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阴阳 直到西周初年，阴阳还没有多少抽象的哲学意义。《诗经·大雅·公刘》中就有：“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这里的阴阳仍指向阳的南麓和背阴的北麓。阴阳概念哲理化始盛于春秋战国。与西方文明不同，中国哲学中的偶对体不是二元对立的，他们相生相克，不断相互转化。所以在中国哲学中，长期以来没有灵与肉，唯心与唯物的讨论。随着人类对心理学和复杂系统研究的进展，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证实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是主客互动的结果，而不是主体对外在世界的“客观”认识。掌握这一点对于股票这类复杂系统的操作极为重要，投资家索罗斯称之为“reflexivity”（反身性）——市场不仅会影响投资者，投资者也在改变市场本身。当你拥有足够大量的金钱投到股票市场的时候，你的每一笔投资都会使改变市场的宏观走向——索罗斯发现反身性的最大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的量子基金掌控着大量资金。在量子物理学中，中国这种阴阳相生相克的观念变得十分重要。一个光量子不会改变一个汽车的轨道，但他会改变一个电子的轨道，你观察一个电子的时刻，电子本身就是观察者和宇宙时空相互作用的结果。当然阴阳概念没有促进量子论的诞生，不过波尔先生的确发现中国的阴阳概念很好地说明了他的物理思想。进而言之，西方那种主客对立的概念只有在描述“日常”事物时才有意义，对于描述微观及复杂巨系统并不适用。中国古典哲学的优点不仅在于对主客这样的偶对体的认识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如何调节社会政治经济这样的复杂巨系统，调节的目标和手段方面。因为现代系统论告诉我们，社会不会自动实现均衡，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政治领域，都会出现正反馈的现象，并最终导致社会系统严重失衡。在现代西方社会，正反馈主要体现为经济上世界范围内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和政治上资产阶级垄断国家政权的事实。《黄帝四经·道法》不仅谈到了偶对体的相互转化，还谈到了因应变化的原则和手段，即追求社会整体的动态平衡，如果出现失衡，就用非常手段调节。上面说：“断绝了的世祀会重新接续，灭亡了的国家会重新出现，谁能知道其中的奥秘呢？衰败的国家又变得兴盛了，祸事又变成了福事，谁能知道其中的究竟呢？只要反求于道，便可以懂得上述祸福、死生、存亡等产生的原因了。应付事物变化的方法在于掌握平衡和适度，轻重不当，便是失道。天地之间存在着永恒的规律，天下百姓各自从事着自己的本职，贵贱高低也都有它们确定的位置，使用下臣有确定的方法，统治百姓有既定的守则。四季更迭、昼夜交替，荣枯变换、柔刚转化便是天地间所存在的固有规律。男耕女织便是老百姓所从事的固定工作。有才德和无才德的人不能处于同等的地位，贵贱都有它们确立的位置。选任官吏时，职位的高低要与他们的能力相符，这便是使用臣下的确定方法。去私门而行公道，这是统治人民的既定守则。如果一旦出现了不正常或超越了常规的事情，就要相应地采取非常规的手段加以控制。而治理国家所使用的常规和特殊方法是因事而施的，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判定事物时也就不会发生偏颇了”（原文：绝而复属，亡而复存，孰知其神。死而复生，以祸为福，孰知其极，反索之无刑[形]，故知祸福之所从生，应化之道，平衡而止。轻重不称，是[胃]谓失道。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贵贱之恒立[位]，贤不宵[肖]不相放[妨]。畜臣之恒道，任能毋过其所长。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变恒过度，以奇相御。正、奇有立[位]，而名口弗去。）在《黄帝四经》的作者看来，矛盾、差别是内在的、客观的，实现社会和谐正义首先要求依法均平百姓。《黄帝四经·果童》上借用黄帝与大臣果童的对话：“黄帝问他手下的辅佐大臣说：现在我一人广有天下，我要教化臣民而使之端正，斟酌衡量而使之均平，具体应该怎样做呢？果童回答说：不严明法度人民便不得治理，不端正名分则贵贱尊卑不得其正。应参照天地法则，再严正于人事。天地之间本就存在着永久不变的法则，比照于这个法则，可知晦明、阴阳、山泽、黑白、美恶等等矛盾对立体原就存在，人事也是如此。自然法则是地以静的方式来养育其德，天以运动的方式来正定名分，动静、生杀相互涵养、相辅相成。这两组矛盾体是各有名分的，它们相互依赖、相辅相成。而阴、阳二气包含于万物之中，二者相互作用，便使得万物生生不已。人的能力是不相同的，有的人委任一事还嫌太重，而有的人委任百事尚觉太轻。人的能力各有等差，就如同物的形制各有不同，顺应它们的这种特性，就能成就事功。”（原文：黄帝□□辅曰：唯余一人，兼有天下。今余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为之若何?果童对曰：不险则不可平，不谌则不可正。观天于上，视地于下，而稽之男女。夫天有干，地有恒常。合□□常，是以有晦有明，有阴有阳。夫地有山有泽，有黑有白，有美有亚[恶]。地俗德以静，而天正名以作。静作相养，德疟[虐]相成。两若有名，相与则成。阴阳备，化变乃生。有□□□重，任百则轻。人有其中，物又[有]其刑[形]，因之若成。）不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而是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均平，和谐共处的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尚书·尧典》将唐尧和谐天下作为他的主要美德功勋。上面说：“查考往事，帝尧名叫放勋，他恭敬节俭，明察四方，善理天下，道德纯备，温和宽容。他忠实不懈，又能让贤，光辉普照四方，思虑至于天地。他能发扬大德，使家族亲密和睦。家族和睦以后，又辨明其他各族的政事。众族的政事辨明了，又协调万邦诸侯，天下众民因此也就相递变化友好和睦起来。”（原文：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中国古典政治经济最主要的经典著作之一《管子》的作者在指出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实现“万物均、百姓平”、动态社会平衡的意义。《管子·白心第三十八》：“天按照它的规律运行，万物就自然得到它的好处；圣人也按照他的法度行事，百姓就自然得到他的好处。因此，万物平衡，百姓也安定了。所以，圣人治世，总是安静地在那里等待。事物一到，就循名责实自然地去治理它。正确的名称自然治理得好，不正确的名称自然会被淘汰。只要是名称正确法度完备，圣人就安坐无事。