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大学》论“平天下在治其国”这部分，用了大量篇幅谈经济问题。据《朱子语类·卷十六》，早在宋代这就引发许多学人的困惑。 当然，一平天下的关键还是践行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它迥异于近代西方以邻为壑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古典外事思想的根本原则——在先贤看来，没有绝对的他者，外事政策是国内政策的自然延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 在论及治国平天下的“絜矩之道”时，为何如此重视经济问题呢？因为经济是德政的重要基础，没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不能惠民，失去民心，国家在其他方面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强大。《管子·七法》论治国平天下的诸要素，第一条即：“是以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 《大学》的“生财大道”总原则是：“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并引用鲁国贤大夫孟献子的话说，养了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之家，就不要再去养鸡养猪；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就不要再去养牛养羊；拥有一百辆兵车有采地的人家，就不要有搜刮民财的家臣。与其有搜刮民财的家臣，不如有偷盗的家臣。所以说一个国家不应以财货为利，而应该以仁义为利。以仁义为利，其实就是将造福百姓作为最高利益。做国君却一心想着聚敛财货，国家治理必定为特殊利益集团所绑架。那样即使国君想行善，因为任用小人处理国事，结果只会天灾人祸一齐降临。文中说：“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 1、“德本财末”不等于“出利则入义” 如果我们参考其他经典文献对“聚敛之臣”的批判，就会发现孟献子的本义是：为政者要尽其本职、行德政，养民爱民，不能不顾百姓死活横征暴敛，那样会导致亡国亡家。而不是说国家不再讲理财，执政者不再搞经济。 《荀子·王制》排比了四种执政者：修礼者，为政者，取民者，聚敛者。认为能够遵守礼法制度的会成就王业，懂得如何治理国家的会强大，能够取得民心的社会安定，而那些只知搜刮民财者定会灭亡，这类人的典型是卫国的两位国君成侯、嗣公；管仲则是善于理财理政的榜样。战国末年嗣君时，其爵位被贬为君，卫国治下只有濮阳一地了。在荀子看来，这是因为成侯和嗣公是搜刮百姓、斤斤计较的君主，不得民心；子产能够得到民心，但不能管理好政事；管仲能够管理好政事，但不能修行礼义。所以能够修行礼义的人可以称王天下，能够管理好政事的国家就富强，能够得民心的国家就安定，搜刮民财者只会灭亡。所以说称王天下 的君主使民众富足，称霸诸侯的君主使战士富足，勉强能存在的国家使大夫富足，亡国的君主只是富了自己的箱子、塞满了自己的仓库。自己富足了，而老百姓则贫困了，这叫做上面漫出来而下面漏得精光。这样的国家，内不能防守，外不能征战，它离灭亡就不远了。搜刮民财，实际是招致侵略者、肥了敌人、灭了本国、危害自身的道路，明君不会这样做。文中说：“成侯、嗣公，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产，取民者也， 未及为政也；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 取民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国语·楚语下》中有“子常问蓄货聚马，斗且论其必亡”一事，能让我们深入理解大学“德本财末”的意义。德，就等于是德政，只有行德政，让人民丰衣足食，壮大综合国力，执政者才能安享太平。若不体恤百姓疾苦，只知一味聚敛财富，就会招致民怨。这样财货聚敛得越多，所蓄积的民怨也越多，结果只会自取灭亡。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楚国主持国政的令尹子常遇到大夫斗且，却询问后者如何积聚财货和马匹。而当时社会一片混乱，百姓已经到了路有饿死骨的地步。子常不仅不想着去救济民众，还满脑子想着如何聚敛财富，涸泽而渔，所以斗且预言楚国将会灭亡，指出积累财富要合乎礼法，不能超过限度。文中说：“斗且廷见令尹子常，子常与之语，问蓄货聚马。归以语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见令尹，令尹问蓄聚积实，如饿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货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马不害民之财用，国马足以行军，公马足以称赋，不是过也。公货足以宾献，家货足以共用，不是过也……今子常，先大夫之后也，而相楚君无令名于四方。民之羸馁，日已甚矣。四境盈垒，道殣相望，盗贼司目，民无所放（放，这里意为依靠——笔者注）。