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老师好：

因为过去一周我都在甘肃考察史前文化，所以今天才坐下来细读您对拙文《走出胡适——警惕“软埋”中国文化现象》的评论。

没想到这篇文章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基本态势是左、右派学界人士反对，基层干部、普通民众赞同，一位四川干部甚至将文章打印分送给文化部在当地调研的领导；右派学人，除了说我抱残守缺，还说不应“否定胡适自由民主思想”，要学会宽容。其实我所批判的，是胡适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以及否定中国本土学术体系的错误路线，与宽容自由民主思想无涉。

但我不想草草答复您，深知您的评论是出于对我的爱护。

先说为何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要“怀揣六经走天下”？

过去一百年考古学的进步，使我们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有了全新认识，这连大禹、司马迁，乃至一百年前的学人都无法想象。东亚大陆上，过去数万年来从零星的定居点发展为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政治共同体，经历了极为复杂的发展过程。

距今6000～5300年前，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庙底沟、红山、大汶口、大溪、凌家滩、崧泽等诸多步入复杂社会的文明，可谓“满天星斗”。但这些文明并没有明确的中心，尽管从长江到黄河流域，不同族群已有了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交流，庙底沟人群更是雄居中原，文化辐射地域广阔。

从5300年前开始，庙底沟文化走向衰落，中原文化随之衰落。中国整体上呈现东西对立的两个文化集团，西部有马家窑文化、东部有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等。这种状况持续到4300年前。

距今4300年以后，一直到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夏朝之际，今天意义上大一统的中国才出现，且再也没有衰落过，绵延至今——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

夏朝之后，无论经历外族入侵，还是内部王朝更替，大一统的中国为何没有如罗马帝国一样烟消云散呢？因为夏人找到了政治共同体生生不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其开国者大禹确立的大一统政治经济制度和政治教化原则，集中记录在后世称为“经”的《尚书·禹贡》和《尚书·洪范》中，并为历代所遵奉——1912年以前中国人求学入仕都是要读经的！今天报纸上强调“要在中央，事在四方”观念，也是来自《尚书·洪范》等篇。

所以数千年来，我们称自己脚下的土地是“禹迹”，称自己为“夏”或“华夏”。

您想一想，如果我们放弃经学，不再“怀揣六经走天下”，我们还是中国人吗？除了《六经》，还有什么能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主要黏合剂，使之生生不息于全球大争的新时代？单靠民国时期兴起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肯定不行，因为即使在大敌入侵之下，国民党政府也没有在大陆真正完成统一。

您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目共睹，过去一百年来，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将中国从一盘散沙的状态凝聚为强大的政治共同体。改革开放前，以人民为中心，阶级斗争话语体系居主导地位，得到了各个民族的赞同，新疆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儿去北京见毛主席，就是个生动的例证。

那么今天是不是要回到阶级斗争的话语体系中呢？我想回不去了。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才行，将马克思主义这个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黏合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老的黏合剂调合在一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果不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下去，同样会“死无葬身之地”！

经者，常也，经代表超越时空的普遍、有效真知；经者，精也，经是历代先贤萃取的中华文化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应该成为学界达成各种共识的前提。如果不要经学，认为“学好数理化，走遍世界都不怕”，恐怕还没走出国门，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消解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黏合剂，无论我们看起来多么强大，都只是14亿散沙——试观今日之学术思想界，简直人人异说。

从军事竞争的角度，专注于硬实力的最多只能成为“兵技巧家”（不是墨子那样的武器制作专家，真正的兵技巧家）。如果我们将兵阴阳家（它有不适应时代的糟粕部分，但仍值得参考）、兵权谋家，以及对人类和平、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分重要的兵形势家一并抛弃——这样，还谈什么“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

我们一定要立足于人类文明互鉴的普遍规律，历史地看待中国文化与马列主义的关系。中国文化和马列主义是相互激发、相互补充、相互丰富的，二者既不能截然对立，也不能互相取代。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在和印度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全盘接受印度诸宗教而不将重点引入的佛教中国化，或全面抛弃中国文化，那今日之中国还会存在吗？

想到胡适、蔡元培全盘西化，以西释中的学术范式，真让人担心。这种范式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只能将碎片化的中国文化名词口号化，比附马克思主义，这样做不是“美美与共”，而是21世纪的“新八股”、“新玄学”。

