍以上（1:2.9）；在《今文尚书》篇章和《古文尚书》篇章之间进行对比，这108个字在二者间的平均万字含量基本一致。比如多字组的“乃”字，在《尚书》中万字含量是148字，在先秦两汉参照文献中万字含量是26字，在古文和今文篇章之间万字含量的比例是142字：150字；再比如少字组“之”字，在《尚书》中的万字含量是137字，在参照文献中的万字含量是367字，在古文和今文篇章之间万字含量的比例是141字：136字。
张岩先生的结论是：《古文尚书》篇章“多字组”（100字）万字含量的平均值略高于今文篇章（35字：31字）、“少字组”（8字）万字含量的平均值略低于今文篇章（31字：33字），说明古文篇章的保存质量略好于今文篇章。《古文尚书》“‘作伪’难度太高，高到不可能实现的程度。”【2】
认定《古文尚书》为伪书的学者近乎一致认为，该书是利用先秦两汉古籍中的《尚书》引文联缀而成。事实上，仅靠一些零散引文，几乎不可能伪造出足以垂范千古的《古文尚书》，即使不要求字频特征的一致性也是这样。清代学者孙星衍（1753-1818年）积22年之功作《尚书今古文注疏》，对《泰誓》进行了“伪造”。方法是“用《史记》所载，并参以《尚书大传》及后人所引而词可连属者连缀成文，包括《诗》疏、《诗谱序》疏、《书》疏、《周礼》疏、《汉书·律历志》《汉书·谷永传》等所引的《泰誓》经文”。【3】但即使这位乾嘉时期研究《尚书》的顶尖学者，也不能将《泰誓》引文联缀成像样的经典，今天除了专业人士，很少人知道孙星衍版《泰誓》存在。由于“博极群书”的孙星衍对先秦两汉典籍中诸多《泰誓》引文根本无法连属成文，所以干脆在《泰誓》序下补辑《泰誓》佚文十四条，三百余字。这些典籍包括《左传》《国语》《墨子》《孟子》《荀子》《礼记》《汉书》《说苑》《诗》笺、《周礼》疏等。
综上所述，从中国古代藏书校书制度、到传承脉络，再到字频分析和伪造难度，都可以证明《古文尚书》不是伪造！
作为与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一样重要的经典，孔安国作传的58篇《古文尚书》是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孔子删定的最权威中国古典政治学文献，其流传后世树立教化，垂世立教两千年不衰，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之一——今天我们当如孔子、孔安国、孔季彦一样，将其发扬光大，因为它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之所在，政治家学习的榜样，“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孔安国《尚书序》）
通过《古文尚书》，我们才能讲清楚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原因，才能讲清楚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内涵——在21世纪人类文明范式大转型中，作为西方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重要替代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变得尤其重要了！
注释：
【1】胡治洪：《汉晋之间古文<尚书>流传情况补证》，载《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第3期。
【2】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33页。
【3】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点校说明，中华书局2004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