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致命问题是：学人多以中国文化为研究材料，生硬地将之塞入西方学术概念、理论框架。这类研究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历史的某些方面或许有益，却与修齐治平大道无关——表面上，专家们满嘴都在宣讲中国文化，有时慷慨至听者动容，实际却未言什么中国文化！真应了禅宗那句话：“终日吃饭没咬着一粒米，终日穿衣没挂着一丝纱。”看来这些先生们都大彻大悟了，说不定明天就会与鸡犬共升天堂，如高僧坐脱立亡。专家们多在西式大学里工作，总要符合（西方）学术范式吧！在此意义上我们还要理解人家，多一些宽容。但宽容也当有限度。对于从学术角度看很不严谨，甚至不负责任的论断，我们必须指出来，无论这些话自何方大老，听起来如何理直气壮。
1.中西学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在西方以理性（一般定义为符合逻辑的推理）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内，学习是为获得知识（技能），这没有什么错误。西方走出中世纪神学的禁锢后，理性和怀疑精神觉醒，西方现代知识体系在理性阳光的照耀下，喷薄而出。所以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宣布：以知识替代信仰！在中国，理性精神在三千年前，甚至更早已经主导中国精英的生活。所以在中国文化中，理性知识并不像西方一样是学习的目的，它只是学习的一个起点，学习的根本目的是成圣成贤，得大智慧！孔子将自己的修习之路一言以蔽之：下学而上达。他曾慨叹没有知音，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南朝皇侃疏云：“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我既学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达天命，天命有穷有通，故我不怨天也。”【1】荀子对于学习的目的讲得更为清楚。他指出学习要从做一个普通读书人开始，终极目的是成为圣贤。这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死而后已！他说：“学恶乎始？恶乎终？······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荀子·劝学第一》）千载之后，南宋大儒朱熹再次重复了荀子的学习观。他说：“则所谓学者，果何学也？盖始乎为士者，所以学而至乎圣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谓‘儒者之学’是也。盖伊川先生之言曰：今之学者有三，辞章之学也，训诂之学也，儒者之学也。欲通道，则舍儒者之学不可。尹侍讲所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学而至于圣人，亦不过尽为人之道而已。”【2】在《劝学》篇的末尾，荀子指出成圣成贤（成人）、完善德行的步骤及其境界，值得学人认真研读。他说：“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荀子告诉我们：君子知道仁义德行不彻底不纯粹是不能够称为完美的，所以诵读群书以求融会贯通，思考探索以求领会通晓，效法良师益友来实践它，去掉自己坏习气来持养它。使眼睛不合礼义的东西就不想看，使耳朵不合礼义的东西就不想听，使嘴巴不合礼义的东西就不想说，使脑子不合礼义的东西就不想思虑。等到极爱好礼义之时，就好像眼睛喜爱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耳朵喜欢宫、商、角、徵、羽五种音调，嘴巴喜欢甜、咸、酸、苦、辣五种味道，一心考虑如何有利天下。因此权势利禄不能够使他倾倒，人多势众不能够使他变心，整个天下不能够使他动摇。活着是这样，到死也这样，这就叫做道德操守。有了这样的道德操守，然后才能有定力；能够有定力，然后才能因应万变。能够既有定力，又能够因应万变，就叫“成人”。天显现出它的明亮，地显现出它的广阔，君子可贵之处则在于德行的完美。“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与佛学中的闻、思、修三大次第相似。而西方文化，至晚从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开始，对现象世界的贬低，对完美“理念”的追求，最终导致其世俗知识大体只到了“闻”和“思”的层次。“修”后来存在于基督教修道实践之中。这里的修，是修得超越理性的大智慧。中国先贤认为，各种理性知识本身就会产生认知上的偏见，即所谓的“蔽”，“解蔽”，消除认知偏见的唯一方法就是修心得道，成就圣人境界。《荀子·解蔽篇》对此层层论述，终归于清静心的养成。文中说： “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 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通悬）衡焉。”“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 理性是不完备的——从名学角度看西方逻辑本身就是不完备的。不仅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中也有清楚地表述。古印度著名经典《薄伽梵歌》中说：“感官游荡不定，思想围着它们转，就会剥夺智慧，犹如大风吹走船。”【3】巴坦加里《瑜珈经》中明确地指出：“这个特殊的真理，与聆听、研读经文或推论认知所获得的知识，是完全不一样的。”【4】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人不知圣贤之学的本来面目，将当代西方学术中的理性知识体系等同于中国学术中的身心智慧之学，令人痛心——此乃文化思想上的买椟而还珠，何其愚蠢！中国身心智慧之学超越西方理性知识体系，是人类文明的“牟尼宝珠”，古今多少圣贤为法忘躯，舍身求法——现代学人对其却充耳不闻、弃如敝履。儒学也成了纯粹的（西式）学术、哲学，甚至是宗教——至于儒学心法本身，近乎成为绝响。【5】