名称与法度不可永远不变，也不可没有稳定。要适应变化来裁断事物，了解时宜来确定法度。因为偏大则过宽，偏小则局限；事物发展总是参差不齐，有的有余，有的不足。”（原文：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万物均、百姓平矣。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名自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不可常居也，不可废舍也。随变断事也，知时以为度。大者宽，小者局，物有所余有所不足。）老子《道德经》论及阴阳关系及调节阴阳关系准则时简明深邃。《道德经·第二章》论阴阳相生相克关系：“天下的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这就有丑的观念同时存在了：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恶的观念也就同时产生了。有和无相互对立而产生，难和易相互对立而完成，长和短相互对立而形成，高和低相互对立而包含，音和声相互对立而合谐，前和后相互对立而随顺，这是永远不变的。”（原文：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论阴阳平衡和谐：“道是独一无二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产生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交便产生出万物。万物背阴而向阳，阴阳二气互相激荡而达成和谐。”（原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七十七章》论实现百姓均平的手段：“天之道，大概就如拉弓一样吧？弦位高了，就压低它；弦位低了，就升高它。有余的，就减少它，不足的，就增补它。天之道就是这样，减少有余的，增补不足的。人道却不是这样，它是减少不足的，却用来供养有余的。谁能把有余的拿出来献给天下人呢？只有有道的人才能这样做。”（原文：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 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损有余，补不足，使百姓均平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根本原则，它使中国长时期内没有出现西方社会那种可怕的阶级鸿沟。中华文明是个有机的整体，其医道与治道殊途而同归。中医理论经典《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谈到阴阳是宇宙变化的根本时说：“阴阳是宇宙间的一般规律，是一切事物的纲纪，万物变化的起源，生长毁灭的根本，有很大道理在乎其中。凡医治疾病，必须求得病情变化的根本，而道理也不外乎阴阳二字。拿自然界变化来比喻，清阳之气聚于上，而成为天，浊阴之气积于下，而成为地。阴是比较静止的，阳是比较躁动的；阳主生成，阴主成长；阳主肃杀，阴主收藏。阳能化生力量，阴能构成形体。寒到极点会生热，热到极点会生寒；寒气能产生浊阴，热气能产生清阳；清阳之气居下而不升，就会发生泄泻之病。浊阴之气居上而不降，就会发生胀满之病。这就是阴阳的正常和反常变化，因此疾病也就有逆症和顺症的分别。”（原文：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飧世，浊气在上，则生[月真]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从医学到政治经济学，通过损有余、补不足达到动态平衡是调节复杂巨系统的主要方式，《黄帝内经·素问·玉版论要篇第十五》：“黄帝道：诊察的方法怎样？岐伯说：必先度量病人的身形肥瘦，了解它的正气虚实，实证用泻法，虚症用补法。但必先去除血脉中的凝滞，而后调补气血的不足，不论治疗什么病都是以达到气血平调为准则。”（原文：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黄帝内经·素问·调经论篇第六十二》中还有：“ 黄帝问道：我听《刺法》上说，病属有余的用泻法，不足的用补法。但怎样是有余，怎样是不足呢？岐伯回答说：病属有余的有五种，不足的也有五种，你要问的是哪一种呢？黄帝说：我希望你能全部讲给我听。岐伯说：神有有余，有不足；气有有余，有不足；血有有余，有不足；形有有余，有不足；志有有余，有不足。凡此十种，其气各不相等。”（原文：黄帝问曰，余闻刺法言，有余泻之，不足补之。何谓有余，何谓不足？岐伯对曰，有余有五，不足亦有五，帝欲何问？帝曰：愿尽闻之。岐伯曰，神有余有不足，气有余有不足，血有余有不足，形有余有不足，志有余有不足。凡此十者，其气不等也。）在西方二元对立哲学指导下的西方医学对抗疗法已经遭到诸多批判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中医以及中医所蕴含哲理的伟大，而建立在同一哲学基座上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蒙尘太久。尽管科举制和常平仓制度已经融入美国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但国人自己只知道西方的公务员和期货制度——对于近代中国知识界来说，这是失去独立学术人格，全盘西化必然带来的耻辱！八十多年前，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回顾了世界哲学发展之大势，并乐观预言一种东西合璧的新哲学可能诞生：“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支。西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起初的时候，这四系都可算作独立发生的。到了汉以后，犹太系加入希腊系，成了欧洲中古的哲学；印度系加入中国系，成了中国中古的哲学。到了近代印度系的势力渐衰，儒家复起，遂产生了中国近世的哲学，历宋元明清直到于今。欧洲的思想，渐渐脱离了犹太系的势力，遂产生欧洲的近世哲学。到了今日，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八十多年后，我们知道，这种世界新哲学的建立首先要求我们对中国本土哲学真正的理解，而不是像二十世纪中国许多哲学研究者那样用西方哲学范式野蛮地将之分解——但愿本文能成为建立世界新哲学——这一人类伟大心智征程的一部分！（本文摘自翟玉忠、陆寿筠先生合著的中英双语《新法家说》第一辑，该书由美国Tri-City Press、香港东方文化出版社2010年出版，该书集中代表了新法家学派的基本主张，购买请加微信：zhai200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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