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2年1月15日上午，“新法家网站暨大《六经》工程2022年第一次编辑例会”在线上举行。翟玉忠先生在会上作了主旨讲演。以下是讲演全文—— 大《六经》工程简体，繁体和英文版已正式上线，这是我们学术研究的重要转折点。我们将用一年的时间完成基本文献的录入，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大《六经》的现代阐释工作。 大《六经》工程意味着我们将以孔子所传四科之学为基础，全面彻底地展开对原生中华文化的整理工作——这是孔子删述六经以来，从没有过的历史性事件。 回想2001年2月自己辞去稳定的工作，离开家乡来北京寻找宇宙人生大道，迄今已经21年。这21年是一次备尝艰辛而激动人心的学术远征！ 我和同道者们翻越了三座大山，最后抵达了2500年前轴心时代中华原文明的高峰，看到了中华文化智慧、安乐、德行三位一体，内养外用不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的普世大道，并以“孔门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经学）的形式，奉献全世界！ 翻越近代西学、宋明理学、两汉经学的大山太难了，我们披荆斩棘，历尽磨难，遍体鳞伤地走了过来。中途我们看到太多的学者，游魂般生活在西学、理学、经学的阴冷森林里，一生都不能出来。 借这个机会，汇报一下我们翻越上述三座学术大山的经历，不仅是给历史一个交待，也希望那些游魂听到，不畏牺牲、勇敢地走向光芒万丈的中华文化！ 第一座必须翻越的大山是近代西方学术，具体地说是大学中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学术。我们从孩童时代入学到大学毕业，乃至读博士成博导，必须进入这座大山。近代学术形成于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时代，面对中国这类非西方世界，西方人的主导思想是“以西释中”、“西是中非”。结果现代学人只会讲西学意义中的世界，而不能讲清楚历史和现实的中国。 比如我们说自己是“中国人”，无论是“中国”还是“人”，受过现代教育的国人都是从西方意义上理解的。他们将中国理解为一个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人则理解为宇宙中渺小的灵长类动物，信仰了基督教的，还会说自己是上帝的仆人；传统上我们将“中国”理解为以普世文化（人伦礼义）为标准的天下，“人”则理解为与天地并列、参与天地运行变化的最高存在。而中国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已经被“以西释中”、“西是中非”的西学逻辑屏蔽。我们讲的“中国人”，实际是在说西方的“Chinese”。 从民主观念到人性善恶，我们的全部意义世界都是西方的，对应的则是西方文字——这就是中国话语权旁落，软实力疲弱的根本原因，用西方的“名”，解释迥异的中国之“实”，名实怎能不混乱！ 早在196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博士就建议，不要用希腊拉丁词根来描述中国，而最好使用“中国形式”。包括中国学界在内，似乎没有一个人回应过这个问题。他写道：“我也不喜欢把‘自治的’一词应用于（中国）乡村社区，因为我认为它只是在非常确定的界限内才符合实际。事实上我们急需发展一些全新的专业名词。我们这里所要说明的社会状况是鲜为西方人所知的，而在创造这些新的专业词汇时，我建议最好使用中国形式，不要继续坚持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词根来描述非常不同的社会。”【1】 李约瑟博士不会想到，以西方概念解析中国文化和现实，竟会在中国成为基本学术范式。 我们必须回归中国的意义世界，以及基于此意义之上的话语体系。否则，中国学人一生困在西方学术的庐山之中，永远不会认识中国以及从中国的视角看世界。今日中国学界之蒙昧，可以套用唐代高僧黄檗希运禅师的一句话：“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中国学者：“终日言说，未曾吐一句中国话！” 我们是如何翻越西方资本主义学术这座大山的？关键是坚持“中体中用，中西互济”这条学术路线不动摇，将中国古典学术体系内在的逻辑性和统一性全盘托出，彻底打碎了西方人眼中中国只有思想碎片，没有系统学术理论的判断。 中国不仅有自己的学术体系，且整体上更为完备。因为诸子百家相辅相成，相须为用，内圣智慧和外在事功合一，而西方宗教信仰和科学技术则长期处于巨大张力之中——西学各学科不断分化、细化，呈碎片化趋势。 第二座必须翻越的大山是宋明理学。两千年前佛教进入中国沿两条路线演进：一是佛教自身的中国化。二是中国文化的佛教化，催生了宋明理学。 表面上宋明理学激烈反对佛教，本质上它是佛教化的儒学，用佛教的个人启示取代了中国内外兼修，积善成德的生活方式。难怪清代大儒颜元批评朱熹：“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2】 宋明理学如何将中国文化佛教化的呢？首先是学习佛教判教将诸子之学异端化，结果“先王经世之术”【3】百家之学，包括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理论到实践层面被丢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理学独尊”，理学家成为道统化身！然后通过“颠倒本末，混淆内外”的方法，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将中国文化佛教化——其桥梁中国化的禅宗。 从二程和朱熹开始，理学家就特别看重《大学》《中庸》，认为二者是圣人口耳相传的大法，初学者掌握真理的门径。