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厌，其速怨于民多矣。积货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斗且的预言成了现实。一年后（公元前506年）的柏举之战，楚大败于吴，子常逃到了郑国，楚昭王逃到了随国。 不幸的是，《大学》“德本财末”的思想被后学异化了。宋明理学家将德与财、义与利对立起来。他们认为，只要心性修习好了，财富就会“自然”到来。至于具体经济诸事务，则不是儒者所关心的。这种误读是导致宋以后国家积贫积弱的原因之一——德行与德政是内圣外王的两个方面，具有造福民众的愿力、能力为德行，能够通过具体行政措施造福民众为德政。宋儒抹杀了德政，将“德”内圣化、玄学化了。 表面看来，宋儒关心经济建设，比如建立义仓就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创新。而这些制度创新多局限于宗族层面，比如范仲淹发达后，就在故乡设置族田义庄；朱熹于乾道四年（1168年）在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办社仓。具体运作是这样的：青黄不接时给乡民贷米，乡民在冬天连本带息20%归还。小歉时利息减半，大饥时利息全免。此举相当成功，至淳熙八年（1181年），社仓已积有米3100石。 但这些只是宗族或个别地方福利救济措施，不仅不能实现为国家理财，也不能有效调节市场。事实上在朱熹时代，学者已不知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为何物了。管仲、桑弘羊这些伟大的理财家施行的国家专卖政策，在朱熹那里都是与民争利，都成了“反絜矩之道”，桑弘羊只是投汉武帝所好。朱熹说：“如桑弘羊聚许多财，以奉武帝之好。若是絜矩底人，必思许多财物，必是侵过著民底，满著我好，民必恶。言财用者，盖如自家在一乡之间，却专其利，便是侵过著他底，便是不絜矩【1】。” 宋儒大言“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将义与利、德与财对立的结果是：诸多理学家专讲道德性命，不务实际，极端者束书游谈，几近狂禅。黄宗羲总结明亡的教训时，痛感书生空谈误国：“夫儒者均以钱谷非所当知，徒以文字华藻，给口耳之求，不顾郡邑之大利大害【2】。”清代学者纪昀指出：““明之季年，道学弥尊，科甲弥重，于是黠者坐讲心学，以攀援声气，朴者株守课册，以求功名，致读书之人，十无一二能解事者【3】。” 尽管有清一代学人多反对明末空疏学风，提倡“实学”，却未能复兴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黄老道家，深陷“儒术独尊”的泥潭不能自拔。直到21世纪的今天，出于历史的巨大惯性以及西方文化的全面垄断，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道路依旧漫长艰辛。 2、防止资本的政治化和政治的资本化 在实践层面，先贤是如何施行“德本财末”思想的呢？关键就是在德与财、政与商、义与利之间建立起明确的边界——反对“商贾在朝”，以节制资本；坚持“不与民争业”，以节制权力，防止资本的政治化和政治的资本化——政商旋转门的出现。这不仅对于古代中国有重大意义，对于21世纪资本主导一切的西方社会来说，简直是当头棒喝！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黄老道家经典《管子》多处论及商人掌握政权，权钱交易，资本控制社会的灾难性后果。《管子·权修第三》：“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货财上流，犹言贿赂公行——笔者注）；妇言人事，则赏罚不信；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这段话意思是说，商人在朝中掌权，财货贿赂就流往上层；妇人参与政事，赏功罚过就不能严明；男女没有界限，人民就不知廉耻。在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的情况下，要求百姓为国家甘冒危难，兵士为国家牺牲赴死，这是办不到的。 《管子·七法第六》：“法伤，则货上流……货上流，则官徒（官徒，犹言官事——笔者注）毁。”《管子·立政第四》:“金玉货材之说胜，则爵服（爵服，爵位及其相应服饰，是古代社会身份的象征——笔者注）下流。”《管子·立政九败解第六十五》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国家元首喜好金玉财货，就会想办法得到它们，但又必须拿东西去交换。用什么来换？只好用大官尊位，不然就用高爵重禄。这样，不贤者就要在上面掌权了。如此则贤者不肯甘为属下，智者不肯献策，诚实的人不肯按约办事，勇敢者不会效死。这等于整个国家都舍弃不要了。文中说：“人君唯无（无，此处为语气词，是肯定的意思——笔者注）好金玉货财，必欲得其所好，然则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则尊爵重禄也。如是则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则贤者不为下，智者不为谋，信者不为约，勇者不为死。如是则驱国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货财之说胜，则爵服下流。’” 