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8月17日-8月18日，第一届“经学、经典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讨会在福建古田蓝田书院举行，以下是大《六经》工程总编辑翟玉忠先生17日上午的主旨发言。

国家提出“第二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对于中国文化复兴是大好事。

我们主张全面、深入、系统地实现“第二个结合”，而不是拿古今相似的概念随意比附，搞成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四不像”。比如拿古代的“以人为本”、民本思想比附当代“人民至上”的理念，尽管二者都重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但其内涵实则差别巨大。除了再次强调了人民至上观念，这类比附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文化的时代化并无实质意义，还会影响我们对“人民”观念的深入正确理解。

只有从中国历史或世界历史的角度看“第二个结合”，我们才能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它相当于21世纪的“制礼作乐”，从文化和制度层面奠定中国共产党人坚实的执政基础——在中国这样一个世俗性文明中，重新确立政治与教化的统一性，实现“以政统教，以教辅政”。

和三千多年前周公“制礼作乐”相比较，我们当前的任务更为繁重，不仅要解决好古今问题，还要解决好东西问题——它们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前提，不可回避的两大难题。所以我们认为，推进“第二个结合”大体要遵循三大步骤：依其内在理路整理中华五千年学术成果；“以中释西”，站在中国文化立场看世界；全面、深入、系统地实现“第二个结合”。

兹分述如下。

一、依其内在理路整理中华五千年学术成果

许多人认为是西方文化东来，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毁了中国文化。其实不然，在西方文化到来之前，中国本土学术体系已经崩溃。鸦片战争百年之际，哲学家贺麟回顾百年危机与国耻，沉痛指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中国近代政治军事上的国耻，也许可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国青年们猛烈地反对，虽说是起于新文化运动，但儒家思想的消沉、僵化、无生气，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却早腐蚀在五四运动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1】

那么，中国道、名、法，内在个人修养（内圣）与外在社会治理（外王）一以贯之的学术体系何以会崩溃呢？这是数千年历史复杂演化的结果，一个重要原因是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

三代时期，学在官府，官学合一，以吏为师，学即王官之学，所以政治与教化自然相统一，这种思想与制度、“灵与肉”的统一成为稳定社会的压舱石，大一统制度的基础。

历经春秋战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学兴起，秦始皇再度统一天下，焚书，欲一统学术思想，恢复以吏为师，已经不可能。对于这段历史文化演变的关键，史学家吕思勉可谓独具慧眼，他说：“（春秋以降）教育学术，皆自官守移于私家。世运之迁流，虽有大力，莫之能逆。秦皇乃燔《诗》《书》，禁私学；令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欲尽复西周以前，政教合一之旧，无怪其卒不能行也。”【2】

后来，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选择以经济手段（俸禄），通过排斥子学，设立经学博士的办法，将学人的思想集中于经学。这一文化政策表面看来极为成功，影响中国历史长达两千多年。但它的另一面也格外沉痛，不仅导致包括儒家在内的子学的沉沦，连经学本身也衰落了。

一般认为，“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得利最大的是“游文于六艺”的儒家，儒学水涨船高，得以大兴。近人易白沙（1886-1921年）还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流传极广，代表了世人对汉代儒家崛起的普遍看法。事实不是这样，因为汉武帝开经学利禄之途，结果先秦荀子、子夏那样吞吐百家的大儒尽乎消失，取代他们的是杂以阴阳、谶纬学说的方士化两汉儒生，其学术研究传授范围大体限于能够变现的几本经书，甚至连孔门重视的德行、言语、政事诸科也被抛在脑后。经学走向僵化、繁琐化和神秘化，经义大失，经学衰落。东汉史学家班固写道：“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西汉末年成帝年号——笔者注)，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南宋学者郑樵千载之后慨叹：“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通志·校雠略·秦不绝儒学论二篇》）

宋儒有志复兴本土学术，极力排斥佛老。但又不得不利用佛教思想观念解读中国文化，不仅不能补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政策的不足，反而将百家直接斥为异端，经学则走入了“内圣化”的歧途。中华内圣外王之学被进一步异化，很快成为经、史、子、集四部的胡乱堆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面对逻辑严密的西方近代学术，学人普遍选择了用西方学理整理中国本土文化的路线。胡适1919年底所作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将之概括为“输入学理，整理国故”。

