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8月17日-8月18日，第一届“经学、经典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讨会在福建古田蓝田书院举行，以下是大《六经》工程总编辑翟玉忠先生18日下午的发言；他指出，如同牛顿在自然科学领域发现了万有引力，中国先贤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现了治道之本、政治重心——中。什么是“中”？简单说就是超越特殊利益集团的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中央政府。先哲认为，这是政治共同体的根本组织原则。四五千年来，历代政府都重视大一统国家核心中央政府的建设，以便形成稳固全社会、平衡全社会的政治重心。特别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这一伟大的政治原则总能得到进一步阐释。

唐代名臣魏徵说过，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我们欲复兴中华文化，实现其时代性转化，必须放眼五千年中华文明，从中华文明的初基农业社会的尧舜禹时代开始，一直到工业社会的21世纪。在此基础上整合中华文化山河，解码绵延不绝五千年的文明基因。

如同牛顿在自然科学领域发现了万有引力，中国先贤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现了治道之本、政治重心——中，它有时也被称为“极”。

什么是“中”？简单说就是超越特殊利益集团的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中央政府。先哲认为，这是政治共同体的根本组织原则，《尚书·洪范》称之为“建用皇极”，后人称之为“建中立极”等。这个政治重心包括两大层次，一是政治层面，超越特殊利益集团、吸纳社会各个阶层的贤能参与社会治理，二是教化层面，由国家承担教化职能，“以政统教，以教辅政”，实现政治与教化相统一，这与当代西方政教分离迥异。

所以，四五千年来，历代政府都重视大一统国家核心中央政府的建设，打造稳固全社会、平衡全社会的政治重心。特别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这一伟大的政治原则总能得到进一步阐释。

本文跨越五千年的历史时空，阐述构筑稳定政治重心，“建中立极”这一重要的中国政治特色及其时代转化。

一、《尚书·洪范》阐释了政治重心的内涵

《尚书·洪范》是最早阐释政治重心“中”内涵的文献，据其文本可知，它传自夏朝初年的大禹时代。

我们知道，周人地处西部边陲，缺乏足够的大国治理经验。所以周武王伐纣成功后，就拜访了“在父师位”（《汉书·五行志》）的商末重臣箕子——在商末周初，只有箕子这样的政治精英才可能熟悉治国的基本原则。

箕子告诉武王，《尚书·洪范》作为治国基本大法源自夏代开国君主大禹。面对公元前两千多年前的滔天洪水，我们的先人没有拜倒在鬼神之下，而是通过《洪范》这一治国大法，组织起全体民众抗击洪水。《洪范》引用箕子的话说，大禹继承其父鲧的事业治理水患。因为大禹治水尊重事物运行规律，上天便将治国理政的九类大法赐给他，大禹用九种大法治理国家，社会和谐百姓安定。“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过去一百多年来，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很多学者怀疑《尚书·洪范》是否传自夏商时代。随着考古学等学科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尚书·洪范》的历史真实性。比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的李伯谦教授，他从考古学的角度论证历史文献所记大禹事迹，发现大禹治水、会诸侯于涂山、定都阳城、禹征三苗等记载有其真实背景。【1】

《尚书·洪范》中有很多“五行”、“五事”这类“以数为纪”的口头语言程式。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怀通教授从语言学的角度论证说：“（《尚书·洪范》）这样一篇典型的口头传统的作品，其产生必定是在口头传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时代，这个时代则非夏商莫属。在此之前，我们的先祖对社会、自然、政治等各方面的实践与认识，都不可能达到如此之高的水平。在此之后，书写传统逐步发展起来了，由发挥辅助作用到最终完全取代口头传统在主流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已经没有了产生无论句式还是文体都如此繁复的‘以数为纪’的社会文化土壤。”【2】

流传自夏商时代的《尚书·洪范》，其思想核心是它九条之“中”，第五条“建用皇极”，“皇极”，就是中央政府的大中之道。西汉学者孔安国解释说：“皇，大；极，中也，凡立事，当用大中之道。” 不同于西方流行的代表某一利益集团的党派竞争政治，“建用皇极”，就是树立中央绝对权威，建立中央政治重心，在不同人群中选拔贤能之士，形成一个超越党派私利、代表全体人民的强大中央政府。

《洪范》第五条强调：只要不结党，就不会形成利益集团，就能实事求是地执行政策；只要不走极端，不搞恶意变通，政策就可落实。治国的关键在治吏，要按照有利于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原则选拔任用官员，通过官员主导的治理体系，引导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央周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除了抚养孩子，父母还有教育孩子的责任。除了政治经济功能，中央政府还要承担社会教化功能，代表国家的君主不仅要“为之君”，还要“为之师”，政教统一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国家稳定的压舱石。《洪范》第五条指出，以君王为代表的中央颁布各项政策，既是人们要师法遵守的，也是君王对官员民众的教导。全体官员民众应认真奉行，只有这样决策才会产生积极效果，才会给广大民众带来福祉。天子如父母疼爱子女一样对待民众，这样他便能成为万众拥戴的领袖。“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事实上，《尚书·洪范》阐述的“建中立极”治道可以上推到尧舜时代。《尚书·尧典》告诉我们，大舜王朝已是一个按选贤任能原则组织的、超越血缘的现代性中央集权官僚政府，其层级包括国家元首帝、四方诸侯之长四岳、天下十二州的行政长官牧以及主管国家政教事务各部门的九人——当时已经有了稳固的政治重心，中央用巡狩等制度统治四方；现代西方的中央集权仍基于地方自治，尧舜时代的中央集权是真正的“大一统”，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都统一于政治中枢，就是《韩非子·扬权》所说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对比公元五世纪中叶到九世纪初的英国列国时期，我们看到中国古代政治如此高度发展！当时英国诸王国根本就没有独立的官僚机构，中央政府与王室混为一体，政府官员大多由宫官侍臣担任。比如王室总管和司库，同时负责征收各种税，以及监造货币等。【3】