朱熹《大学章句》认为，只有《大学》告诉学人修行的次第：“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正是在修行次第上，宋明理学家颠倒了本末。大学三纲“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成了本，“止于至善”成了末。因为按照禅宗理论，认得妄心，识得本心是基础。禅宗五祖弘忍大师说过：“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4】 所以朱熹也在中国文化中“制造”出妄心和本心，即人欲和明德，有时也称人心或道心。《大学章句》解释“明德”时，彻底背离了“明明德（行）于天下”的《大学》本义，将平天下的实际事功转化为个人修养，“明德”成为本心，“本体之明”。文中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 对于《中庸》，朱熹背离古人“心是谓中”的观念，将“中”解释为行为上的不偏不倚，混淆了内外。 “中庸”的意思如黄老之心术，讲用心之道，心之用。《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中庸章句》题解认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并进一步解释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这简直是时空穿越的小说，因为子思死时，孟子尚末出生！ 过去几年来，我和付金才老师合作，写了大量文章，欲正本末、明内外，将宋明理学“颠倒本末，混淆内外”的错误修正过来。特别是正在出版的《道不可离——重新发现<大学><中庸>本义》一书，详细阐述了这个问题。 今天学人一言中国文化就是理学化、佛学化的儒学。不仅普通百姓不能区分理学、儒学、孔学、经学的关系，一般学者也不能区分——这是宋明理学家、明末耶稣会士、清末民初中国学者、解放后港台新儒家和改革开放后大陆新儒家用以突出中国性，否定中国文化普世性的共同“制造”。【5】 这种用以指称中国文化的“儒学”在学理上排斥诸子，排斥外在事功，是宋以后国运衰弱的思想根源，这不是小问题，是关系国运的大问题——这座大山不跨过去，会有亡国的危险！ 第三座必须翻越的大山是两汉经学。在中国文化史上，没有一件事如汉武帝听从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一样，影响长达两千年之久。贬斥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以孔子整理的六经作为国家指导思想，锚定了中华文明的性格，塑造着国家政治、个人伦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直到民国初年。蒙文通先生作于20世纪40年代的《论经学遗稿三篇》说：“由秦汉至明清，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虽二千年学术屡有变化，派别因之亦多，然皆不过阐发之方面不同，而中心则莫之能异。其力量之宏伟、影响之深广，远非子、史、文艺可与抗衡。”【6】 汉武帝的文化政策是成功的，亦有沉重代价。一是“表彰六经”，经学成为利禄之途后，经学迅速僵化、繁琐化和玄学化。两汉儒学的发展历程也是儒学不断方士化的过程，董仲舒已将阴阳五行同灾异感应之说联系起来，到东汉，谶纬之学大兴，搞得经学乌烟瘴气。经学成为仕进一途后，为捍卫自己的利益地盘，经学家株守家法、师法，包括西汉末年反对古文经学，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东汉王充不禁感叹：“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指追随某一学派有了点名气——笔者注），趋为师教授，及时早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即根荄，犹言根本——笔者注）。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7】 二是“罢黜百家”导致经学与子学的有机联系断裂。西汉东平思王刘宇（？~公元前21年）上书朝廷，请求诸子百家图书。大将军王凤对皇帝说“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8】反对将这类书给东平思王，可见时人已将经学与子学对立起来。 经学失去子学之流，必成为一潭死水，直到今天，仍然是这样。比如儒者多言禅让制，而不知禅让制本质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选举制度，后来发展为秦汉发达的社会功勋制（功次制度）。因为那是法家的主张，所以儒家要反对。如果我们不从社会功勋制角度理解禅让制，那么禅让制只能作为神话存在，更别谈用它来解释21世纪中国选举制度了！ 可以说，正是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政策，埋下了经学僵化，后来成为僵尸的祸根！ 当代学人所做的，就是用西方专科学术埋葬这具“僵尸”。名曰“整理国故”，结果今人已经连经学的面目都不识了。因为“经学僵尸”已成尸块。经学就是经学，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选举制度同时决定了中国人成圣成贤的人生理想，哪能将经学进一步肢解为哲学、史学、文字学之类。蒙文通先生大声呼吁：“自清末改制以来，昔学校之经学一科遂分裂而入于数科，以《易》入哲学，《诗》入文学，《尚书》、《春秋》、《礼》入史学，原本宏伟独特之经学遂至若存若亡，殆妄以西方学术之分类衡量中国学术，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之故也。