早在甲午战争后，1895年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就提出：“是故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以‘学’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观之，特阅历知解积而存焉，如散钱，如委积。”【3】这里严复明显看到了中国本土学术相对于西方学术的不足。

问题是，“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学术路线本质是将中国本土学术看成西方学术的附庸和材料，并没有将源自古代的本土学术时代化，反而将之西学化！这种混淆东西的做法，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文化灭绝！

所以，今天首先要做的，是依古典学术的内在理路，整理中华五千年学术成果。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学科分类，比如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伦理学等等，但不能输入西方学理，而是坚持“以中释中，整理国故”，只有这样，才能看到中国古典学术的本来面目。

二、“以中释西”，站在中国文化立场看世界

过去两千多年来，西方文明始终以海洋为中心，地理上呈散裂式分布。各个地理区域的重心集中在自治城市。就算组成了强大的帝国，地方自治特征仍十分明显。21世纪的美国和公元前后的罗马帝国都是这样。

比如古希腊文明，它是以爱琴海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各个城邦相对独立。即使面对波斯那样的强敌入侵，出于共御外侮的需要，众城邦短暂的结合也十分脆弱，这使得波斯帝国得以在希腊诸城邦之间纵横捭阖，各个击破；古罗马文明，是以地中海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近代西方文明，则是以北大西洋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这些文明的共同特点是有发达而野蛮的奴隶制，所以特别强调公民权和个人自由，近代发展成为基于个人自由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体制。

中华文明不是这样，它同欧亚非旧大陆诸多原生文明一样，诞生于大河流域，社会治理重视农业和农村，城市的主要功能是行政中心。中华文明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乃至整个世界（天下）的和谐，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奴隶制，其本质上是生态的、普世的、和平的。

中西文明的发展路径和整体特征迥异，我们不能生搬西方的概念、理论解释中国历史和现实，这有巨大的理论风险。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智慧》一书中，法国汉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年）谈到东西方文化差异时写道：“首先要提到中国和西方在政治经历上的差异。我们的历史记录和中国的不一样。我们所有来源于希腊和拉丁的语汇（民主制、君主制、专制主义、统治权、共和制……）都可以追溯到现实及我们所特有的传统。在权利相等和自由的市民（即是说非奴隶又非侨民）之间，讨论城邦共同的福利时，最初使用的政治方面的基本语汇也是一样的。人们认识到，在市政立法和议会制度中，这个典型延续到今天。此外，西方的体制都以城邦和城市为中心，罗马帝国是把城邦的法律施于整个蛮族而建立的。据中国的观点，西方的政治史看来是独特的，也可以说是另类的。”【4】

所以，我们必须学会用中国本土的理论解释现实，并学会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看待西方，逐步学会“以中释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平等地借鉴西方优秀文明成果，而不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传统等同于中国！

西方地理结构的散裂特征影响了其内政外交模式，无论国内还是国际，近代西方人都追求政治权力的均衡与均势。而过去四五千年来，中国历朝历代都追求建立一个具有稳定重心、吸纳各个阶层优秀人才的强大中央政府，先贤称之为“建用皇极”、“建中立极”、“定于一”等等，那是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个人福祉的前提。《吕氏春秋·审分览·执一》说：“一则治，两则乱。”

中国人缺乏奴隶制传统，所以从不强调如何摆脱各种形式的奴役，实现个人自由，并以议会、民主等多种形式保障诸种自由。若从经典自由、民主的视角，中国显然是非西方自由、非西式民主的；若从“建中立极”的角度看西方世界，就能解释为何其主导的世界秩序不可持续，也不可能实现持久和平——因为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秩序没有稳定的重心（中），其短暂的均衡很容易被各种力量的不断消长所破坏。

站在“建中立极”的中国文化立场看西方历史，我们能清楚看到这一理念的普世性特点。

以英国为例。公元五世纪中叶罗马帝国撤出英国至1066年诺曼征服之间，史称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是英国的列国时代，由于没有稳定的政治重心，政局极度不稳定，贵族篡权谋杀和国家间的野蛮战争成为常态。阎照祥教授描述道：“在7世纪，统治诺森伯里亚的8位国王中有6人殒命祸端。其他各国的贵族也是时而篡位弑君，祸国殃民。为此，王朝更替常常是要伴随着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国王中不乏通过政变、暴力或威慑方式登上王位者，并且还要使用同样方式和手段来捍卫既得利益。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容易出现政治上的恶性循环。和平仅仅是一场战争的结局和另一场战争的序幕。“【5】