您强调变，强调权变，这当然重要。大禹时代经学创制时，怎么能和孔子整理时，汉宋诠释时一样呢？我们整理六经，也强调超越汉宋，超越西学，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时代不同了。但也不能忘记，除了“达权”，还要“守经”啊，古人强调“达权”也是为“守经”，因为经代表着从生活方式到政治教化的普遍、正确路线，是常道。

您说“科学技术知识在变，人文知识能不变？”人文知识当然会变！您看天主教到中美洲后就同当地文化结合了，甚至有火供，同欧洲天主教相比简直面目全非，这不就是变吗？但人家并没有抛弃农业时代的《圣经》啊，天主教无论怎么变化都还要守经。事实上，若《圣经》不要了，连最基本的西学观念都难以解释——比如其根深蒂固的性恶论，就同基督教原罪观念有关。

显而易见，奠定现代西方文明基础的观念多来自农业时代（工业革命18世纪后半叶才开始）。别说《大宪章》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是牛顿和亚当·斯密的观念也产生于农业社会，难道因为生活在信息时代、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就不学习、应用它们吗？

这次我在甘肃一个偏远小城，看到当地新华书店中竟有两个版本的《国富论》，这本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简直无孔不入。而对于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即使它很好地解决了公私、资币、政商间的矛盾，是经历数千年验证的经济学“真经”，国人也鲜有问津——这难道不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吗！

您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毛主席那里变成气魄大得多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废掉了‘体用’之分。”我也不赞成体用之分，甚至写成文章，主张“中体中用，中西互济”（参阅2016年我在新法家网站第二次编辑例会上发言《中体中用，中西互济》，收入《文脉寻根：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第二卷，华龄出版社2022年版），因为一个文明有机体内，体用是分不开的。但今天有多少人能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太多人只是“割断血脉，以西释中；指鹿为马，凭空虚造”，这极大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在这次甘肃临夏州的学术会上，我遇到两位专家，一位是研究羌族的人类学家，一位是研究先秦文学的大学老师。这位人类学家明明知道著名的《羌戈大战》不是西方那种基于神话的史诗，而是羌人现实社会生活中念诵的《吆猪经》，但还是要用史诗解释它，还取了个西方人好懂的名字《羌戈大战》；那位学先秦文学的老师明明知道《诗经》不是西方那种表达个人情感的文学，而是中国人长期坚持的“意识形态”，但还是要将它文学化——这不是指鹿为马又是什么？

问题就这样严重，不是我们用“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进步主义”所能概括的。总之，“大道泛兮，其可左右”，我们既要保守，又要创新。还是那句老话，在关系国运兴衰的学术路线上，全盘西化、以西释中是死路，返本开新、守正出新才是正途！

纸短情长，先写到这里——回头再向您汇报，祝一切好！

翟玉忠

2023年5月12日星期五

潘维教授评论原文：

整理“六经”，提炼对当今中国和世界有用的思想体系，是好事，是大好事。但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就未必是好事了。世界文化在剧变之中，因为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在剧烈变化，因为中美在激烈竞争生存。产生为时代任务服务的文化，是必然的。

人的认识从哪里来？从实践中来。时代一直在变，思想怎可能不变？在技术发展中，地球越来越小，世界各地人财物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思想怎么可能不相互交流，不相互促进，不在交流中变化？为什么变？因为现实之变需要思想认识之变。竞争日渐激烈，不进则退。跟不上近代技术和自然及社会科学，我国死无葬身之地。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动力。科学技术知识在变，人文知识能不变？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毛主席那里变成气魄大得多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废掉了“体用”之分。为什么？因为他坚持：“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仅在十年前还很难想象，中国共产党会宣称：自己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并在世界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此，百年党史仅分带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阶段。《宪法》第一条加上这么句话：“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一切语言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变，在与时俱进，而不是故步自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坚守原教旨，号称文化亘古不变，是国之自辱。所以，“三个代表”，第一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第二是代表“先进”文化。近代以来，中华语言文化剧烈变动，正是中华活力的显现，是我国人民学习能力的出色。

历史上，汉儒不同于孔学，宋儒不同于汉儒，更有佛教混入成脊骨之一，才有大中华绵延至今。哪国都有文化保守主义，不奇怪。但文化进步主义是站在时代进步一边的。文化开放包容，让世界在中国之中，让中华新文化在世界各地发生共鸣，中国才可能拥有世界。这比“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气魄大得多。

两千五百年前，怀揣“六经”，走遍天下都不怕。而今，“学好数理化，走遍世界都不怕”。两种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