经学即是经学，本自为一整体，自有其对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为后来文化之指导者也。”【9】 我们搞大《六经》工程，不能追随五花八门的“新儒家”，罢黜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独尊理学或儒术，而是要“会通经子，表彰六经”，回归中国文化的大本大源，大经大法——那是中华魂，中国人安身立命、安邦治国的根本！亡经学就是亡文化、亡天下！ 还我文化山河，回归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必须翻越阻碍中国文化返本开新、守正出新的三座大山！ 过去20年来，我们过五关斩六将，降魔捉怪，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后才胜利登上了轴心时代中华原生文明的峰巅——以“孔门四科”为纲领的中华文化！ 诸位，这次我们重新整理中国文化与周代面临社会大失序（礼崩乐坏）的孔子不同。首先，孔子是以西周王官学诗、书、礼、乐四术为核心整理中华文化的，我们则 以“孔门四科”为核心。 不过孔子并不是以“孔门四科”教学生，它还是以西周王官学传统的“四术”为主要教学内容。《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礼记·王制》说：“乐正（大司乐，相当于古代大学校长——笔者注）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正是从诗、书、礼、乐中，孔子教出了德行、政事、言语、文学（经学）这四类特长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之为“异能之士”），后来演化为诸子百家。所以我们按“孔门四科”整理公元前500年前后的中国文化，才能做到“纲举目张”！ 其次，孔子有明确的理想标杆，他说：“周监（通“鉴”，借鉴——笔者注）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0】周代度集夏、商两代之大成，所以孔子尊周礼。孔子上下求索，周游列国，力图恢复周朝那样和谐统一的社会秩序（礼义王道），让人民安居乐业，这是他极伟大之处。我们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东方，要在不失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开放地学习西方，择善而从，所以关键是“明东西”。融入世界，世界才会认可中国文化内在的普世性——光返本而不能开新，如同闭门造车！ 也因此，孔子基本上采取“述而不作”的整理方针。但我们不同，面对西方系统化专科学术，我们必须“既述又作”。比如经学，在民智大开的时代，必须牢牢抓住经学作为“先王经世之迹”【11】本具的大众性、实用性、世界性特征，用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重新阐释。经学是古帝王的治国档案，如同今天的政府公文，怎会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经学是小众的无用之学？它面对当时的大众和天下，必有其实用价值。经学重要，是因为我们可以将之作为榜样、模板，解释过去指导未来——经学是中国文化的DNA，中国历史和现实不过是经学的复制和表达。我们忽视甚至否定经学，实际上是剪断了联结历史和现实的文化脐带！ 再比如位列“孔门四科”言语科的名学，今天主要保存在墨家和名家中，要想使中国“专科”学术更为系统化，就不能不作，打破古人以书分类的诸子界线，将二科中相关内容合而为一。 事实上，孔子是“述中有作”的，否则，西周王官学四术，如何增加了《春秋》和《易经》，变成了新王官学六经？所以钱穆先生说：“孔子《春秋》是一部亦子亦史的经，也可以说是一部亦经亦史之子。”【12】这很有见地。《春秋》亦经亦子，《易经》也是亦经亦子——那些将经子对立的观点是错误的！ 会通经子、会通诸经、会通诸子，以“孔门四科”为中心，增续六经、再造中学，让中国文化成为完璧，奉献21世纪急需新思想资源的中国与世界，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它注定成为人类史上最富传奇的学术远征之一。 我们已经坚持了20年，未来之路仍依旧漫长而艰辛，但没人能阻止内圣外王一贯的普世大道升起在21世纪东方地平线上！ 在世俗性全球化大转型的时代，这一古老而崭新的文明范式必将照耀全世界！
注释： 【1】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徐汝庄译，载《自然杂志》1990年12期。 【2】颜元：《朱子语类评》。 【3】《史微·卷一·百家》。 【4】《坛经·行由品第一》。 【5】参阅詹启华（Lionel M. Jensen）：《制造儒家：中国传统与全球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6】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三篇》，收入《经学抉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7】《论衡·正说篇》。 【8】《汉书卷八十•宣元六王传第五十》。 【9】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三篇》，收入《经学抉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10】《论语·八佾篇》。 【11】《史微·卷一·百家》。 【12】钱穆：《孔子与春秋》，收入《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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