而16世纪时都铎王朝（1485年-1603年）之所以很稳定，是因为历代国王通过削弱贵族的经济、政治、军事权利，建立起了较为稳定的政治重心。也是在这一时期，具有军事功能的大量封建城堡被拆除，代之以优美别致没有军事功能的贵族大庄园。

近现代英国之所以相对稳定，则是从1688年光荣革命开始，新旧贵族建立起了寡头统治，虽然土地贵族和王权衰落了，但以资产阶级寡头组成的政治重心逐步建立起来——这种情况持续至今。

从整体上说，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寡头政治依然缺乏稳定性，因为众多“国王”（寡头）要求掠夺更多的资源，必然导致国际关系的紧张。这是21世纪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最大风险，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总之，不再“以西释中”，而是站在中国文化立场看中国与世界，我们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它使我们更准确地看待自身，使我们更全面地看待世界；站在自身价值立场上，才能真正睁眼看世界——这是建立一个新世界的起点。

三、全面、深入、系统地实现“第二个结合”

两大地理板块的撞击会发生沧海桑田的巨变。鸦片战争以来，东西方两大文明板块的撞击导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将深深影响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身处此一历史巨变之中，我们切身体会到中国文化智慧岩浆冲决一切的涌动，以及马克思主义持续中国化催生的文明新形态。

贺麟先生1941年就敏锐地观察到，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表面上推翻旧文化，打倒孔家店，实际上秋风扫落叶般将旧有的文化糟粕涤荡殆尽，那是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前奏——这种复兴，与晚清洋务派的理学复兴不可同日而语。他写道：“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表面上，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个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曾国藩等人对儒学的倡导与实行，只是旧儒家思想的回光返照，是其最后的表现与挣扎，对于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却殊少直接的贡献，反而是五四运动所要批判打倒的对象。”【6】

80多年前的贺麟可能不会想到，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扫荡了旧文化，还摧毁了这种文化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士绅地主阶级。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同国内外反对派的残酷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及其政治组织原则——建中立极。中国共产党人的“中”不再局限于少数贵族士绅，而是囊括了所有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建立一个超越某个阶级特殊利益（私利）的政治组织形态的必要性，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包括一般资产阶级在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倒武装到牙齿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写于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谈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时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7】

后来，毛泽东还将这种人民性经典地概括为“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吸纳社会各个阶层参与国家治理，其执政基础不断扩大，将人民民主推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一历史进程的理论核心不是什么以党派竞争为基础的西式民主，而是中国持续四五千年的政治组织原则——建立稳固的政治重心，最大限度发挥各个阶层的积极性，建中立极！

受苏联和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大国国家结构形式的影响，解放前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主张联邦制。但在1949年建国前夜，面对帝国主义长期坚持的分裂中国图谋，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地选择了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在当时的情况下，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国家的大一统，它意味着将诸多少数民族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央周围。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北京向几百名政协代表作题为《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特别提到：“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但其特点是汉民族占人口的最大多数，各少数民族总起来还不到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不管人数多少，各民族间是平等的。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民族政策是以自治为目标，还是超过自治范围。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8】

扫除了腐朽的、代表士绅地主阶级的旧文化，重建起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及其相应的建立稳定政治重心“中”的政治组织原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然激发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同时，中国文化还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为从生活方式到政治经济体制，生生不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持续发展和持久和平经验。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人类文明新范式将如朝阳般喷薄欲出——历史将从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旧秩序走向东方社会主义主导的世界新秩序。

对于这一伟大的文明进程来说，我们今天的努力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和着屈原两千多年前的深沉吟唱，让我们不断开拓前进！

注释：

【1】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载《思想与时代》1941年第1期。

【2】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3】严复：《救亡决论》，收入《严复全集（第7卷）：政文、序、跋等》，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4】谢和耐：《中国人的智慧》，何高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10页。

【5】阎照祥：《英国贵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第30页。

【6】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载《思想与时代》1941年第1期。

【7】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周恩来：《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收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