四千多年来，强调政治重心“中”的《尚书·洪范》作为治国大法，为历朝历代所继承，直到21世纪的今天，它仍深深影响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我们强调中央对国家各项事务的绝对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强调盛世修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

二、新民主主义对政治重心的再造

四千多年前，先民面对的是气候变化带来的吞噬一切的洪水。近现代，中华民族面临的是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的野蛮入侵。

同样的生死存亡，同样的革命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让中国真正站了起来，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在大工业时代，共产党人为了抵御外侮，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重述了建立政治重心，“建中立极”的治国原则——它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与农业时代吸纳精英的范围主要局限于贵族或士绅不同，中国共产党以工农联合为基础，吸纳精英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真正实现了人民民主。

新民主主义产生的背景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全世界高涨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国内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和大资本家进行的独裁统治。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政府攻击共产主义，大肆宣扬其“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主张。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锚定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向。

1940年2月，毛泽东就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是我们的敌人，它们具有革命性，因而是团结的对象。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其思想已经超越了某个党派集团的私利，将整个国家的利益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他写道：“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 【4】

1945年4月，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前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交了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其中不仅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超越党派、超越集团私利的政治重心“中”的根本特征，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党的基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第三部分“人民战争”一节，谈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时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5】

在“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这最后一部分，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政治文化特色：超越小集团的特殊利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文中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6】

至此，中国古典政治建立超越党派的政治重心——“建中立极”被明确提出。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私有经济得以长足发展，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诸多社会阶层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建中立极”的中国政治特色不断加强。党的执政基础越来越广泛、越来越稳固。200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在新时代，我们又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如果说“第一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那么“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定会创造新的历史，更新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中国文化将因之复兴，人类现代化新模式将因之诞生！

三、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看“第二个结合”

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宗教教化传统，政治与教化相统一的国家，作为国家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人必然要承担起教化民众的职责，必然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如果从这种长时段历史的角度看“第二个结合”，就会更深刻理解其现实和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如何根据时代要求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这里，一个不能忽略的基本现实是：至清末民初，中国高度发展、高度自恰的本土学术体系已经成为混乱的知识碎片堆积。在当时诸多学人眼里，中国本土文化只是没有生命力的材料，只能引入西学学术系统（学理），等待西方来拯救。于是胡适等人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口号。胡适1919年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指出：“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为什么要整理呢？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7】

由于持续的社会动荡与变革，过去百年来国人并没有很好地梳理中华五千年文明成果。而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也不是代表西方列强、大资本家、大地主阶层利益的文人们所能企及的。当今部分学人，要么如胡适一样用西方学术生硬肢解中国本土文化，要么顺着宋明理学 “引佛入儒”的路线继续讲，很少能够做到“固其根本”、“浚其泉源”。

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极具革命性的政治理论，在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本土的政治经济理论无疑最为紧要。可叹的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黄老）道家过去两千年已经被代表门阀地主、士绅地主阶层利益的玄学和理学破坏得面目全非！

汉人尚知道家为社会治理的学术体系，《汉书·艺文志》总论道家时明确指出：“此君人南面之术也。”

至七世纪中叶成书的《隋书·经藉志》，道家类所收录者，大体皆老庄之书，黄老重要经典《管子》被列入法家。道家成为玄虚之术。其总论道家云：“圣人体道成性，清虚自守,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故能不劳聪明而人自化,不假修营而功自成。其玄德深远,言象不测。先王惧人之惑,置于方外,六经之义,是所罕言。”

在唐代学者眼里，治国理政的道家竟然成了六经很少言说的“方外之术”。“清虚自守”本是道家主流所排斥的，却成为其思想特征。我们看《汉书·艺文志》是如何批判道家这种极端派的：“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再至清代编辑《四库全书》时，道家已经成了子学的最末流，排在小说家及佛家之后。其主要内容除了老庄，多是汉以后神仙符箓等道教内容。由治国理政之法道家蜕变为清修的宗教道教，结果是道家核心精神的沉沦，中华治道的消解。史学家张舜徽先生不禁感叹：“由道家衍为道教，变化多矣。末流之弊，乃至不可胜言。”【8】

今天我们欲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可能绕过以经学-道家（以及基于黄老道家的法家）为主轴的中华治道本身。而欲复兴此学，并从中提炼有益当代实践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显然还有太多工作要做。

本文论述政治重心——中，以及“建中立极”的中华治道基本原则，希望能为这一伟大的历史性工作添砖加瓦。

注释：

【1】李伯谦：《在考古发现中寻找大禹》，载《光明日报》2018年8月5日06版。

【2】张怀通:《〈尚书〉新研》,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78页。

【3】阎照祥：《英国贵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同上。

【7】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