2.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 许多学者常常不自觉地将中国文化等同于儒家。我们考察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必须首先弄清楚中国文化的全体及其源流。历史上对中国知识体系及其载体书籍的大规模整理，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领导的国家校书。刘歆辑成政府新校本图书总目录《七略》，现存《汉书·艺文志》据此增删改撰而成，从中我们基本能看到中国文化的整体脉络。需要指出的是，刘氏父子和《汉书》的作者班固在汉朝“儒道互绌”（音chù，意为贬低）的学术背景中，都有崇儒的倾向，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写作。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们不妨假设——让推崇黄老道家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其编排肯定会大不同于《汉书·艺文志》，在评价儒家时，他们至少不会说儒家“于道最为高”之类的话吧。不管怎样，就目前我们能掌握的材料，《汉书·艺文志》仍然是最权威的，儒家在其中的地位昭然可见——儒家是源于西周王官学的诸子百家之一家，其根本不同于六艺之学（六艺不只是儒家经典，亦为百家之经典），也不同于孔子之学，尽管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且“宗师仲尼，以重其言”。《汉书·艺文志》按社会功用，依书而非依人（诸子），将中国典籍分为六大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其中西周王官学六艺类的地位最高，它们分别属易、书、诗、礼、乐、春秋。易与春秋由于孔子的编辑、阐发，才得以列入六艺。西周时，易类书籍并没有特别显著的学术地位，但《汉书·艺文志》却将言天道的易列为六艺之首，且评述百家时多引用孔子及《易经》之言。除了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类，荣列六艺的还有三类书——论语、孝经、小学。前两者皆为孔子之学，后者则为学童所学文字类书籍。清末王先谦（1842~1917年）在其《汉书补注》中解释说：“序六艺兼及《论语》以下诸书者，别《论语》于儒家，尊孔子也。侪《孝经》于六艺，尊其书也。”此论有失偏颇，他似乎没有看到孔子之学上承六艺，下启诸子，包含百家，博大精深的特点。1933年，章太炎先生（1869~1936年）在《儒家之利病》的演讲中就注意道：“孔子之门甚广大，非皆儒也，故云：‘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纵横家，子路任侠之士而又兼兵家。然儒家之有权谋者，亦仍本乎道家。”【6】唐君毅先生（1909~1978年）明确指出：孔子之学不能等同于儒家，是超越诸子的。他说：“大家要知道，在汉儒乃以孔子位居九流之上，儒家以孔子为宗师，但孔子上承六艺之学，下开诸子之学，其地位在一般之儒家之上。大家可以看看班固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对九流之学，皆引孔子或五经之言为证；便知当时人乃以孔子之道，兼通诸子之学。故当时人之尊崇孔子，乃尊崇孔子之上承六艺﹐下开诸子之承先启后的地位。”【7】唐先生在1974年初所著专论《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之形成》中，对孔子上承六艺，下开诸子的学术地位，有更为详细的论证。他引《史记·儒林列传》，证明孔子再传弟子，已经散为百家，比如田子方为道家、禽滑厘为墨家、吴起为兵家，三人皆是孔子著名弟子子夏的学生。司马迁写道：“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唐先生进一步指出：“此亦可证前文所说道、墨、法之流，皆后孔子而次第兴起。故孔子不特为孟子、荀子所推尊，即墨子非儒，亦说孔子之言，自有其‘当而不可易’者（《墨子·公孟篇》）。墨子只非儒家之礼乐，故责孔子之‘盛容修饰’‘弦歌鼓舞’。但墨子称诗书，尚仁义，明承孔子之教而来。故《淮南子要略》谓墨子乃初‘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而在道家之徒，如庄子之游心于天地之道，万物之初，自不以孔子所言之仁义礼乐自足。然他对孔子之人格德行之境界，则亦多推崇。如就《庄子》内篇而言，则如《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诸篇，对孔子与其弟子颜渊等之人格、德行之境界，皆倍加称道。庄子之学与颜回之学，明有相契应之处。唯在《庄子》外篇如《盗跖》《渔父》等，乃多贬抑孔子之语。然此诸篇，昔人皆已谓其非庄子所著。而外篇中如《秋水》《寓言》《达生》《田子方》等数篇，亦皆有尊崇孔子之语。至于在后之法家，如韩非，则其论政尚刑罚，固更显然异于儒者为政之重德化者。但韩非子于其《外储说》中，亦数次说到孔子亦不去刑之事。此固意在借孔子以自重。但亦同时证明在韩非子心目中，对孔子尚存敬意。《韩非子·五蠹篇》，谓“仲尼，天下圣人也，……鲁哀公，下主也，……而仲尼反为臣”。其意原是在证明仲尼之仁义，不敌鲁哀公之势，而成其贵权势之论。但其贬哀公为下主，称仲尼为圣人，亦正见其深心，未尝不尊崇孔子。要之，孔子后之道、法、墨诸家，以及其余先秦诸子之思想，自与孔子有所异。然对孔子之言行，则皆各有所称述。”【8】孔子之学涵盖百家，百家推重孔子。只有理解这一点，才会清楚何以将孔子之学列于诸子之前，六艺之后。马白非（不等于）马，被推重的孔子之学非孔学——儒家非孔学。为了让读者能够形象地认识儒家在中国知识体系中的位置，我们依《汉书·艺文志》，列下表：
| | | | |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 | | | | | | | | | | |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 | | | | | | | | | | |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 | | | | | | | 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 | | | | | | 数术者，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 | | | | | | |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 | | | |
