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政治中，法是宇宙规律在人间的直接体现，这种自然法的思想不仅影响到了传统政府组织形式，也通过法国重农学派影响了现代西方政治经济体制。

西汉黄老政治的经典《黄帝四经》开篇就将《老子》的道法自然观念引入政治领域，提出“道生法”，并进一步解释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同为黄老学派的尹文子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治国依法犹如将纷繁的大千世界归为一（道），是最为简易有效的手段。《尹文子·大道上》上说：“以名稽虚实，以法定治乱，以简治烦惑，以易御险难。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

作为中国本土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思想，法家将法置于与道同样重要的地位。《韩非子·饰邪第十九 》将道法万全作为无为而治的基础。上面说：“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本治者名尊，本乱者名绝。凡智能明通，有以则行，无以则止。故智能单道，不可传于人。而道法万全，智能多失。夫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饰于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

韩非子告诉我们，先王把道作为常规，把法作为根本。法制严明，君主名位就尊贵；法制混乱，君主名位就丧失。凡智能高的人，有道理就行动，没有道理就停止。所以智能是偏道，不能传给所有人。道和法是万全的，而智能多有偏失。悬挂衡器才知道平不平，设置圆规才知道圆不圆，这是万全之道。因为明君能使百姓用道来管理自己，所以省力而有功。丢掉规矩单凭技巧，放弃法治单凭智慧，是使人迷惑混乱的办法。

《商君书·君臣第二十三》同样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指出明主的行为准则应该是：“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听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故国治而地广，兵强而主尊，此治之至也。”《管子·任法第四十五》也说：“法者不可不恒也，存亡治乱之所以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君臣上下贵贱皆发（通“法”，笔者注）焉，故曰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被马克思称为西方“政治经济学始鼻祖”的魁奈（1694~1774年），对中国古典政治体制崇拜有加，他指出，中国君主并不是西欧专横残暴的统治者，而是执行法定权力的政治家。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前言中，魁奈为中国政治家正名：“中国皇帝是专制君主，但这个名词适用于哪种含意呢？在我看来，好像我们欧洲人常对中国政府怀有一种不好的印象，但是我从有关中国的报告中得出结论，中国的制度系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弗朗索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4页）

作为法王路易十四的宫廷医师，魁奈不仅治病，还治国。著有《欧洲与中国》的英国学者赫德逊这样评价说：“他（指魁奈--笔者注）认为统治者的开明就在于认识‘自然秩序’的原则并制定符合这些原则的法律。当国王改革了立法，他就应该‘让法律去统治，而自己不做任何事’。”（转引自郑汉根：《东方有圣人--中国文化影响欧洲思想家》，线装书局，2008年，第37页）

“无为而治”正是中国道/法家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魁奈为何被称为“欧洲的孔子”呢？文史学者郑汉根解释说：“重农学派的思想到底源头在哪里？虽然魁奈及其弟子都主张其思想来自孔子，实际上，魁奈的这种看法，受到当时欧洲对中国文化的流行看法的影响。耶酥会士介绍到中国的文化，以所谓的儒家学说为主。而给欧洲人的印象就是，中国文化简直可以和孔子划等号。而任何从中国文化里获得的启发，于是都归到孔子的名下了。这无疑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当代英国哲学家克拉克说，魁奈的思想来源是《道德经》。而从该学派主张的‘自由放任’的原则看来，似乎能闻到更多老子思想的气息。法国人把老子的‘无为’翻译‘laissez-faire’（自由放任）。魁奈从有关中国的介绍里了解到的中国国情是，这个国家有着高度的组织性，政府很少干预经济生活。这接近老子的‘无为而治’。而‘自然法’的概念，更容易让人想象到是老子主张的‘道法自然’的另一种表述。”（郑汉根，《东方有圣人--中国文化影响欧洲思想家》，线装书局，2008年7月，第32页）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阴差阳错。西方人最早接触的是已儒化的中国，他们将中国文化等同于儒家并不奇怪。不过它不仅阻碍了西方人进一步学习中国文化，更重要的是影响到中国人自己汲取本土思想资源的能力。因为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的主体，外王的精髓是法家，而不是儒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儒家思想更多表现在教化层面。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