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8月27日下午，《文脉寻根：重新发现中国文化》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东城雪莲亮点文创园举行。会议由六经书院主办，华龄出版社、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协办。)

编者按：8月29日，六经书院工作会议在北京奥森举行。大《六经》工程总编辑翟玉忠老师作主旨报告，以下是报告全文。

近代思想家章太炎先生曾说：“‘六经’须作六类经书解，非六部之经书也”。（章太炎：《国学十八篇》，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页。）

理解“六经书院”也应作如是观。六经书院不是某个书院的专名，而是一种教化机构的类名。这种教化机构既不同于以理性知识为重心的西式学校和以信仰为核心的宗教，也不同于中国古代以儒家经典教育为主的书院。一言以蔽之，它是人类获得觉悟和智慧的体验店，其教学内容涵盖孔门四科——除六经（文学科）外，还包括德行、言语、政事三科。

一、六经书院，教以四科

六经书院不是儒家书院，而是四科书院。东汉大儒郑玄说：“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后汉书·郑玄传》）孔子教了一辈子学生，弟子三千，成果是什么？就是培养出四类卓越人才，除了世人熟知的传授经学的儒生，还有大量德行、言语、政事方面的杰出人才。

《论语·先进》上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北宋邢昺（昺，音bǐng——笔者注）解释说：“夫子门徒三千，达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惟举十人者，但言其翘楚者耳。”

我们要理解孔门四科，只看《论语》还不够，因为《论语》是语录体，多语焉不详。而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主体正是按孔门四科记叙，很详细，只是顺序略有不同。《仲尼弟子列传》言语在后，政事在前。其中记言语科子贡为救鲁游说诸侯最为详细，其纵横家之风跃然纸上，难怪被称为纵横家“鼻祖”——亦可证明后世纵横家衍生于孔门言语科。

“圣人无常师”，从孔子所尊敬的人身上，我们知道孔子乃集中国文化之大成，包含百家，哪里只是什么儒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所“严事”的人在周朝是老子；在卫国是蘧（蘧，音qú——笔者注）伯玉；在齐国是晏仲平；在楚国是老莱子；在郑国是子产；在鲁国是孟公绰。他也经常称颂臧文仲、柳下惠、铜鞮（鞮，音dī，古代的一种皮鞋——笔者注）伯华、介山子然。这些人思想倾向有黄老道家、法家、墨家，而没有一位是专事传经之儒——因为六经的整理编定始于孔子，儒家兴起自当在孔子之后。文中说：“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

要恢复中华文化的本来面目，我们不能再以儒解经，更不能以儒学经典为核心，而要重拾孔门四科大学问，让中国文化脱虚入实。否则复兴中华文化，会先天不足劳而无功——不修习言语、政事诸科，如同只有思想纲领而无行动指南，将永远无法落地，永远空疏下去。

套用郑玄的话说明六经书院的教学内容：“六经书院，教以四科”。

二、六经书院，为国立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西方坚船利炮的威胁，亡国灭种的大危机，腐朽空疏的宋明理学根本拿不出像样的富国强兵方案。1864年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写给恭亲王奕䜣的信中，对学人不知实务大为不满，还将武器制造等同于“身心性命”之学，这代表了中国精英的最初觉醒：“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无事则嗤外国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在一败再败，一辱再辱的刺激下，中国学人，特别是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采取了自我否定，自我异化的学术路线。这些人看到，相对于西方系统的学术，中国本土学术犹如一团乱麻，毫无头绪，难以收拾。

连思想保守的王国维都认识到了中国本土学术形式上的混乱。他在1903年的《哲学辨惑》中指出：“余非谓西洋哲学之必胜于中国，然吾国古书大率繁散而无纪，残缺而不完，虽有真理，不易寻绎，以视西洋哲学之系统灿然、步伐严整者，其形式上之孰优孰劣，固自不可掩也。”在王国维看来，中国哲学也要西学来拯救：“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王国维：《哲学辨惑》，收入《王国维散文》，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后来的胡适、冯友兰等，将这种思想进一步深化，以西方学术为普世真理，基本标尺，将中国固有的学术异化为他者，历史遗留的死材料（史料），结果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安身立命、安邦治国之本尽失，造成有“史”无“学”的局面。中国学术成为西方学术的附庸，直至今日，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工作举步维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陈壁生教授痛心地写道：“在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中，胡适等人倡导将中国古代思想、文献史料化而进行学科式的整理，除了文、史、哲之外，法学科有各种《中国法制史》，政治学系有各种《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教育系有《中国教育史》等等。这些学科都各有来自西方学科的‘学’，而回过头来整理中国古代‘史料’，形成本学科之‘史’。但是，这些‘史’已经失去对现实的价值……中国学术便会陷入有“史”无“学”的局面，而不能实现真正的突破与创造。”（陈壁生：《经学的瓦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6-107页。）

人无魂不立，国无学不立。痛心于近代以来学人自我否定、自我异化的恶果，过去20年，我们打破诸子百家界限，复兴中国古典政治学、中国古典经济学、中国古典逻辑学等，为国立学。回答了过去一百多年，面对西学冲击必须回答的历史问题——如何利用杂乱浩繁的典籍建构系统的中国本土学术？

因此，六经书院不似传统书院那样教授四书五经之类“书”，而要以孔门四科所涵盖的诸“学”为主。

三、六经书院，教化世界

为何牛顿经典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普世的，因为它们反映了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这种规律超越宗教、种族、党派边界。

中国文化法万物之自然，以天下万物为思考对象，反映了事物的宏观原则和普遍规律，所以它也是普世的，是超越宗教、种族、党派边界的。

历史上，中国是世界不同宗教信仰的汇集之地，但并未如西方世界那样矛盾冲突，众多宗教在中国长期和平共处，为何？因为在不同宗教信仰之上，中国还有道和礼的观念。比如人道之礼以最基本的社会分层（人伦）为出发点，任何普通社会人都不能脱离夫妇、父（母）子、上下（级）之关系。如同人不能离开空气一样，无论你是什么族群，信仰什么宗教、属于什么党派，都离不开人伦社会——人伦和谐了，整个社会自然就和谐了。

中国先哲主张民为神主（鬼神依民而行），神不胜道，道在帝先。《老子·第六十章》甚至说：“以道莅（治理——笔者注）天下，其鬼不神。”为何这样？《韩非子·解老》指出，人生病时就尊重医生，遇有祸患时就害怕鬼神。圣人在上，民众欲望就少；民众欲望少，血气就通畅，举动就合理。举动合理，祸害就少。体内没有痤疽等疾病的危害，身外没有刑罚诛戮的祸患，这样人就会把鬼神看得很轻。所以《老子》说：按照正确路线治理天下，鬼神也就不灵了。“人处疾则贵医，有祸则畏鬼。圣人在上，则民少欲；民少欲，则血气治而举动理；举动理则少祸害。夫内无痤疽瘅痔之害，而外无刑罚法诛之祸者，其轻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超越以神为本，走向以人为本，一切从人的角度出发。夏商周三代即使言天、帝，通常也没有舍离人事，这是中国文化普世性的基础。

我们在生活中强调德行、智慧、安乐三位一体；在教化中强调宗经、征圣、原道三位一体；在学术中强调内外（天人）、古今、中西三位一体——在外用中讲道德，在做事中学做人，所以内外一体；把握事物因革损益的基本发展规律，所以古今一体；通晓中西数千年交流互鉴的过程，所以中西一体。

在三个“三位一体”的基础上，将六经书院打造成修习孔门四科、收获智慧之学的体验店。以此为平台，教化世界，觉悟世界，改造世界——这是我们建立六经书院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