战国以来，儒家即为显学。无论世人多么推重它，儒学都不过是诸子之一，远远不能代表中国文化全体。因为诸子百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不同，不是直接发端于私学（如古希腊诸先哲），而是流源于中央政府内的不同职守，诸子百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存在。所以九流之一的儒家同其他诸家，必然是相辅相成、相须为用的。
3.诸子百家的取与舍 《汉书·艺文志》认为，诸子百家相对于西周王官学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裔，衣服的边缘）。诸子百家源于六经，是六经的分化、细化和发展，由于六艺之学去古太远，真义难求。所以百家之说正好可补其不足，若能正确取舍，必得其大用。《汉书·艺文志》总述诸子十家：“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智究虑，以明其旨，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这里明确告诉我们，对于诸子九家（“诸子十家”中去除小说家），关键在于如何取舍，如何“舍短取长”。这里“长”，指诸子百家的中正思想，“短”则指的是诸子百家的极端派别。《汉书·艺文志》每一类的后论中表达得十分清楚，我们列表如下：
| | | |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 | 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 | |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 | 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 |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 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 |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 | 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 |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 | | |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 | 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 |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 | | |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 | | |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 | 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誖上下之序。 |
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学人在研究中国文化时无视诸家之所长、所短。研究政治经济，亦以为是儒家之所长——明明“君人南面之术”是道家所长，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础轻重之术存于黄老道家经典《管子》之中，怎能脱离道家谈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胡搞什么儒家经济学、政治儒学、儒家宪政······
孟子云：“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孟子·离娄下》）中国文化犹如一个有机体，各个部分不能机械地拆分代替。用儒家代替诸子百家，乃至六艺之学、孔子之学，太过荒唐！如果我们理解了儒家在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我们将会少走很多弯路。至少，那些师心自用、向壁虚造、混淆视听的理论不会再大行其道、横行霸道、胡说八道了!——这也是笔者作此文的初衷。 （摘自翟玉忠先生《文脉寻根：重新发现中国文化》，该书由华龄出版社2022年出版；购买作者签名版请加微信：zhai20050718）
注释： 【1】程树德：《论语集释》（三），中华书局，1990年，第1020页。 【2】同上，第3页。 【3】《薄伽梵歌》，黄宝生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0页。 【4】沙吉难陀：《巴坦加里的瑜珈经》，陈景圆译，安徽出版集团、黄山书社，2007年，第98页。 【5】参阅翟玉忠：《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6】《章太炎讲国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7】引自1974年12月24日唐君毅先生在孔圣堂中小学﹑孔圣会小学毕业典礼的讲词《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地位如何形成》。载《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8~322页。 【8】唐君毅：《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之形成》，收入《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9~290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