《韩诗外传·卷三》以疾病比喻政治，其中的逆症，作者认为就是由“财货上流”引起的。文中说：“无令财货上流，则逆不作。” 西汉大儒董仲舒明确提出官员不参与商业活动（“不动于末”）、“不与民争业”。要知道，今天国家仍不断强调“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 在上汉武帝《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指出，古代领取俸禄的，就不靠体力吃饭，也不谋取工商之利。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家中衣食饱暖并享受着优厚的俸禄，依仗富厚的资产和权势去和百姓争利，老百姓怎能和他们竞争呢？所以一些人不断增加他们的奴婢、牛羊，扩大他们的田宅、产业，扩充他们的积蓄，致力于这些不知收手，压迫百姓，使百姓感到恐惧。百姓天天受到剥削，渐渐走向穷困。富人奢侈浪费，穷人着急困苦。穷人着急困苦而处在上位的人却不救济，就会民不聊生；民不聊生，百姓就会连死都不怕，又怎会害怕犯罪！这就是刑罚繁多，奸邪不能禁止的原因啊。享受俸禄的人家，应该只食俸禄就好了，不应当和百姓商业竞争谋利，这样利益就可以平均分配，百姓也可以家用充足。这是天理，古代的正道，天子应当效法定为制度，大夫应该遵守力行。《汉书·董仲舒传》：“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朘，juān，缩小，减少——笔者注），寖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 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对董仲舒节制权力，节制资本，共同富裕的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在1944年作的《汉代的经济政策》一文中，他盛赞两千多年中国人的德本财末，以义制利思想，认为这是我国固有文化高于近代欧美社会之处。他写道：“《董子书》以为‘圣人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语出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篇》——笔者注）。是知董子之义，实超于墨孟之俦（俦，chóu，同类——笔者注），故舍其说而不循也。《管子书·侈靡》篇曰：‘甚富不可使，甚贫不至于忧。’此又晚周之说而董生之所本耶。董生使富不至于骄，贫不至于忧，是则贫富之不可废，而应有其度。贫富不废，是自由也。贫富有度，则平等也。平等而自由，固至上之制。岂今世各国所能跂及（跂及，企及——笔者注）者哉？我建国最高原则之树立，良以此也。董生忌乎大富大贫，曰‘节制资本’，是去大富。曰‘平均地权’，是去大贫。我固有之文化，足以定今日之国是，其义独高于欧美，顾不信欤……凡欧洲史中封建贵族与工商资本，资本与劳动之争，为患稽天者，于中国史悉无之【4】。” 《大学》“德本财末”的生财大道今天仍不过时。只需看看过去四十年来，普通美国人收入的停滞以及中产阶级的萎缩。与之相伴的是贫富鸿沟的不断加大，以及整个社会的严重分裂——其分裂程度已经到了威胁美国民主制度的程度。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信奉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没有实行节制资本的政策，使商业精英利用金钱获取政治影响力，再以这些政治影响力干预市场规则的制定，从而进一步获取更多商业利益。如此形成正反馈，将整个社会推向分裂。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写道：“随着收入和财富集中到顶层人群手中，政治权力也同样落入他们手中。金钱和权力二者密不可分。伴随权力而来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影响力。市场的无形之手连接着富人强健有力的手臂【5】。” 对于商业精英不成比例地影响政策，导致社会权力失衡的严峻现实，赖克呼吁重建二战以后社会的均衡。我们不知道美国大型垄断资本的狂奔会持续多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想重建抗衡商业精英的社会力量，使整个国家不致跌入社会分裂的深渊，美国国策必须改弦更张，走上节制资本的正道，让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再次成为主导——这也是《大学》“德本财末”思想的本质。 注释： 【1】《朱子语类·卷十六》。 【2】《徐瘦庵墓志铭》，《南雷文约》卷四。 【3】纪昀：《泺阳续录》三，《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一。 【4】蒙文通：《儒学五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 【5】罗伯特· 赖克：《拯救资本主义》，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13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